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专稿：河南唐河小常庄的变化

　　本报记者 徐楠

　　采访时间：2005年11月14-18日

　　唐河悄无声息地流淌，裹挟着一年的光阴逝去。

　　312国道上竖起了新的路牌，其中一个指向“小常庄”——蓝底白字十分醒目。不远处的另一个路牌，骄傲地指向几里外新建的“火车站”。

　　村里的小江媳妇说：“轰轰过火车，一开始老睡不着觉哩，现在习惯了。”

　　两年前，从村庄北侧横切而过的铁路，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一年前，国道南侧的开发区是村人生活中的“明星”。2005 年，农业新政起步第一年，收入成了谈论的焦点。

　　村民们曾怀着财富梦想种下雪松和塔柏，也曾经希望“开发区”能让他们成为“工人”，但不久后，这些都像树木的成长一样归于平静。

　　相对于变化，不变的总是更多。而最重要的，莫过于依照正确的方向，将变化一点一滴地持续下去，化变化为恒常。

　　关注小常庄的第八个年头，本报记者设计了一份问卷随机抽样调查，被调查者中男性7名，女性3名，村组干部2名，60岁以上的2名，40-60岁之间的4名，40岁以下的4名。

　　我们试图用问卷呈现出来的数字，来勾勒村庄的今天。

　　物价：60％勉强接受

　　农业税的取消和一系列补贴政策，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分散的小农经济，在市场面前仍显得步履蹒跚。

　　2005年，河南省全面免除农业税。

　　小常庄共有耕地4720亩，此前，每亩地的负担已经从105元减至36元。今年免税后，他们可以把这36元也揣回自己的口袋。

　　村里一共620户，从本报记者统计来看，单纯种粮户为153户，农耕加小规模养殖户为246户，养殖专业户145 户，以风景树等经济作物为主的186户，靠外出务工支撑的156户，在本地从事个体经营的42户，主要项目是水泥砖加工、饲料加工销售、生产编织袋、小规模客货运输、杂货铺等。

　　60％的被调查者，在影响家庭收入的因素中选择了“生产资料物价”。60％的被调查者对今年的物价变化“能勉强接受”，40％选择“很难接受”。

　　“黄豆从1块5掉到1块2，肥料可涨得厉害多了——一亩田原来要65块的尿素，现在得90过点；俺们抽的这许昌烟，头两年还1块7，如今2块5了。”村民常孝峰说着，点上一支烟，用手比划着：“原来烟屁股剩这么长，现在还要多吸两口。”

　　小常庄地处豫西，种植结构以小麦、玉米为主，棉花为辅。村庄在所属乡镇算“中等水平”，所属乡镇在全县则属 “中等偏上”。

　　寒冷的下午，村民惠建民在猪舍旁和泥填堵窗缝，一年前，这位小常庄数一数二的养猪专业户在寒风中满脸喜气地规划他的新猪舍：“这一米宽，也是人行道，也是狗行道。”

　　农历四月间他搬进新居，守着240平方米的新猪舍和20多头生猪，琢磨饲料配方，是他今年的重点工作。

　　也是在去年，小常庄有上百人到开发区的工厂打零工，那时候惠文喜的妻子在钢厂做保管员，他自己在钢厂承揽工程，在自家收割的三千斤玉米旁，他和朋友们高声谈笑。一年后的冬日，他的家大门紧锁——夫妻俩已经外出打工。

　　开发区似乎一瞬间介入了小常庄，又仿佛在一瞬间退出。它曾经带来沸腾，而今更多的，是隔着国道平静对望。

　　除去框架路新装了路灯，开发区与一年前相比几乎没变化。但乡干部乐观地预测：“有几个项目正在谈，明年厂子就像雨后春笋了！至少多七八个！”

　　出门打工，正给村里带来更多的财富希望，惠文喜、吴全军……从统计来看，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从150多人增加到 200多人，中老年人则到县城去打零工。建筑队和预制厂是他们的主要去处，因为“城边上的人们都做生意去了，建筑队的活没人干，所以能找上”。

　　这个新的赚钱机会让村民们兴奋，连老会计李冬祥都念叨着：“我要是出去，现在一天也能抓上个三五十块钱。”

　　在这么几重因素的影响之下，村民们的收入是否有变化？问券调查显示，家庭年收入最高为“1-2万”元，最低为 “2000”元，平均5190元。

　　在抽样范围内，家庭人均年收入最高为5000元，最低为400元，平均1650元。人均支出最高为2667元，最低为600元，平均1148元。除去医疗和教育，支出的主要构成是：“种子”、“化肥农药”和“人情”。

　　选举，60％到场投票

　　税费改革引发乡村治理的重大变化，干群关系趋向缓和，公共建设紧迫性日益凸显。

　　村里的小路，在入冬后的阴雨里依旧泥泞不堪。去年铺了三公里碎石路，今年这个数字没有增加。村支书付军杰解释：“(村内道路)没在计划里，要在计划里上面才给钱，村里没钱”。

