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中国慈善事业负重起步

　　《环球》杂志特约记者 郝燕

　　2005年底，民政部召开了首届中华慈善大会。这不仅是中国官方第一次集中宣传和表彰为中国慈善事业做出贡献的国内外团体个人，也是第一次政府、专家、从业者坐到一起讨论中国慈善事业未来方向。代表中国官方出席的回良玉副总理表示，中国政府欢迎所有真诚友好的国际和外国慈善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在中国依法开展各种慈善活动，并将依法保障

他们的权益。这种表态在中国官方也属第一次。

　　此前11月11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一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而第一部关于慈善的法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制订中。在表面的热闹背后，人们要问，中国慈善事业现状到底如何？它未来方向何在？

　　稚嫩的负重者

　　希望工程的那双大眼睛盯着我们看了十多年，使人们以为，捐资助学已经蔚然成风。每逢自然灾害，民政部门总能及时反应，普通人从单位里的捐款摊派上，切身体会到，自己已经在参与慈善了——连自己都在其中了，中国那么大，肯定是人人参与了。

　　然而，实际上中国的慈善事业还非常稚嫩。

　　目前，全国城镇享受低保的生活困难人口有2000多万，农村居住着数千万贫困人口，全国还有约6000万残疾人口，有近200万流动儿童失学辍学。任务不可谓不严峻。

　　然而，中国慈善机构的绝对数字非常少。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非营利民间组织为28万家——其中许多是官方和半官方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与慈善有关的则更少。而美国早在1990年，就已经有140多万家非营利民间机构。

　　在我国，“慈善”的定义还非常混乱，跟国际惯例不同的是，在扶贫、赈灾、助学等传统的慈善项目以外，环境保护、文化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等许多“公益”范畴的组织和活动，并未被包括在“慈善”这个概念中。慈善的影响面过于狭隘。

　　同慈善机构数量少相对应，我国慈善机构的募捐能力弱，执行能力也弱。2004年，全国395家慈善(总、协)会共募集资金16.9亿元，支出10.2亿元。在北京这个全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北京慈善协会两年来的个人捐助名单里，捐款10万元的，竟然已经能排进前四名。

　　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很多公民认为慈善是政府的救济行为，和个人关系不大，捐助行为也主要是通过单位、学校、街道被动捐赠，“经常主动捐赠”的人数很少；1998年我国人均慈善捐助只有1美元，到2000年，人均慈善捐助竟然下降到不足1元人民币。而有些国家，如美国，70%以上家庭都对慈善事业有某种程度的捐赠，平均每年每个家庭捐赠900美元，占家庭总收入的2.2%。

　　在许多发达国家，慈善也是社会财富再次分摊的连通器，从税务上、宣传上、道义上，支持富人回馈社会。然而在我国，20%的城镇富裕家庭占有着社会财富的50%，他们在捐助上的支出却少得可怜。

　　可以说，现在支撑我国慈善事业的，一方面是基数巨大的普通人的爱心，另一方面是来自海外的善款。

　　遭遇信任危机

　　在我国，慈善机构一手负责募集钱款物资，一手要分派实施，没有募捐和执行的专业分工，公示与监督机制建立也较迟，善款使用的随意性大，使得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和效率经常被质疑。

　　普通市民张先生2002年捐助了一个西部农村的女孩子上学，双方交换地址名字便于联系，三年后孩子小学毕业，给他写来感谢信，竟然开头称呼其为“阿姨”，并且署名已经不是当年慈善机构交给他的名字。

　　另一位李小姐，经过慈善机构介绍与一个当地儿童结对资助其上学。孩子和家长给她打电话，劝她千万不要把钱汇给学校，说那样的话钱会被剥层皮，不能完全到她们手上。李小姐相信了她们，然而半年后，学校却告诉她，那户人家拿到钱并没有用在孩子身上，孩子依然失学。李小姐说，现在不知道相信哪边好，索性不继续捐助了。

