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公共外交今昔变化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作者 周庆安)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上，两国政府高层和民间都在为恢复中日彼此正常的交往，提升民间舆论做着艰苦的工作。其中公共外交作为国家层面影响国际和别国舆论的传播方式，也在日益发挥作用。随着中国的日渐崛起，以及日本国内走出二战战败国阴影的战略呼声渐起，日本对华公共外交也走到了阳光下。

　　历史

　　日本开展公共外交工作，是二战后全球较早的。这是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一直就有修复国家形象，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迫切需要。如果说在二战结束后的前20年时间中，日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家经济的建设中，那么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日本建立正常国家的战略思路的形成，日本也对公共外交寄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投资。应当说，日本在文化层面上的公共外交有着许多经验。包括传统的茶道、书画、现代的影视、动漫都成为了塑造日本国家形象的重要工具。

　　而对华公共外交，则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新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附属产物。

　　在此之前，甚至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期，日本公共外交的主要对象都是美国，尤其是美国中产阶级和政治精英中的日本文化和日本形象塑造。

　　有了改善日本国家形象，推进两国交流的需要，才有了日本对华公共外交。

　　这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工作，最重要的层面是人员交流的层面。20世纪80年代初数千名中日青年大规模交流活动，则被许多此类日本学者视为日本影响中国，树立自身形象的大手笔而推崇备至。值得注意的是在

　　另一方面，日本也展开了在中国媒体上的内容输出。从2000年开始，日本外务省每年在对华宣传费用上的投入，都以两位数的规模增加。这种投入主要用于几个部分，一是通过日本企业或者文化机构，在中国的媒体上投放日本的文化产品，包括歌舞和

　　方法

　　随着多年交流的发展，今天日本公共外交的主体是多元的，不但包括了日本的政府高层，国家媒体，还有各个政党组织和民间友好团体。尤其是日本媒体的记者、编辑甚至是主编，开始逐渐走到公共外交的前台，参与对外传播和交流工作，并成为其中的主力。

　　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主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为代表，他们中有许多是日本外务省的前任官员，更有这些人中有不少曾经经历过中日邦交，或者亲身，或者在父辈的影响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较为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们认为，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必须建立在全方位的交流基础上。因此，他们主张对华进行全方位的公共外交，通过大量的投资，文化上的充分交流，甚至是一定的政策让度，建立两国民间的友好关系。阿南惟茂在一次对中国留日学生的讲话中表示，思考日中关系的未来。特别重要的就是青年人的交流。中青年应该放开胸襟，从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始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

　　第二类则是以日本民主党党首前原诚司为代表的中青年日本外交骨干。他们多数成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建立一个现代的日本国家形象情有独钟。因此。同时，在日本的对华公共外交中，他们首先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对日本构成潜在的威胁，但是同时他们也主张只有通过对华公共外交，才能充分树立日本的现代国家形象，缓解完成日本在亚洲人民心目中自

　　死穴

　　尽管投入巨大，但是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公共外交，一直以来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一位在中国从事多年新闻报道的日本记者曾经描绘说，尽管日本投入大量的资金，并邀请许多与日本公共外交相关的亚洲各国人士前往日本考察交流，甚至也有许多人在日本的时候对日本表示了异常的友好态度，但是一旦这些人回到各国自身的语境中，他们就仿佛从来没有去过日本一样。

　　笔者曾经与日本外务省新闻部门的官员就日本对华公共外交进行过交谈。他认为，目前日本对华公共外交中有两个致命的障碍，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效果。一是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导致了公共外交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和沟通基础，在不少层面上中日两国存在着严重的敌视；二是小泉上任之后，在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外事领域推行官厅主导，使得大量本来在日本民间或者是政党层面可以完成的公共外交工作都遇到了困难。

　　这位官员的话，是日本公共外交一线人士的肺腑之言。日本对华公共外交一直没有解决二战侵略的符号在中国民众心中留下的阴影，因此难以在舆论塑造上跨越历史问题。因为公共外交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它与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报道屡屡见诸报端，这种短期的危机抵消了公共外交长期的舆论软化作用。

　　相关专题：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