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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岁末点评:盛世中国的年度关键词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19日18:53 新周刊

  文 肖锋

  迫不急待的盘点让年关气氛提前到来。2004年圣诞后的那场海啸让所有盘点者大跌眼镜。纷繁世界,各家开始盘点自己关注的那些人或事。每年必有“大词”,它们深度撞击和搅动着我们的生活。

  联想·中海油·神六

  神六升空。有人参拜靖国神社,有人重提中国威胁。中国须提防那些叶公好龙的西方人。

  “因为中国,我看到了亚洲的希望!”这是81岁的老布什再次来华时说的第一句话。“中国强大了,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他的第二句话代表了美国政界的主流思维。中美对话中,“中国威胁”正被“中国责任”所取代。

  2005,中国继续动摇美国世界第一消费国的地位。中国 移动用户突破3亿,世界第一。钢材消耗量是美国两倍,水泥消耗量是全球一半。中国的

汉堡包销量甚至超过了美国。西方人不敢想象中国人像美国人那样消耗地球的汽油。

  新一波“中国威胁论”威胁中国。美国鹰派认为:中国太穷不可以,因为穷会造成美国的负担;中国太富也不可以,因为这同样会造成美国的负担。所谓“模糊性战略”是既合作又遏制或在合作中遏制。五角大楼的《中国军力报告》每年都忘不了适时敲打一下中国。美国继续坐收两岸及中日争执的渔翁之利。“围堵与突围”构成中美外交双旋律。2005,中国注定进入新的被挑战年。人民币汇率被说成美国经济不振的元凶,而侵害美国知识产权被高估至2000亿美元。

  2005,中国继续如新晋明星般受到海外媒体热捧。chinese dragon(中国龙)等字样成了热词。《时代》周刊做了“中国新革命”专题,《纽约时报》文章的标题居然用了中文。然而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贸易争端上,西方媒体却不会帮中国什么忙。

  联想并购IBM电脑部一案终获批准,据柳传志称是因为动用了老布什、福特总统在内的“豪华游说团”之故。并购消息即出,IBM股价升,联想股价跌。新联想迈出了“走出去”的重要一步,而老IBM则丢掉了一个长期亏损的包袱。中海油“走出去”战略则遭遇了美国众议院这只拦路虎,该院通过的法案称“中海油并购联合石油公司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在美国社会,民意测验结果显示73%的民众反对中海油并购案。这其中西方媒体起到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中方告诫中美应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但政治却永远会拿经济问题当筹码。

  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告诉法国商人,“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买一架空客A380”。西方人一边尽情享受低价的中国货、一边把产业转移的阵痛归咎于中国。8亿件衬衫和一架空中客车的等式后面,蕴含着巨大的不平衡。中国处于产业链低端就不得不承受“盘剥”。中国企业支付的专利费,要比赚取的加工费高得多。

  神六的升空超强提升了中国这个词的技术含量。成功着陆的当天小泉参拜了靖国神社。此举被看作是个挑衅信号。这位日本首相反辩道,中国人为何对死人都不放过?在民族感情上中国人的表现其实要大度得多。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广州演讲时明确表示“抵制日货很愚蠢”,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享受人生”,包括享受好产品。更有知识界朱大可等人,批评愤青们对章子怡《艺伎回忆录》“裸演”的指责是“无知”。

  日本的挑衅被看作对中国崛起的过度焦虑。日本《经济学人》承认,中国市场孕育出比丰田汽车和松下电器更强大的企业是理所当然的。世行等国际机构预测在2012年左右,中国的人口和GDP都将占世界的16%——这正是今天日本占世界GDP的份额。中国上去了,日本必然要下来。欧美的经济学家常常把日本说成是“辉煌不再的国家”。日本国内极右势力屡屡滋事也就理所当然了。

  中国人的底气源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培育是否得力。在给广东官员的报告上,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指出:未来的企业之争、国家之争就是IPR(知识产权)之争,没有核心IPR的国家,永远不会成为工业强国。华为提出“向拉宾学习,以土地换和平”,将西方的竞争对手都称为“友商”。通过合作取得共赢,“和而不同”,共生共长。这种典型的东方智慧使华为在高端技术市场上分了西方一杯羹。

