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芦海英
1998年8月中旬，9名大学生到本报编辑部求救。他们都是当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在年初的毕业生人才交流会上与石家庄联合染料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毕业后陆续来到这家企业就业。
报到后的工作情况令学生们大感意外，这家在交流会上宣传能为学生们提供施展才华舞台的合资企业是生产化工原料的，学生们报到后全部充实到生产一线。仅仅是一线锻炼学生们倒还能够接受，接下来发生的种种事情让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们感到无奈并最终愤怒：学生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在高温、高腐蚀、有毒的环境中作业得不到起码的劳动保护，没有自由出入厂门的权利，工资被各种名义克扣、一个月下来到手的报酬最低的竟然只有几毛钱。
这些毕业于国内各大名牌院校的学子们开始为自己的权利而争取，他们要求厂方遵守《劳动法》，要求组建工会，学生们的抗争受到厂方更严厉的惩罚：“带头闹事”的几名学生被开除了。这些学生逃出工厂找到报社，在写给报社的求救信中他们说，自己好像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成了夏衍笔下的“包身工”。
采访到的情况超出了记者的想像。出现在我们镜头前的小A全身除了牙齿和眼睛，都是深蓝色的，腿上、前胸、双臂布满了被火碱烧伤的道道伤痕，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那些泛着红、渗着液的伤口上也沾满深蓝色粉末。比这些伤口让我们感到更加难过的是学生们的眼睛，里面充满极度的恐惧。如果不是我们了解情况，真不敢相信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还是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
我们报道了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连续追踪这件事情的进展。我们的采访和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波澜，从退休老工人到省领导，都对事件予以高度关注。当时的我们追求事情的真相，追求正义的结果。事隔多年，对那次报道的回忆，与其说是一次追踪报道，不如说是一场较量更为合适。在那场较量中，各种角色粉墨登场，因为联染公司较为特殊的背景，使原本简单的事情解决起来充满波折，还有关于学生档案管理等规定也让学生们顾虑重重。有某些干扰、拖延，甚至还有对记者个人的威胁诱惑；与这些相对的是，众多读者站在我们身后，不断地声援和鼓励：当学生生活困顿时，他们送款送物，当学生们需要工作时，他们一天之内提供三十多个岗位……在阳光之下，任何困难都没能阻止公正解决的脚步，历时四个月，学生们的事情终于圆满解决。
当年的大学生们如今多数已经离开石家庄。已经成为天津市著名节目主持人的郭春雨对记者说，那一次的经历让他终生难忘，“从那以后，我永远都相信邪不压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