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创意论

　　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没有任何的思想约束，于是创意无时不至，无所不在。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是按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事。无拘无束，怎么都行。

　　文/谭山山 图—何政东/新周刊

　　在“许知道”的博客中，他写道：像巴尔扎克那样工作。巴尔扎克的工作流程是这

样的：“每天傍晚六七点钟就上床睡觉，清晨1点我给唤醒，工作到8点。 8点，我又睡一个半小时，然后吃一点东西，一杯清咖啡，又回到工作上去，干到4点，接见客人，洗个澡，外出，晚餐以后，我又上床。”

　　不止是许知道，实际上一大票以“食脑”为生的创意人也正是这样天昏地暗地过掉一天又一天的。他们的创意工作与时间无关，与自由携手。这些传媒人、广告人、写作人、创作人、音乐人、IT人们，有的在刚睡醒的时候(可能是早上，也可能是下午)最有灵感，有的非得熬到夜深人静时才能打开思路，所以他们选择工作时，首要条件就是不必按时上下班，怎么完成工作，几点钟开始工作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无拘无束，怎么都行。像许多哲学家一样，费阿尔本德在其《反对方法论》一书中，把“时间”看成是一切所谓方法论得以成立的“元逻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超越了时间，就超越了方法论，没有了时间的约束，就意味着废弃了一切既定的陈规。没有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无政府主义创意论的精髓所在。超越了时间约束的“25点工作人群”也和费阿尔本德一样，成为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像机器一样机械作业，不屑于按常理出牌，在他们看来，“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是按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事”。

　　传媒人：恨不得有25点

　　2005年8月8日晚上9点，广东兴宁矿难发生后的次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林洁在从矿难现场返回宾馆的车上争分夺秒地整理当天的采访记录。值班领导给矿难留了整整一个版面，她必须在晚上12点前把稿子完成传回报社，所以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是绝对不能放过的，不然报纸就要开天窗了。晚上10点，11点，即便是在电话中，她也能感受到不断催促她的版面编辑的焦灼，其实她自己也一样。终于，在截稿时间之前，她写完了六千多字的稿子。

　　做报纸的，尤其是跑社会新闻的记者，免不了碰到突发新闻，所以过得日夜颠倒；做杂志的，虽说时效性没有那么强，但到了晚上才有思路的工作习惯，使得一些人比报社记者熬得还晚。一个杂志编辑有整整4天没有看见他的同事兼室友了，室友以前是凌晨4点起床写稿，写到凌晨六七点睡觉，下午四五点起床吃晚饭；但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法掌握室友的作息规律了。

　　设计人：做设计是体力活

　　在设计人看来，严谨刻板的生活往往是束缚创造力的因素，因此他们喜欢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不固定什么时候上班，也不固定什么时候工作。一些人把工作时间放到了深夜，一些人则不然，上海IA MEDIA的设计总监SACO就觉得早上的创意最好。在他看来，半夜开始工作的人，一部分是习惯，一部分是工作太多没办法，一部分则是懒。

　　设计行业的创意，在他看来有几个阶段：先是边看边剽；觉得自己有点水准了，就只看不剽；然后觉得创意在国内没什么用处，就只剽不看；最高阶段是被人剽，那就是大师了。他觉得整个行业都乱糟糟的，从广告设计、媒体设计到建筑设计，从小公司到4A，都一样。他们主要做网站设计，国内的客户往往会直接告诉他们要做一个和什么什么一样的，有创意的还不要。“做出这种东西，自己也会在半夜哭泣呀。”他开玩笑说设计是体力活，“陈逸飞都是找枪手来画呢，你还能有啥想法”。

　　自由撰稿人：白天根本不出活！

　　做游戏撰稿人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在玩游戏，也不是玩所有的游戏都无往不胜，至少在可爱多看来是这样。她是最早的

　　IT人：沟通才有创意

　　资深软件工程师开国元勋觉得一天中最有灵感的时候是快醒来的时候，不过他醒来的时间多半不是早上，而是中午。他还在大学时期就开始开发软件，那时候白天要上课，只有晚上有时间写程序，这个工作习惯就一直保持到现在。在他看来，写程序和写文章类似，夜深人静更适于思考，写起来思路也更清晰。而到了程序即将交付使用的阶段，更得连续好几个通宵关在机房里调试。他觉得平庸的软件工程师往往把程序写得像公文一样寡淡，以他的经验，很多没能设计出好用的软件的人，就是因为没有充分了解客户的需要。在他看来，能在客户需要的框架内体现自己的创意，而且还好用，这才是最考功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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