  美国一家国家研究中心Pew Global Attitudes采访了中美等16个国家的17000名公民后得出结论:国际上对中国的正面评价超过了美国,甚至连美国的欧洲盟友如英、法、德亦如此评价。乐观评论认为,2005中欧开始了漫长的蜜月期。

  “和而不同”正成为执政党的政治智慧。今年10月,河北香河迎来了包括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内的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一个细节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格林斯潘一起步入会场时,都先后停下脚步,让格老先走。这种谦虚和学习的姿态,表明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气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照搬西方,按别人的步伐和节奏跳舞。

  油荒·十一五·和谐社会

  和谐之道,在于和而不同。先公开,再公平,才能做到公正。

  中国的爆炸式需求震惊了世界。曾放言“谁来养活中国”、“谁来供应中国”的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R·布朗今年又发表了《从中国吸取教训》。他对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模式提出了新的质疑,认为“如果美国之梦在中国实现,将可能是全球的噩梦”。布朗呼吁中国转变经济模式。他开出的解决方案是节能产业、油电混合汽车和风力发电。事实上,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确成为“十一五”的关键词。

  新出炉的《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警示,中国能源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在提倡节约型社会的口号下,北京宾馆夏天制冷不能低于26℃,商场冬天供热不能高于22℃。各大小煤矿则在能源短缺的咒语和利益驱使下加班加点,导致矿难频发。

  今年“十一”长假刚过,广东各加油站突然排起了长龙,“今日无油”、“97号断货”。广东油荒让刚刚步入汽车时代的中产们惊呼“油荒真的来了?”油荒事件固然与国际大背景有关,但更多的是国内垄断集团利用国内外差价将油倒到国际市场谋利,有蓄意控制供应恶意制造事件之嫌。业内人士分析,这是利益集团独特的“院外游说”方式,向国家发改委施压以达到提价之目的。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最后只好找广东下手。中国问题解决之道历来是“把事情搞大”,只有引起足够重视才能得到解决。

  “和谐社会”是今年执政党的第一关键词。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提醒说,利益集团对中国公共政策的操纵将扭曲改革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人均财富增加了六七倍,但人们的满足感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倒退。因此,打造和谐社会成为一个好听但异常艰巨的课题。

  改革开放第27个年头,一些旧有城市制度寿终正寝。11省将试行废除歧视性的城乡户籍制度。城市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方式直接导致了孙志刚式悲剧的发生。制度的改变总是以生命为代价。同为中国人,农村人口的人均寿命比城市整整少12年。

  现阶段社会阶层结构并未有所改善:呈现一个底层过大、中层过小的“葱头”型,更有人指是“葫芦”型或“金字塔”型。而理想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纺锤”型。表明贫富不均的基尼系数继续超过国际警戒线。减低贫富不均的所得税沦为“工薪者税”。在新个税报告上,高校教师荣升为高收入群体。被质疑的是,公务员为何不算高收入群体?今年11月底的中央机构公务员招考与录取比例达到50:1,像财政部、人事部、国家体育总局这样的热门部更高达200:1。而改革开放之初,深圳曾流行这样的父母训导:“再不好好学习,长大只能当干部!”

  理论界终于承认,二十多年来中国在教育等公共政策领域的改革基本失败。社会上将教育、医疗和住房并称为“新三座大山”。山西沁源货车碾死21师生案折射出学校场地匮乏的窘况。而一位甘肃民办教师45元月薪还被拖欠一年半则是另一种窘况。农民间流传“新读书无用论”:“念也考不上,考得上也供不起,供得起也找不着工作。”贫家子弟无钱上学导致的自杀事件屡有发生。针对神六宇航员的苦出身,网民们建议应把所有体育彩票改成科教彩票,资助那些农村才俊。否则中国的这个第一资源将变成第一包袱。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退休前“放了一炮”,称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有些收费是地方政府“硬逼”学校收的。但这并不能为学校开脱。高校学费5年涨了5倍。教育部门不能一边吃着国家皇粮,一边向学生高收费,“两头占便宜”。在英国《泰晤士报》的“2005全球大学排行榜”上,北大跃升至第15位而成亚洲第一。网民评之为“用钱堆出来的”,中国的名牌大学都快成了公立贵族学校。

