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与受捐：陈易样本

发出求助帖后不断接到网友电话 记者 张路桥 摄 重庆商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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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赠与受捐:陈易样本

　　大三女生陈易的生活在2005年9月15日到10月22日间被卷入怀疑的漩涡，起因是她为了身患重症的母亲昂贵的手术费在网络上求助。女孩选择了“卖身救母”的署名和一个人气不错的网络平台。随着点击率而来的传播效果，和大多数悲情故事一样，走向了两个极端，一边是爱心捐款，一边是怀疑攻击。面对陌生人的求助，相信还是怀疑？援助还是观望？不同

的选择背后，暗含着因个人经验而来的社会认知和判断，在个人层面或许都无可厚非。可是放大到一个群体或者整个社会，通常的状况是，当质疑者的声音出现，不信任的因素就被迅速放大——这或许也正合了大多数人心中的社会现实，不断恶化的公共空间，习惯性的恶意揣测，以及越来越难建立起来的公共信任。

　　简单说，怀疑的成本显然比信任要低，陈易的求助事件也不例外。稍微不同的是，事件中出现了一个来印证怀疑的自由调查者“八分斋”(网名)，他承认自己没有“合法”的调查身份，但是“为了捐赠者们的善意不被愚弄”的理由，却又给他的行为赋予了某种“合理性”，并被认同。“八分斋”成为付出了爱心的捐赠方的权力代表，当他启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人来阻拦他，信任与不信任的各方都在观望。作为一个求助故事，陈易事件里的另一种特殊性在于，捐赠者和受捐者之间伴随捐赠款项而来的，是否就是双方天然的权利义务关系？面对公众的慈善和爱心，受捐者究竟应当报以怎样的姿态，才是能被大多数人认同的“有诚意的”正确行为？

　　这些疑问并没有简单答案，但是在陈易事件里，认为行使“捐赠者权力”具备天然合理性的力量越来越膨胀，甚至到了“非常态”程度——有黑客窃取并公布了陈易的私人电子邮件和网络聊天记录。并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的陈易，被自己最初的冲动携裹着陷入了一场漩涡，她要面对关于生活方式、品性和人格的质疑。确实身患重症的母亲易良伟只能与女儿共同承担所有的压力和质疑。10月20日，易良伟在争议中走向了手术台，这同样是一个有争议的手术时间。10月22日凌晨，对陈易明显不利的私人聊天记录被公布，意见者们还来不及从错愕中发起新一轮的声讨，又听到了一个新消息，就在这一天下午，易良伟去世。即便是看到女儿陈易痛不欲生的眼泪，那一天，拿到聊天记录的一些人还是生出了“易良伟是否死亡”的阴谋论想象。

　　侵入了陈易私人信息领域的黑客，在公布部分信息时候也留下了自己的评论:“母亲的病是真的，女儿的不懂事也是真的，网民的善良也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但都没有被正确表达出来。”作为同样涉及此事的一个网络背后支持陈易的调查者，“坏的光明磊落”(网名)回忆起自己和“八分斋”第一次真实会面中的对话，“同样的事情，你看到的是恶，而我看到的是善，这就是差别”。

　　记者◎王鸿谅

　　“调查者”和他的权力

　　“八分斋”和陈易素不相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10月10日，双方身份却已经打上了标识——代表“捐赠者”的“调查者”和作为“受捐者”的“被调查者”。隔断彼此之间的距离，是关于信任和怀疑的忖夺和犹豫。

　　真名孙国瑜的“八分斋”现任深圳“根本网”总编辑，曾任“深圳热线”新闻中心主编，现年30岁。陈易所选择的网络求助方式，恰好是“八分斋”现实工作所关注的领域。9月15日下午陈易公布求助信息，用“人格和尊严担保，这是一个在校大学生为挽救病危母亲的生命而发自心底的呼声！”夹杂着“卖身救母”这样的敏感词语，这个求助迅速成为被关注的话题。“八分斋”对于这个信息很快有了自己的判断，“内容本身煽情多于真实，真实的信息量不多”。即便是在经历了事情一波三折之后，再回忆起整件事情，他的态度依旧非常鲜明，既然选择向公众求助，那么发布的求助信息“必须包含受助对象的基本信息”。具体到陈易事件，他认为缺失了三方面信息——“户口所在地或者当地部门的相关证明，医院关于病情的证明，以及家庭收入的情况”。