　　小常庄的债务存量20余万，它所在的古城乡债务存量数百万。”都是当年建校时拉下的，现在没法子，没钱儿。“

　　唠嗑着家常，记者随付军杰来到了老惠家，正在忙碌的老惠见村支书进门，听说不是要交钱，显出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打趣说，“见了干部，我这心里就一惊。”

　　付军杰呵呵地笑：“现在各家各户自己忙自己致富，俺们也轻松多了。”在农业税取消后，乡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看来也有微妙的变化。

　　“现在这也不交那也不交了，我看这干部好像也没啥用了。”这是一位村妇私下向记者作的评论。

　　对于村庄的选举，调查者中的60％亲自到选举现场参加了投票，40％委托投票。

　　所有被调查妇女均未到选举现场，所有被访者的参选方式都是家庭出一人作代表，填写全家所有选票。

　　最近的一次选举是2005年春天，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由于河南全省推行村“两委”干部交叉任职、村支书付军杰因此兼任村委会主任，村委由8人缩减至5人。

　　村人对选举，表现出淡然：“选谁还不一样？”“说白了，谁的亲戚多点就谁呗！”

　　这天上午，付军杰召集开会，传达了三件事：一、禽流感防疫；二、有线电视即将开通；三、配合招商引资，开发区周边不能私自种树、盖临时房。

　　28名村组长到会。如今，这是村组织“传达上面精神”最常用的形式，也是村组织的象征 。离开会场时，人们念念叨叨，“各家把鸡子都圈起来，打药！”

　　虽然对选举并不太关心，但村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却很迫切，他们写下：“想喂牛怕偷”、“修路建校”、“希望环境清洁”、“多修路、下雨天不用趟烂泥”。

　　日常生活中，最让被调查者“担心或发愁的”，60％的选项，集中在“孩子上学负担重”和“家庭经济脆弱”两项上。另外4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空白。

　　鳏寡孤独：116人的社会保障

　　支撑乡村社保的基础，仍是最传统的乡土亲情。

　　2005年，小常庄惟一的逝者是位27岁的年轻人小江。

　　8个月前，一个春天的早晨，小江的尸体在国道上被发现。肇事者已逃之夭夭。

　　离

　　因为几个姐妹都在附近，小江媳妇的很多难事得以解决——化肥是姐妹们家里一起帮着拉回来的，三个孩子的衣服是姐妹们不时帮助的。

　　今年，孩子上小学了，学校只收了80多元钱，小江媳妇还在纳闷，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对贫困家庭的优惠—— 孩子得以享受“两免一补”的扶助政策。

　　因车祸而陷入贫困的，还有傅书金一家，他儿子六年前因车祸伤及神经导致瘫痪。

　　进门的堂屋里，两张床并排摆着。一边睡着儿子，一边是老两口。

　　年轻人的嘴里塞着一块布，让他用牙咬住，方便吸涎液。他的眼睛瞪得快要从眼眶里突出来一样，眼光紧紧盯在外来的陌生人身上。

　　院子里晾晒的依然是一色铁灰的布片。傅书金勉强端出一丝笑容，嘴里不住念叨着：“人家说别的乡有个人也是这毛病，花20万才能看好。”

　　事故发生后，他家儿媳很快走了，留下一个女儿，今年已读到三年级。车祸肇事者早已不知去向，傅书金过去几年里不断在县乡两级奔走，寄望于政府能给些资助。

　　“政府有时候给一袋子面。但其他的事情，政府也没法解决啊。”谈起这些事，村民这样议论。

　　村里最常见的“保障”渠道，还是依靠亲戚们的互助，年近60的老单身汉常文举，一个重要的生活保障就是侄子不时送去的一些粮食。

　　常文举七年前在田里割草的时候，突发脑血栓，一下子手里就“抓不住一把草”了。

　　在小常庄，类似这样的独身老人有116名。被称为“老队长”的老人，是其中最困难的一个。

　　几乎没人说得出他的名字，这个“大集体”时代的生产队长，一辈子没娶妻。和一个痴傻的侄子相依为命，这侄子不干活，但抽烟、喝酒，甚至将老队长辛苦种下的二三百斤麦子也偷拿出去卖了。

　　老队长已经87岁了，每天下午还背着耙子去耙些柴禾，一日三餐则“拿馍就点凉水，呼哧吧嗬就那么吃了”。

　　村干部说：“别的困难户给一袋子面，他家要给两袋子——他侄子能吃啊！”

　　老队长家里仅有一张歪歪扭扭的木床，两把看不出颜色的竹椅，屋顶上挂着灯泡，但早已断电。

　　当记者将100元钱递到他的手中，老人颤抖着推让，喃喃念叨：“不要，不要，要是国家给咱就拿，国家才有钱，你个人哪有钱呀。”