  学校教书育人,医院治病救人。如果这两个领域“一切向钱看”了,社会道德底线必将失守。而缺乏道德底线的社会任何改革也难以推进。

  经济学家·撤股·慈善

  官员从煤矿撤股,经济学家从企业撤股。创富行为应该摊在阳光下。

  尽管丁学良后来澄清说,他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被误读成“国内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但这位香港学者的“5个论”还是掀起一场持续声讨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轩然大波。这种误读恰恰真实地反映出民众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强烈不满。

  9月科龙前董事长顾雏军被捕,为去年“郎顾之争”画下句号。郎的胜出给主流经济学家当头一棒。在舆论的持续炮轰下,主流经济学家的公众信誉跌至低谷。网上题为“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的调查,香港学者郎咸平得31%票位居榜首,内地最具名望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仅以19.8%位居第二,其他著名经济学者如厉以宁、张维迎、樊纲等人的认同率甚至不到10%。

  据媒体披露:一流经济学家的年收入过百万元,二流的经济学家年收入也在60万元,这些收入来自于稿费、讲课费、咨询费、项目费及利益集团服务费(如以独董的身份)等许多方面。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本无可厚非,作为一种职业拿人钱财就得替人说话,只是媒体上发言时需注明是广告并支付必要的广告费。而作为学者或公共知识分子发言时就应讲良知和公共利益。

  面对批评甚至批判,主流经济学家选择保持沉默。有人呼吁,经济学家要像官员一样从企业“撤股”——政府勒令4578名官员从煤矿企业撤股,腐败和疏于管理每年导致数千名矿工丧生。

  经济领域的腐败和疏于管理则导致人民财富的巨额损失。成思危指明,A股公司中仅30%具有投资价值。媒体打出“远离股市,远离毒品”的标题,劝股民不能“将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套牢之中”。放眼股市,“九个半赔、半个平或赚”。股市4年来蒸发掉的1.4万亿元哪里去了?7000万股民如果对股市抱不信任态度,那将是这个国家巨大的信任危机。

  教育、医疗等公共政策改革的失败,经济学家难辞其咎。那房价呢?假如你听信了经济学家预测,观望等待房价下跌,到2005年年底,你要多付出10%甚至更多。“这只能怪他们蠢”,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说。易在报刊、网络上广泛流传的那句话是“上海房价下降50%,北京房价下降30%”。这又一次验证“经济学家是靠不住的”的说法。

  上海的“顶级奢侈品展”3天成交2.5亿元。“国际五大”之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发布题为《中国:新的奢华风潮》报告,称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目前排在日美之后列第三。该报告预测,中国奢侈品消费群体到2010年将从现在的二三千万猛增到2.5亿人。这印证了那句老话“中国人是天生的奢侈品爱好者”。西方人不解的是,中国人狂购西方奢侈品却对背后的文化丝毫不感兴趣。唯一的解释是,中国第一代暴发户还未来得及在文化上作积累。Cucci的CEO来华考察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中国人的奢侈狂热症,难道还有比消费能力更有说服力的吗?答案是虚荣心。

  胡润2005富豪榜将首富的身价拉高至150亿元。中国前400名富豪的最低门槛是身价5亿元,这其中当然不包括大发能源财的矿主们。山西煤老板一次性狂购20辆悍马和用整车现钱到京城购房的传闻屡屡见诸报端。一切炫耀都在低调中进行,中国富人在一片仇富声讨中都学乖了。研究“婚外性”的学者得出结论,中国式“婚外性”有显示个人社会地位的性质,属“炫耀性消费”的一种。“你有小秘吗?”成为老板们酒桌上悄悄夸耀的谈资。

  庆祝自己50岁生日时,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英国伦敦宣布将“捐出所有个人财产”。大陆传媒大肆报道这条消息的意图,是暗示中国富人应该学习盖茨好榜样。盖茨说,巨额财富对他本人来讲,“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这位爱坐经济舱、喜欢打折商品的世界首富在回答“现在最需要抓住的是什么”时说,“恕我直言,是行善”。

  中国富人远未到盖茨的境界,“富豪榜”与“纳税榜”的倒挂,让人有类似感慨。学者说这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报纸上则管这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宗教归属感不太强,中国现阶段甚至缺乏一个教人行善的主流价值观。那么,富人的悖论是:在缺少一个主流价值体系的国家,我行善又为的是什么呢?