　　这时的“八分斋”只是个怀疑的观望者。在怀疑和争议的同时，同样有被陈易所打动的人，希望陈易公布账号便于捐赠。于是接下来账号公布，按照陈易自己的说法，消息发布之后两天，她就已经收到4万多元捐款。事态突变在第三天，9月18日，署名“蓝恋儿”的怀疑者出现。此人披露了关于陈易生活方式的隐私和物质享受上的细节，比如“新款的耐克鞋”和“母亲住院以后买的500元的隐形眼镜”。此人并没有否认陈母易良伟的病情，暗含的攻击是陈易很可能并不会将受捐得来的钱全部用于母亲身上。

　　10月8日，陈易公布了部分款项，并恳请有人能实地调查她的情况，还她清白。第二天，也就是10月9日，“八分斋”自费飞赴重庆，此时距离陈易的求助信息，时间已经过去了24天。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八分斋”自己的解释是，觉得已经有了一个契机，应该让民间慈善被更多的人关注，他还觉得陈易事件已经到了被“恶炒”的地步，所以也很有必要通过自己的调查来发现真相。在“八分斋”看来，他的调查初衷并不恶劣，不过是要陈易“面对捐赠者拿出诚意来”，这对于陈易也是一个澄清自己的好机会。而“八分斋”认为的诚意方式，就是陈易应当公布接受捐赠的每一笔款项和花费的明细账目。在他看来，“让捐赠者知道钱都去了哪里”是“约定俗成的规定”，也是“最通俗的道德”。

　　带着自己的怀疑和由这种“天然的权力”所伴生的底气和正义感，“八分斋”说自己同时也有负罪感，“如果是真的，那么我的负罪感就在于怀疑了不该怀疑的人，我应该惭愧。它如果是假的，我会伤害到他们，很真实地伤害到他们，虽然对整体有利，我仍然同样有负罪感”。在这些复杂的情绪之中，“八分斋”为期10天的重庆调查开始了。

　　“求助者”和她的生活

　　对陈易而言，“八分斋”的到来应当算是一个意外。不过自从发布了那则求助信息开始，她的生活早已充满了意外。就读于西南大学文学院03级戏剧影视专业的陈易，在部分同学印象中“活泼外向而且独立坚强”，她对自己突然选择一种突兀的求助方式，解释很简单，“并不是真的要卖身”，只是“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视剧，上面有人‘卖身葬父’”。她的舅舅易良乾在接受采访中也一再向记者证实和澄清这个说法，并且指出陈易看到的就是天仙配里董永的故事。

　　9月份的陈易在焦灼之中，易良伟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第一次肝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导致腹痛、腹泻、腹胀、腹水、贫血。求助的动因，陈易的说法是，因为“医生说要做第二次肝移植，我们真的没有钱了。有个移植城(注:网络平台)的阿姨教我说，可以到天涯去发帖，那里人多，也许会有人愿意帮我”。不过到10月20日易良伟最终走上手术台，接受的却并不是第二次肝移植手术，所以关于这个手术是否存在，成为事件争议中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对此，陈易也显得很委屈，母亲过世之后，她依旧坚持认为“医院以前肯定说过”，她的记忆细节包括:“我有一次还在学校，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医生告诉她要第二次肝移植，妈妈很害怕，哭得很厉害。我就跑到医院，和妈妈两人抱头大哭。后来我们到杭州和上海找了很多医生，都说要第二次肝移植。”

　　陈易说那是她第一次接触天涯网，“当时真的没想到这么多人给我捐钱，钱是这么一笔一笔捐给我”。关于求助的最主要目的，在母亲过世之后，悲伤中的陈易会这样表述，“我本来打算如果有医院或者专家看到我妈妈的惨状，能不要钱给妈妈手术;或者有企业什么的，帮妈妈支付手术费，我毕业以后可以为那个企业工作还钱”。关于捐款，陈易和她的家人现在的态度都非常鲜明，“根本不是本意！”他们的理由是，最开始陈易只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电子信箱，并没有公布银行账号，后来“有好心的网友看了，打电话来说要捐钱给我，让我公布一下账号”，陈易说她当时就有一个工行的存折，“爸爸单位在妈妈生病以后每个月给我400块钱，就打到这个存折里。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把账号登到网上了”。

