作者：滕朝阳
一名患者在哈尔滨某医院住院66天，花去550万元，舆论惊呼其为“天价医药费”。然则，这一案件还悬而未决，深圳的一起天价医药费事件又浮出水面。综合本报昨日报道及其他媒体报道，患者诸少侠在深圳某医院住院119天后病故，医疗费用92多万元，再加上医院推荐家属自费购买的药品费用，总费用高达120多万元。
比较一下南北两个发生的天价医药费事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哈尔滨的事件中，账单显示患者一天的输液量将近一吨；深圳的事件中，账单显示某一天对患者进行过26次抽血纪录，还有某一天对患者进行抢救60次、59次成功的纪录。哈尔滨的事件中，对患者禁用的药物“珍怡”每天都有使用的记录；在深圳的事件中，对患者过敏的头孢类药物，在119天治疗中共使用265支。在哈尔滨的事件中，患者8月6日去世，但8月9日还有化验单；深圳的事件中，患者病故已进殡仪馆，但家属还收到15页收费单……
这两个案例暴露出来的问题，实在使人触目惊心。一些医院的乱收费到了何等地步！一些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白衣天使堕落到了何等地步！在另一面，那些掏不起天价医药费看不起病的民众是何等可怜！那些明知医院乱收费却无力抗争的民众是何等悲愤！
不合理收费乃至乱收费，难道仅仅是发生在哈尔滨与深圳两地两家医院的个别事件或偶然事件吗？人民群众对看病难、看病贵困难的强烈呼吁，难道不是由来已久吗？权威研究机构不是得出了医改“基本不成功”的结论吗？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可曾见到有关部门回应舆情的积极举措？可曾见到有关部门自称有效的举措的客观效果？可曾见到有关部门提出医改的清晰思路并交付民众讨论？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人们就难以看到天价医药费现象终结的希望，更难以看到医药乱收费现象终结的希望——在本质上，前者不过是后者的极端体现。这种观感，正与人们对医院的“红包”、回扣现象虽经多年治理至今阴魂不散相同。
天价医药费案件出来以后，不查处是不行的，但行动仅停留于个案查处也是不够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方案，只能成为解决同一类问题的起点，而不能成为改革者苟且偷安的理由。在改革处于攻坚的年代，破解如医改一类的难题，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倘若真正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攻坚的思路和办法便不难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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