  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出席2005年长江商学院MBA毕业典礼时念出如下字句:“我相信强者特别要学习聆听弱者无声的呐喊;没有怜悯心的强者,不外是个庸俗匹夫。”

  芙蓉姐姐·超女·反主流

  超女将时代秀推向年度巅峰。有评论员嗅出了别的味道,民主从娱乐开始。

  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指出,未来能够颠覆这个世界秩序的,只有互联网。

  鼠标颠覆这个水泥世界首先从改变人们价值观开始。经过周星驰的电影“大话”、木子美的情色博客和芙蓉姐姐的S形身段,我们被告知,道德观、审美观这些看似天经地义的东西是可以颠覆的。从王朔顽主们的政治反讽,到周星驰的大话,再到S造型芙蓉姐姐,贱客们实践着一轮又一轮反潮流浪潮。“我是流氓我怕谁”,“我的身段让每个男人喷血”,“我贱故我在”。各路领军人物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反主流”。今天的网络恰似“文革”时期的天安门广场,反潮流者是主角,反潮流才是主流。

  新浪搞的“博客大赛”掀起新一轮交朋友浪潮。该网站将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各界名流搜罗至麾下,让他们写博。目的是拉近名人与网民的距离。像冯骥才、余秋雨等老派文人都忙着在网上敞开心扉。名人的知名度不再是售书量而是点击率。

  早期QQ式聊天不外“你是谁、在哪儿、男的女的”之类无聊式沟通,今年正被视频网聊所取代。如果简单视频网聊还嫌不过瘾,你可以选择裸聊。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进行网络裸聊的用户达200万之众。据开发视频通讯的263网站介绍,每天都会有数万用户注册。玩这类新式网聊者甘愿为“家庭成员”即同一聊天室会员展现舞姿或身段,甚至包括裸体。

  芙蓉姐姐的S形身段充其量只是搅动一亿网民的眼球,而湖南卫视的超女们则搅动了三亿电视观众的眼球。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总决赛”与央视“春晚”收视率平起平坐,而其800万的短信投票量更是央视“梦想中国”望尘莫及。央视王牌李咏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抗击,因为央视“主流意识”定位锁定了它不可能搞网络时代的娱乐节目。所以只能发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感慨。

  3000万短信收入、上亿广告收入,让中国电信和湖南电广传媒成了超女大赢家,赞助商蒙牛的销售额因此翻了几番。娱乐经济的商业价值被发挥到极致。在超女这个现代媒体奇观中,每位参与者都能分到一杯羹。某国际名表请李宇春代言“就是看中她的叛逆”。“超女”甚至被狡诈的商家注册为性用品商标。

  海外媒体和国内评论家从超女身上嗅出民主的味道。伴随超女诞生了两个新词:海选和PK。“先海选后PK”成为今后中国闹选举可参照的新模式。“什么PK什么”成为媒体新标题。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PK的?

  今年网络和电视选秀让举国显现出少有的亢奋的欢场气氛。形成反衬的是,电影和电视剧则乏善可陈。美国文化产品出口量超过航空业成第一,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在此压力下,一批电影第六代被允许从地下转为地上。新片《世界》雷声大、雨点小,业绩平平。令人质疑是否贾樟柯们的创造力和冲击力在被纳入主流之后就大打折扣?而第五代们靠一次次贩卖中国符号拿国际大奖的情形也好景不再。

  韩国驻华大使在巡回路演时向河南省省长赠送了一件特殊礼物──韩剧《大长今》光碟。盗版导致流行,该韩剧成为从地下影响到地上的一个成功例证。自9月湖南卫视开播后,全国观众已跃至空前的3亿。这个纪录只有《西游记》等少数几部国内经典剧能比。大街上掀起“长今热”,韩国传统服饰成了婚纱造型,韩国料理又成热宠。杂志们以《大长今》做封面专题,报纸则掀起讨论,“像长今一样有传统之美”,“行医要像大长今”,矛头直指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劣迹。“韩流”再度成为中国年度时尚只会昭示一点,那就是我们文化创造力的枯竭。