　　那些希望跟踪捐助情况的人，或多或少遇到过类似的疑惑。信任，是堵在大多数人面前的一道墙，使他们决定帮助他人的时候宁可去找看得见的某一个人，而不掏给任何组织。

　　志愿者与法律困境

　　志愿者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慈善事业的重要指标，与付钱相比，志愿服务体现了公民对社会的热情。在我国，大型活动、地方庆典能招募到不少志愿者，而平日里的公益活动、社区活动，却应者寥寥。青年志愿者活动近年来蓬勃开展，大部分是依赖在校大学生的力量。

　　我国慈善事业管理上也存在瓶颈。现在涉及慈善方面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三部法规，已经不能适应慈善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

　　慈善机构的认定、注册、管理、监督，公益事业的产权、融投资、转让等实际已经发生的问题，都没有法律可以参照。对福利演出、私人捐赠等社会上广泛开展的活动，都只有一事一议的条理加以规范，而没有纲领性的规范。在民政部门，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的社团，都在一个口登记，另一些非营利的企业，又不可以在民政部门登记。

　　无名分、无收据、无宣传资格，使许多草根非营利项目无法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海外华人是慈善主力军

　　假如说近20年的慈善事业已经有了迅速的发展，那么其中最大的两股力量就是以政府牵头的民政部门和海外华人与国际组织。

　　海外华人杨应瑞的经历颇有代表性。他自己收养了一个孩子以后，感到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因此希望在中国捐助一家孤儿院。

　　那是1999年，外资建设福利院在中国还没有先例，更无法律可依。从有这个念头开始，与中国民政部门的接触，到最后把这件事办成，杨应瑞花费了整整5年的时间。

　　期间，民政部门派考察组赴美国考察殡葬事业，因为中国人传统的避讳观念，没有华人愿意接待。杨应瑞闻讯当即安排自己的公司帮忙解决了这个麻烦问题，这才使官员们理解了这位想做善事的人的诚意和能力。

　　就是经过类似的一层层深入了解，一次次开诚布公，杨应瑞最后才找到一个合适的途径，由其与天津武清的民政局合资开办了“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杨还为中国引进了对福利机构管理很有经验的国际组织宣明会来主持福利院的日常工作，后者经过考察也决定投入资金，形成三方合资，目前总投资已经超过千万。

　　像杨应瑞这样的海外华人不在少数，可以说，几乎每家基层慈善组织的活跃分子名单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亲缘、地域或项目合作而挂上号的海外华人。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参加中国内地慈善活动的华人，多数是早就移民海外的上一代。年轻的海外一代虽然生活风光者不少，但对大陆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乃至亲力亲为者，凤毛麟角。

　　国际组织的忙碌身影

　　目前，在中国活跃的海外慈善组织也越来越多，资格最长的有十几年。从重大自然灾害的捐助，到深入社区的精耕细作，在各个慈善领域，均有海外机构的影子，其中有海外华人为主的港台地区机构，也有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来援助中国的国际组织。

　　国际狮子会从上世纪90年代起向中国提供服务和资金，至今投入资金约2000万美金，并在深圳建立了分会；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从1991年开始对大陆特大洪涝灾害进行赈灾；香港乐施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在中国西南地区开展扶贫项目；世界宣明会向民政部“明天计划”捐赠400万港币，是此计划目前接受的最大一笔社会捐赠资金；奥比斯(ORBIS)从1982年以来已经使3500多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此外，活跃在中国的主要海外组织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英国救助儿童会、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东华三院等。

　　这些国际组织，给中国的慈善事业带来的良性影响绝不止于银行账号上的数字。他们带来了国际通行的行业规范：尊重知识、高效管理、有机援助、志愿服务、重视推广。这些观念，在上世纪末为刚起步的中国慈善事业树立了典范。比如英国救助儿童会提出从防虐待开始堵住儿童流浪社会的源头、以小家庭单元代替机构照顾、让儿童自己参与到计划中来表达意见等，都给以往的儿童救助工作提出了新思路。

　　不过，国际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活动现在仍旧有一定的限制，许多项目他们必须和指定的合作方共同进行。如何能更加有效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更多地从他们身上学习经验，与他们合作培养出更多的本土慈善专业人才，是值得挖掘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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