　　当捐款一笔笔打到账户里的时候，陈易被这种信息传播的力量所震撼。而这个20岁女孩对这种震撼的解读，因为个人经历的缘故，或许会变得更不一样。11岁之前的陈易，有在泸州国土局任职的父亲和在泸州检察院担任检察官的母亲，跟所有幸福孩子一样的幸福童年。而在父亲因为肝病过世之后，家中的生活开始发生一些变故，一些复杂的经历之后，从昆明领了身份证的陈易现在已经是西南大学大三的学生。如果一切顺利，还有一年，就能结束并不便宜的学业，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关于学费的计算，大致包括每年10000元的学杂费，以及生活费、书费等等，“八分斋”坚持说，陈易和她的同学说的数字就是10万元，当时他还很吃惊。从另一个侧面解释，陈易的母亲对于女儿的成长绝对是舍得付出的，和任何父母一样。而且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陈易的母亲并没有生病，发病症状是2004年的事情。客观描述，这次的求助，是陈易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为母亲的继续治疗赢得了现实的机会。

　　所以，她的母亲还有家人，都被这个女孩的举动震慑住了，没有人出来阻止她，他们称赞着这个女孩的孝心，也跟她一样，期待着易良伟生的希望。当麻烦和争议出现之后，他们并没有质问这个女孩的生活消费，比如在母亲住院之后依旧拿自己打工的钱买了一副500元的隐形眼镜，他们接受了这个孩子解释，而且义不容辞、细密而周全地帮助她思考接下来的应对措施。如果站在一个家庭的立场，这样的行为其实也无可厚非，他们只是想尽可能保护这个女孩，规避这件事情可能对她造成的任何不利影响，她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另一方面，易良伟的病情，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如果必须手术，那么昂贵的手术费用，同样也是现实。

　　调查的解读和争议

　　“八分斋”承认关于病情和手术费用数额本身的现实，他的疑惑执著于两个方面:为什么不公布明细捐款账目，以及这个家庭的真实财产状况。理由也很简单，“八分斋”有对于捐助者和受捐者天然权利义务关系的理解，也有对于“受捐者基本底线”的认定。

　　带着怀疑前行的“八分斋”也承认，某种程度上，他的确有失厚道，比如他会承认自己在提问中会给陈易“下套”，绕着弯冷不丁抛出自己的问题，然后得出陈易前后矛盾的地方，他要的就是这种“闪烁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又用另一种姿态去赢得陈易和他家人的信任。“坏的光明磊落”很不能认同“八分斋”的就是这一点，以伪装的方式赢得信任，心里想如何寻找攻击对方的证据。

　　“坏的光明磊落”似乎更乐于从善意来理解陈易的行为，9月25日他甚至还发动朋友们举办了一个慈善酒会来给易良伟筹集手术费，所谓酒会，也就是一些朋友在酒吧里集会，然后把当晚的花费全部捐出作为善款。因为”蓝恋儿“引发的争议，这次酒会规模有限，筹到的钱只有3000多元，而且这个为了陈易发起的酒会，最后款项捐赠给了另两名需要帮助的人——

　　在10天时间里，“八分斋”从自己的角度得出了观察结论，陈易“不是泛泛之辈”，并且认定她和她家人都“有心机”，他甚至还会怀疑陈易和母亲之间更多的是“表演性质”的情感表达。比如只要有外人在场，陈易就只说普通话，后来被电视镜头记录下来的，也是这样的情景。其实，关于这种情感表达上的尺度，其他人事后想来，也有一些疑惑，跟踪记录此事月余的一名记者会感叹，“不好怎么描述，这个女孩子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很单纯，很普通”，但是到后来，也会觉得“有些奇怪的地方，有时候撒点小谎”，而且“很懂得怎么通过媒体来表达她最能获得同情的地方”。但“坏的光明磊落”对于陈易却一直非常宽容，理由是“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而这在“八分斋”看来，却是不能容忍的。这听起来也像是一个悖论，“八分斋”和陈易因为各自不同的初衷，都选择了用半真半假的方式把自己展现给对方，同样有表演性质，同样为了获取对方的信任和好感，但“八分斋”评说起这样的陈易，却非常的不能认同。这也是一个让人疑惑的事情，大家都在伪装着交流，最终将得出怎样的结论？

