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力量推动了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

　　记者：这几年公民的介入，如何有力地推动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程？

　　刘熙瑞：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广为讨论的医疗卫生体制的问题，便是典型的例子。要不是全国广大公民的介入，不是媒体的介入，就推动不了它的深入讨论。现在，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已经形成了共识，政府部门也有决心去逐步解决。这就是公民的力量影响了政府决策的例证。

　　北京市鞭炮由禁放改为限放，也是例证。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老百姓老对禁放有意见，一开会就有代表来反映，最后北京市政府作出了调整。所以说，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意见发表的基础上，按照公民的合理要求来作出正确决策的政府。

　　两年内全免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以及一系列针对弱势群体的举措，体现了服务型政府执政为民的决心

　　记者：刚才说到听证会的一些情形，实际上反映了服务型政府服务对象的问题。社会这个群体其实非常大，经济阶层现在分布得也挺广，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一个

　　刘熙瑞：这个关系处理起来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得明确一点，“三个代表”是指导我们建设好一个服务型政府的思想，落实好“三个代表”，我们就必须按照服务型政府的方向，来改革我们的政府管理的体制和管理的机制。

　　“三个代表”里，第一个代表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企业家算不算先进生产力？算。他们为了把企业搞活，你政府要不要满足他的要求，要；

　　所以说，“三个代表”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个基座，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归宿，财富一大堆，藏在仓库里，没用。没有了人民，所谓的发展，也就没有了依托。我们要作有利于企业家发展的决策，但是这些都不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当这两者发生矛盾时，一定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

　　记者：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便是GDP的排名问题，2005年中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六，这当然让人很振奋，不过也有一些群众发出呼吁，希望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服务型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要更加地努力？

　　刘熙瑞：这个方向确实也是“服务型政府”要努力的目标。旧有的管理模式存在许多弊端，其中之一就是在我国的分配领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偏高的迹象，值得警惕，有些群众感觉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被边缘化了，这是造成当前社会上有些不和谐因素的重要原因。

　　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在分配领域注意公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的政府要花大力气去解决。中央已经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对低收入群体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定了最低工资制度，对贫困县加大了扶持力度，2005年春季起，国家对592个国贫县的约1400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的中小学生，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免收杂费，同时，逐步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中西部地区享受免费教科书的农村家庭贫困的中小学生人数增到3000万，温总理承诺两年内全免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以及一系列针对弱势群体的举措，都体现了服务型政府执政为民的决心。

　　有的地方提出来，用三年或者五年的时间，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些提法不是太科学

　　记者：有人说，提倡“服务型政府”，就是要反对“经济建设型政府”，您是否认同？此外，有些学者在“服务型政府”前面加了两个字，宣扬“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概念，两者是否等同？

　　刘熙瑞：目前学术界对“服务型政府”的定义不完全统一，但我的看法是，“服务型政府”的对立面不是“经济建设型政府”。

　　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明确概括出政府的四大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有人鼓吹“经济建设型政府”已经过时了，这种观点不冷静，在目前这样一个严峻复杂的国际竞争条件下，没有经济的发展作为基础、作为后盾，我们谈何立足于世界？对国际事务包括自身事务怎能有丝毫发言权？丧失了财力的支持，又从何谈论解决如养老、医疗、教育等国计民生的问题？历次中央的决定或政府工作报告，都始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决不动摇。”现在有人宣扬“公共服务型政府”，缩小了政府管理职能的范畴，只提及四个职能的一个方面，这就制造了概念上的混乱。

　　记者：服务型政府，为百姓提供了更多的服务，它的成本会不会很高？

　　刘熙瑞：只要真正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去做，成本不会很多，甚至它会大大节约现有的运行成本。据统计，现在每年公车要消费3000个亿，公款游玩2000个亿，公款吃喝也有2000个亿，三者加起来一共是7000个亿。 7000个亿是什么概念？一年国防的费用是2000个亿，7000个亿，相当于三个半国防。至于那些因腐败问题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衡量。按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公车改革是个必然的趋势，对其他的改革、对腐败的惩治，也势在必行。大家的服务都按规范办事，我们的运行成本就会降低。

　　以北京市怀柔区的“全程服务代理制”为例，它就大大降低了百姓的成本。公民有什么事情，不需要去政府机构挨个儿打听，更不用请客送礼，而是直接奔去服务大厅的第一个窗口。窗口受理人按内部的工作分工，把你的要求和材料交给一个代办人，代办人全程代办，在这过程中，牵扯到和外单位的，也由代办人跑到另外一个单位去给你协商，盖好章拿回来。这套理念，他们概括为“一口受理、全程代办、内部运作、按时办结”，变群众跑为干部跑，变外部转来转去的跑，为我们内部运作。

　　记者：服务型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哪些是政府不应该管的？

　　刘熙瑞：原则上政府只介入那些垄断性的、关乎国民经济命脉型的领域。有些重要产品，政府要控制生产。但类似电脑、电话机、办公桌……这些能竞争的产品，就让市场去配置资源。 此外，“服务型政府”不等于软政府，不等于对公众的任何要求，都百般顺从，比如你出门没车了，跟政府部门说你们给我派个车来，这显然不可能。

　　记者：这几年的

　　刘熙瑞：我前面讲到过，“服务型政府”是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要建立一种责任机制。政府工作是为公民服务的，做好事是固有之义，我是好心但是没有做好，也要追究。因为公民给你报酬的时候就已经给你规定了工作内容和质量标准，如果你失职，没做好，给公民造成了损失、损害，当然要追究。这种追究，是保证服务型政府不变质的一种必要条件。

　　以后的公务员不好当，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就要承担责任。当大家看到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深入，进到政府机关后，只有多出力的份儿，没有享受的份儿， “公务员热”这种现象可能就没这么突出了。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些热血青年有远大的抱负，渴望为社会作奉献，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可以为进入政府作准备，如提高自己的公民意识，提高自己的服务情操，当然也要准备一些技能、知识。

　　记者：建设服务型政府应该不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我们有没有制定一个时间表？

　　刘熙瑞：建设服务型政府，这里面的变化是深刻的，它要实现深层次的变革，包括观念的变革，跟公民关系的调整以及政府的职能、体制、运行机制、工作的方式方法等变革，正因为这些变革，使它成了一个长期的任务。建立了一个体制，说有个时间表还行，但观念、思想以及理顺与公民间的基本关系，不太好划一个绝对的时间。

　　所以，有的地方提出来，用三年或五年的时间，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些提法不是太科学。“服务型政府”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不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政绩工程。修一个大广场可以看得见时间，建一个新企业也可以限定时间，建设服务型政府，最好是我们不懈地追求它，从各个方面不断地去完善它。把为人民服务做好，是一个变动的、持续的过程，今天的服务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明天可能还需要改进，我们要不断地去满足人民的要求。

　　相关专题：《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