　　“以前五保户由公社供养，现在村里没钱，这些事还真有些头痛。”村干部对此颇为无奈。

　　另一个让村民们关注的是医疗问题，“老村医惠延林在村里行医40来年了，下午5点钟他通常要同时接待五六个病号。

　　四个月大的小吴佳发烧了，惠大夫给她打了一针，再把白色药片研碎，用早已准备好的小纸片按剂量分包起来。这次 “门诊”，全过程用了20分钟，吴佳妈妈的花费是2.5元。

　　诊室是惠大夫家的外屋，他还在门边装了四个排椅，给候诊的人们坐。但通常人们都习惯坐在那两张输液的床上，跟 “吊水”的乡亲聊天。液体瓶就挂在房梁上。

　　惠大夫对即将铺开的农村合作医疗很期待：“开会说是2007年要搞，过去搞过，没坚持住，现在会咋样？咱说不上。如今这些钱，跟当年每人两块钱不能比了。”

　　哪些年生活最好？

　　回答：今天

　　富足与满足，幸福还是不幸福，这是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

　　“听说(神舟飞船)9分多钟就能绕地球一圈，是不是哩？”

　　常文付老两口对此十分好奇，并为此向晚辈常孝峰“请教”——他们瞪大双眼，好奇地猜度：“那不得比火车还快？ ”“那两个人，那身体得多好？”

　　谈论神六，对村民们来说是个新奇话题，在本报回收的问卷中，村民们对“去年的国内外大事”，写下了几个答案： “

　　所有被调查者“业余时间的活动”都是“看电视”，每天看电视时间最多的为5小时，最少的是1小时，平均2.1 小时。30％的被调查者表示日常阅读报刊。

　　所有被调查者对“看电视节目”的第一答案，都是“中央

　　那么村民们对未来一年有些什么憧憬呢？在所有回收的问卷中，“未来一年您和您的家庭有什么愿望？”

　　这个问题，全都被空着。

　　“您觉得自己的生活幸福吗？”

　　这个问题，也全部空白。

　　对村人们来说，“幸福”这个词是非常突兀的。

　　“啥？幸福！有啥幸福不幸福的。”

　　“有吃有喝平时有零花，就行了呗。”至于“零花”有多少就满足了，憨憨地笑一下告诉你：“三五十块钱吧。”

　　谈到新的一年，惠建民说：“当然想多喂几口(猪)，咱现在自己摸出路子来了，可不得看行市？猪价不行就得缓缓。”

　　李冬祥说：“我还是看中这长毛兔，自己弄了这些年，对路。”

　　惠建民和李冬祥，是村民中的少数。更多的人在面对“来年打算”这个问题时，只是报以憨实的笑容：“有啥打算？说不上，就照这过呗！”

　　颇有意味的是，调查显示：认为自家生活在过去一年中“比前一年稍好”的，占了被调查者中的60％；认为“几乎没有变化”的占20％；“比前一年好很多”和“比前一年稍差”的，各占10％。

　　对于自己的生活和经济状况，70％的被调查者表示“满意”，20％表示“不满意”，10％表示“很满意”。

　　对于自己的业余生活和本村人际关系，所有被调查者均选择“满意”。

　　问卷最后有这样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哪些年的生活最好？”

　　所有的答案，全部指向今天。

　　小常庄·年志

　　☆1998年

　　村民说，如果我能在这儿住到元旦，就能看到要从这儿经过的宁(南京)西(西安)铁路破土动工的场面。小常庄很可能成为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

　　村中有人从事“唐酥梨”种植，由于时间很短，几乎没有什么收益，只有常金生与翁保林家的梨树挂了果。

　　☆1999年

　　宁西铁路现在依然没有动工的迹象。

　　小常庄今年夏天遭受了严重旱灾，乡里的“三提五统”却仍然按照往年的标准征收。

　　☆2000年

　　两年前让村民们兴奋的铁路据说现在只修到县里，村里还没什么动静。

　　村民说，每年都要调整什么农村产业结构，前两年是梨树，去年是黄牛和双孢菇，今年又改辣椒了。

　　☆2001年

　　盼了几年的铁路经过他们村子旁的一段终于在6月开工。有200多名村民在工地上拉沙和石头，做些小工。

　　去年上面让种的辣椒，到现在也卖不出去。原来说的价钱根本没人要。据说明年又要改种烟叶了。

　　☆2002年

　　宁西铁路唐河段10月已经完成铺轨，但要明年“六一”才能正式通车。

　　县里今年的口号变了，是要各地根据自然条件，适合种啥就种啥。

　　☆2003年

　　宁西铁路已经竣工，正式通车还要等到2004年1月7日。

　　小常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乡亲们都觉得钱越来越重要，体现在种庄稼的越来越少，种经济作物的越来越多。

　　☆2004年

　　2004年，县里的开发区规划覆盖了8000亩土地，其中351亩属于小常庄。村里已有数十家农户与开发区签订了租赁合同，每年每亩租金360元，还有超过200人在开发区找到了事做。

　　这一年里，农业税下调了3个百分点。小常庄去年的农税任务是23万多元，今年则不到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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