　　隐藏着的矛盾最终还是爆发了，因为钱款数目问题，“八分斋”以激烈的方式对陈易进行了质问，结果一个温暖的故事有了冷酷的结局——这个看起来很无助的女孩，哭得很伤心。“八分斋”曾向记者透露过他们粗略统计的捐款，除了陈易公开的工商银行账号里的105000元，陈易还应收到

　　“八分斋”和陈易的冲突发生在邮政汇款的数目细节上。陈易告诉“八分斋”的数字是2200元，但告诉央视记者的是7000多元，面对“八分斋”的质问，陈易哭着解释告诉“八分斋”的是当时刚刚取的那笔数目，而7000是以前取的，所以总共的数目将近10000元。这个解释让“八分斋”更加愤怒。诸如此类细节，让“八分斋”最终推导出自己的结论——面对问题，这个家庭的态度是对立和逃避，不愿意低头，他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并没有出现。10月19日返回深圳的“八分斋”于是开始连载自己的调查记录，因为这个家庭“并没有拿出诚意来”。

　　“八分斋”的质疑还包括陈家的实际经济状况和房产问题，以及易良伟所在的检察院系统的捐款数目和她本人享有的医保，这些质疑直指一个问题——陈易是否只能通过向公众求助获得医疗费。“八分斋”的逻辑是，如果不是，那么陈易就没有资格要求这样帮助，也没有资格动用大家的爱心。关于房产，易良乾解释说，陈父留下的国土局分的房子被易良伟出售，获得不到10万元。泸州市检察院在百子园集资建房时，易良伟购买了一个220平方米套房的指标，并支付了首期。因经济压力日益增大，就把指标转让了。2004年2月第一次换肝手术之前，易良伟和易良乾各购买了一个转让出的江阳区检察院集资房指标，面积都是120平方米。除了支付3万元的首期费用外，又加付1万元的转让费。2004年6月，由于易良伟的手术，他们同时将两套房再度转让给一位姓谢的女士。2004年6月易良伟进行肝移植手术，从在泸州医学院的治疗到转进西南医院的手术，共花掉医疗费30多万元。手术前，向泸州市检察院借款35000元，单位同事捐款25000元，工会补贴5000元，共6万元。医疗保险报销了15万元左右，剩下的费用全部由自己负担。

　　泸州市检察院宣传处处长况兵对记者证实了部分数据，况兵说，给系统内有困难的干警们捐款是一个传统，但是对于捐款的具体数字他并不是很清楚，这些活动由工会或者妇联组织，筹到的钱直接交给财务。他能肯定的一点是，作为一个普通干警，承担第二次移植手术的费用，还是非常困难的。关于最新的一次募捐，况兵说，规模很大，是在全市检察系统内进行的。

　　母亲的手术和死亡

　　关于最核心的事实，易良伟的病情，目前能够从医院方面得到证实的说法包括，2004年6月由于肝炎引发了肝硬化，不得不进行第一次换肝手术。按照西南医院医生的说法，“这次肝移植手术比较成功”。但据大夫们介绍:2005年4月病人到医院复查时，发现为肝脏供血的门静脉有栓塞，而肝动脉旁又长了一个血管瘤。由于手术切除血管瘤风险太高，所以医生建议进一步观察。陈易母女此后曾到各地求医，向西南医院反馈的信息中，有专家倾向于手术，但西南医院采取了慎重态度。直至2005年10月，易良伟因消化道出血到西南医院检查，发现动脉瘤有增大趋势，手术指征越来越强。“这对医生来说是个两难选择，”医生余静波说，“手术的风险很大——病人经历过肝移植手术，本身肝的功能很差，体质也非常弱;如果不做，血管瘤随时可能破裂，引发大出血，死亡也是一两分钟的事。但易良伟本人强烈要求手术，病人的决心可以增强医生的信心。”

