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属于最聪明的国家和公司

　　创意幸存者游戏

　　创意行业包括科技、艺术设计、文化娱乐，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比例从1980年的12%上升到今天的30%-40%。创意人才成为生产力要素，吸引创意人才也成为全球竞赛的核心战。

　　编译/李健 图/新周刊图片库

　　为什么胜利属于那些最聪明的国家和公司？2005年被视为全球化的顶点，是基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吗？美国人、欧洲人、拉丁美洲人、新加坡人、中国人、IBM人、互联网人、工会和富裕阶级是如何定义和加强自己的竞争力的，创意能在其中起到何种作用？

　　美国《新闻周刊》在2005年12月推出《知识大革命——为什么胜利属于那些最聪明的国家和公司？》的跨季度特辑，对全球的学习曲线和创意竞争力模式进行了报道。该刊认为——思想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上将比军队的力量更强大，而那些像“IQ磁铁”一样吸引天才的城市令世界格局改变，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家学习从分享知识和优势中获得利润。

　　地球的学习曲线

　　让我们设想一个图表：它的起点是人类初次在地球上出现，然后沿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足迹划线。这将是一条长长的直线直至16世纪晚期，17世纪初，直线陡然向上。从前，生产力的创造成果只限于精英阶层享用，如王族、商人和教士。其余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像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描述的那样：“孤独、贫穷、肮脏、野蛮、短命”。其实当霍布斯写下这些词句的时候，他周围的世界已经在改变。简单说来，人类正在变得更加聪明。如果说科学的产生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个伟大飞跃，第二个伟大飞跃则是科学的传播。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美德等国随后也在大踏步前进。

　　最近30年我们看到日本、新加坡、台湾、韩国和现在的中国以3倍于英美工业革命最高峰时期的速度发展。他们做到这些无疑是因为他们的活力，但也是因为他们聪明，或者说幸运地接受了西方经济发展见效的某些观念，如自由市场、开放贸易、注重科技等等。

　　知识传播的影响无远弗届。20年前，如果你问一个经济学家关于土耳其和巴西，他会这样阐释：典型的落后第三世界经济，高达3位数的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的财政赤字，羸弱的私营经济，停滞不前的发展。今天这两个国家都有着骄人的国家经济形势，通货膨胀控制在个位数，每年GDP增长超过5%。如今这种改变也在全世界范围发生。即使在一些国家，由于政治的局限难以大兴改革，如巴西、墨西哥和印度，政府也是小心地管理经济，就像开业医生谨守不做有害之事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我知道我所描述的是一个胜利者的世界。依然有数以亿计的人们被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尽管这样，今天人们对全球的不平等状况有了更多的共识，用于非洲和亚洲疾病治疗的资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知识正在被解放,知识产生新科技，可以救助生命，改善生活，传播资讯。总的来说，一个知识为本的世界也将是一个更为健康和富裕的世界。但知识并不等同于智慧，知识不会产生远见——而远见会让我们和平共处，共同成长，而不会带来战争、混乱和灾难。因此，我们需要智慧。(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瑞·扎卡里亚)

　　寻求创意的累人竞赛

　　2005年秋天，从新加坡回来整理笔记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与当地教育者的谈话。我一边喝茶吃饼一边和新民中学的校长谈到她怎样希望令新加坡小孩成为有创意的思想者。

　　知识作为经济优势比军事力量的来源更为重要。柏林墙的倒塌，影响了印度、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开放，大大扩充了知识工人的数目。他们可以迅速变为创新者。视窗的崛起，或者说视窗化个人电脑的崛起，极大地提升了知识的价值。个人第一次“可以将自己的想法以数字形式书写”，微软首席技术官克瑞格·蒙迪说。一旦人们可以把自己的话语、音乐、图片、录像和资料变成字节通过电脑上传给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这将意味着许许多多的人可以成为创新者和创造者。这使知识对个人来说更有价值，并使全球的权力竞赛主要对ICBM的竞逐转变为主要对IQ的竞逐。劳斯莱斯公司CEO约翰·劳斯爵士说，在今天我书中所写“碾平”的世界里，人们会越来越少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而更多地说“聪明的、更聪明的、最聪明的国家”。

　　另外，资金将流向更聪明、更有效率、有着更多纯熟技工的国家，这一点对长期吸引人才及保持工作完美运作十分关键。更聪明地工作而不是更便宜和更辛苦地工作，是发达国家与低工资国家竞争的唯一策略。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工人更好地利用知识，这样一个工人可做相当20人的工作，而不是把一个人的工作分给20个便宜的劳动力。

　　越来越多的国家向外开放并与世界平台接轨，知识的边界被推得越来越远，而且越来越快。要领先在他人前面取得突破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压缩，每一步的突破都要求掌握和面对更多的复杂性，知识力量由此彰显。与那些锁国停滞的国家相比，知识的竞赛确实有些让人害怕，让人疲累。但这个时代拥有诱人的前景：解决人类竞赛的问题，并为无数人提供创新的机会和经济的发展。很久以前英国政治家狄斯雷利说过：“是知识影响人类的社会状况趋于平等，它带给人们一种共同的激情以及共享的快乐，不分政治地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迁移的创意脑袋

　　2003年我见过电影《魔戒》的导演彼特·杰克逊，在他的家乡——新西兰的惠灵顿。在这个约40万人口的小城，他建立了一个先进的电影制造中心，并称之为“全球天才磁铁”，来吸引全世界最好的电影摄像师、音效技师、电脑动画师、场景设计师和剪辑师。

　　杰克逊在小城惠灵顿的工作室并没有在最近关于全球竞争的辩论中占据原本该有的一席之地。大多数专家关注的是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因为它们提供巨大的市场、强大的劳动力和可观的成本优势。但是，他们忽视了现在已经由旧的商业模式转向以知识、发明和创意为本的新商业模式。创意行业，包括科技、艺术设计、文化娱乐，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12%上升到今天的30%—40%。因此创意人才成为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吸引创意人才也成为全球竞赛的核心战。

　　不仅仅是惠灵顿在设法吸引创意人才，中国和印度也在雄心勃勃地招揽顶尖科学家和企业家回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许多欧洲国家正不遗余力地招揽顶尖的大学毕业生和创意人才。

　　世界经济的先锋技术集中在相当少的几个地区，比尔·盖茨形象地称之为“IQ磁铁”。在一个地方集中创意天才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最终形成了创意策源地，如建立已久的大都市纽约和北京；科技中心波士顿和三藩市；蓬勃的区域中心台北和新加坡；和一些分散的天才磁铁如悉尼、都柏林和多伦多。

　　在新兴国家，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它们的经济和科技活动比发达国家更集中，因此更容易聚集人才。一小部分繁荣大城市，如新德里、上海、北京和广州，正在强有力地吸引来自农村的人才并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把其他地区远抛其后。

　　人才高度集中的力量推动全球创意经济的发展，但它加速了世界不平等程度。尽管弗里德曼辩称“人们不再需要为了发明创造而移民”，但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即使世界级的科学家回到印度和中国的创造中心，世界最贫穷国家和地区依然在向发达国家输送本国过半的科技人才。沿此路走，将意味着世界经济发展进一步失衡、阶级分化进一步扩大并最终导致政治上的紧张动荡状况进一步恶化。唯一出路是使个人创造力的发展和我们经济的发展同步。惠灵顿是其中一个例子。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如何将之在全球范围展开。(《创意新贵》作者理查德·弗罗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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