  今年是“85新潮”20周年。16年前中国美术馆里的那声枪响打出了中国前卫艺术家们的宣言。2005年艺术品收藏开始大热。五六十年代生人的作品唱了主角。曾经地下的如今纷纷登堂入室。独立策展人朱其评论说,“85新潮”时艺术圈见面说的一句话是“你最近被查封了吗”,现在说的则是“你最近又卖了吗”。阔别12年后,崔健10月在北京首体举行了一次怀旧摇滚音乐会,媒体打出的标题是“新长征路上的饱嗝”。央视破天荒给予了专题报道。当年的另类如今回归主流音乐舞台,老崔夸下海口,“再过12年,你们拿着今天演出的票根,还能再听到我的演唱”。再过12年中国的摇滚肯定早已登堂入室,可那还能叫摇滚吗?

  反主流反成了英雄。想当反主流的人多了,反主流反而成了主流。于是大家分不太清,谁是主流,谁是反主流。当年“85新潮”策划者之一的艺术家艾未未在广州举办的首届中外建筑与文化论坛上则公开说,“我不是主流,主流是骂人的话。”

  李敖·巴金·说真话

  做个说真话的中国人。说之易,行之难。成了这个时代的盛世恒言。

  李敖神州文化之旅,以“金刚怒目”—“菩萨低眉”—“尼姑思凡”三段论完成了他在三大名校的巡回讲演。在这一系列漂亮的亮相中,这位70岁的老者向大陆听众展示了一位独立文人的不桀傲骨。官方将李的大陆之行定位在“文化之旅”,他却大谈历史,旁征博引、借古讽今。

  李敖比喻中国出现了新的汉唐盛世。在一次采访中他坦陈最想活在中国的唐朝。因为那时中国人最讲义气。朋友之道,可以两肋插刀,可以割肉相送。其可贵之处无非一个“真”字。人们总是期望李敖这个大喇叭能发出振聋发聩的惊世之言,却忘记他的最有价值之处在于率真。

  活了102岁的巴金留下的最后启示是“说真话”。巴老几十卷著述、上千万言,最后只落得这三个字。大道至简。如今这种对人最基本的要求都成了问题。一个人只有对自己负责,这个人才是可信的。一个社会只有对自己负责,这个社会才是可信的。

  “说真话”的巴金去世后,中国媒体掀起一股批判“说假话”的潮流,主流经济学家首当其冲,某些记者乃至政府官员的诚信也受到质疑。有好事者排出“说真话十大排行榜”,央视的崔永元赫然在榜。小崔因说真话而成“央视病人”——说真话的有病,说假话的正常。

  巴金极力主张要建的“文革”博物馆到死未见动静。叶剑英曾总结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相反,引发巴金们“文革后遗症”的“八个样板戏”今年倒是被拍成了红色经典系列。时间改变一切。曾主撰《河殇》、现拍《保卫胡同》的夏骏坦陈:我们都是“文革”的儿子。夏作为典型的“386世代”(即60年代出生,三四十岁,80年代受外来文化冲击),年少时阳气旺盛,中年后遭遇全球化挫折,从走向海洋到走向回归。目前各级政府官员,受教育和个人素质在中国人中当属于精英,但受教育都是在“文革”期间,一些领导的演讲和报告,还在有意无意地继续套用“文革”思维模式和话语格式,他们的唐诗宋词都是在大学后补的。

  当我们的文化大师留下的遗产,最后只是“说真话”的时候,我们的文化的确出现了问题。人大国学院正式开院,孔子诞辰日官方举行了盛大的祭孔活动,今年可以说是国学全面复兴之年。国学核心是“仁”,待人以善。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文化名人复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名提请中央恢复传统文化教育。费孝通、启功在活到九十高龄后离开人世,标志着“五四后一代”的彻底远逝。今后谁来为传统而呼?在这个“后‘文革’一代”与“网络一代”的天下,统一模块的国际化会将民族特征格式化吗?

  海外观察家概括,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经历美国几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巧取豪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20世纪20年代金融投机时期,30年代城市化运动,50年代“第一辆车、第一套房、第一套时髦服装、第一次全家度假”的中产阶级消费时代,甚至还有类似60年代的青年运动、性解放历程。即是说,别人300年演完的人间喜剧,中国压缩在30年内完成。其间的精彩自然目不暇接,剧情的跌宕起伏必令文学大师们汗颜。

  生逢盛世,有人感叹——中国,好戏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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