　　对于陈易发帖时说的“母亲将进行第二次肝移植手术”，专家们予以否认。“这个手术从没有正式提上议程。”郭继卫说，“今年4月我们向病人及家属解释病情时说，如果肝进一步恶化，不排除需要第二次肝移植的可能。而就易良伟的情况说，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余静波补充说:“当然，病人和家属可能对病情的理解有误，一听医生提到第二次肝移植，就以为这是肯定的。”

　　10月20日，也就是“八分斋”回到深圳开始自己连载的第二天，易良伟突然走上了手术台。移植城版主“憨豆先生”回忆，当晚19点17分，收到易良伟短信:“我今天下午两点进介入室血管造影处理动脉瘤，直到6点多医生才告诉我动脉瘤不能拴，但钢圈已放进去取不出了，他们准备马上给我手术处理动脉瘤和取出钢圈。现在就进手术室。”20日晚19点多，易良伟流着泪给泸州的亲戚一一打过电话后，被推进了手术室。西南医院为易良伟施行了传统剖腹手术，切除了肝动脉瘤，并清除了门静脉的栓塞。

　　手术持续了11个多小时，第二天早上6点多才结束。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易良伟21日下午病情加重，晚19时许再次进行紧急手术，晚21时许出手术室后，就一直昏迷不醒。期间，陈易不断地用手机给移植城的热心网友、“八分斋”和重庆网友“坏的光明磊落”等人发送短信，汇报最新病情。21日晚，“坏的光明磊落”和重庆网友“朗香”还有两个朋友来到医院看望。陈易与姨妈易良琼主动将近几天的医疗费用单据交给他们查看，说医院同意出具目前急需医疗费用进行救治的证明。陈易问他们能不能动用捐款？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决定权。打电话给“八分斋”，得到的建议是应该按照泸州检察院、西南大学捐款、网络捐款的先后顺序进行。“坏的光明磊落”对陈易说，用不用决定权在你。“坏的光明磊落”等网友于前一天到重庆市公证处商洽捐款监管事宜时，得到的意见是这笔钱是陈易的私有财产，陈易有决定权。

　　22日早上7点58分，“坏的光明磊落”收到了陈易的短信:“我妈妈病危，临时决定全部转款，请谅解。”下午新浪网上有网友透露，“陈易母亲易女士已经在西南医院去世！”这个消息事后被证实是准确的，当天下午15点医院宣布抢救无效，易良伟停止心跳呼吸。院方强调，易良伟的手术与强烈的社会舆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根据医学界的规定，只有在病人符合条件时，手术才能进行。

　　这一天的陈易，或许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考验，一边是聊天记录被公布后将可能引发的对于她人格的攻击，一边是唯一的亲人撒手人寰。女孩所表现出来的悲痛，让舅舅易良乾很担心，“怕她钻牛角尖，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所以现在易良乾不希望陈易再受到任何打扰，母亲的葬礼过后，陈易就休学在家，在自己最熟悉的环境里修复心情。

　　究竟是真诚的亲情，还是一家人的表演，现在都变得不重要了，一个生命的逝去终结了最后的追问。或许是我们对于这个刚刚20岁的女孩提了太多苛刻的要求，我们忘记了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原本就是经不起太多推敲的，这个女孩子不过是希望她的母亲能够多陪伴她一些时日，对于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的混淆，也许和品质无关，那只是一个被家人宠爱的孩子习惯了的生活方式。

　　“八分斋”依旧执著于个人面对捐赠应该呈现的姿态，他的例子是周安华，周安华的师弟聂璇一直努力在网上发帖介绍周安华的情况，得到捐款后立即公布详情，每天在网上更新。捐款使用后，一结账就公布具体数目，同时还要回答网友提问。聂璇说，他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很简单，也没想过怎么操作才是规范的，总之得坦诚面对好心人。他们的坦诚赢得了更多的信任。聂璇说，自陈易被强烈质疑后(约9月20日之后)，周安华收到的捐款反而明显多起来，来看望过周安华的都捐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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