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SOS救援随时待命出发：喷气机当救护车

　　文/ 赵岚

　　国际SOS 分布在全球的4000多位救援人员，时刻准备飞向任何一处意外事故发生地展开救援。该中心在上海的分支机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多位工作人员，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为着下一个未知的意外而时刻准备。

　　“下一刻，我不知道自己将会出现在哪里。”国际SOS 救援中心上海分部的医生隋涛说。

　　12 月中旬，一名香港志愿者在可可西里无人区追赶盗猎分子时，头部和肩部等多处受重伤。危急情势之下，SOS中国区的“空中救护车”紧急出动。隋涛和另两名同事飞抵可可西里，将伤者转移到“空中救护车”的ICU( 重症监护室) 内，然后将这名志愿者转运到香港一家外科医院急救。

　　这是SOS“空中救护车”在中国境内最近的一次救援行动。自国际SOS救援中心1989年进入中国后，它已成功地进行了数百次紧急救援。

　　国际SOS 救援中心1985 年创立于巴黎，目前在全球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该中心1989 年进入中国，目前已在香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设有24 小时报警中心，同时配有一架专用救援飞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SOS 仅是危机时刻的求救信号，对这个国际性救援机构本身则知之甚少。这些救援人员来自哪里? 他们会体验到什么样的生活? 国际SOS 上海机构三位工作者的故事，也许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在淮海西路的一栋

　　现场急救医生：隋涛

　　“每个月至少有一半时间，我要乘飞机去一个我未去过的地方工作。”隋涛说。这句话最好地说明了一名国际SOS救援医生的工作方式——一个月前，隋涛还是国际SOS 北京分部的急救医生。他刚刚飞到南非抢救一位在那里发病的山东人，经过几十个小时飞行，他们将病人从开普敦平安地转运回济南。两周前他调到上海，就又随SOS“空中救护车”飞往青海无人区，去救援在那里受了重伤的志愿者。

　　这位救援医生从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当了两年临床医生，8 年前进入国际SOS 北京分部，成为这个拥有近4000 名专业救援医生的全球救援机构中的一员。

　　隋涛第一次参与救援工作是在1998年夏天。在西藏北部某地，一名德国籍地质工作者严重摔伤，生命垂危。北京SOS 接到消息后，当天下午即出动了“空中救护车”。它由Hawker 800XP 型喷气机改造而成，长15.59 米，宽7 米，机内拥有亚洲唯一的全套ICU 空中急救设备。

　　以北京为中心，它的急救半径可达韩国、日本、蒙古和新加坡。隋涛回忆说，当时机上就只有两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他们紧张地讨论着救援方案，并每隔几分钟与地面联系一次。他说:“飞机掠过青藏高原时，可以看见舷舱外开满鲜花的草地，要是平时，我会放松地欣赏这些美景，但当时的气氛相当紧张。”

　　糟糕的是，“空中救护车”一降落，还没开始抢救病人，急救医生们倒先出现了高原反应。他们发现，这位伤员头颅和肩臂均受了重伤，需要立即手术，于是强忍着高原反应迅速将伤者转移到机舱中的ICU，并紧急飞返北京。

　　“在SOS 工作的确刺激，跨越千山万水去抢救一个人的生命，这与在医院当一名临床医生的体验完全不同。但后来，你会发现这个工作十分辛苦。”隋涛说，“这个工作是对自己极大的挑战，因为在特殊环境下，你很可能必须身兼麻醉科医生、外科医生和特殊护理员。 ”

　　医疗资源统筹：冯益民

　　“把病人送到最合适的医院去。”这便是冯益民在国际SOS 扮演的角色。

　　每当“空中救护车”飞抵虹桥机场，冯益民就会告诉等候在地面的救护车，应该将病人送到上海的哪家医院，并由哪位专科医生主持手术。

　　没有人能比他更熟悉上海的医疗资源了，他的同事说:“无论是哪种手术，他总能找到上海最优秀的医生。”这位语速平缓、思路清晰的医学博士，1980 年代毕业于第二军医大的首批英语医学专业，之后在上海作了多年临床医生，后又东渡日本

　　“加入国际SOS，不仅因为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工作，而且也更能发挥我的协调能力。”冯益民说，他迷恋医学专业，但更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中国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这个角色迫使你具备更强的综合判断能力，它不仅需要医学专业知识，更需要懂得怎样协调矛盾。有时候，病人还在偏远地区，你必须根据现场传送过来的一些信息，判断病人在3 小时飞抵上海后，哪家医院的哪位医生最合适对他施行手术。”冯益民介绍说，有一次，一起交通事故在夜晚发生，援救人员返回上海时已近深夜，而计划中的主刀医生早已钻进被窝。没办法，他得想办法让医生从被窝里起来并赶到手术室。

　　由于懂得英语和日语，同时又作过医生，冯益民常常会被请去调解外籍病人与医院之间因文化差异造成的尴尬与矛盾。

　　同时，他还监督以防止“天价医疗费”的发生。由于不少病人的费用由保险公司埋单，他甚至成为保险公司和医院间的一个重要平衡者。

　　这在国际SOS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要使病人得到最及时的救援，协调工作与程序安排必须做出最优化的选择。冯益民说，他的资源积累有的来源于临床经验，有的是在同学与朋友的圈子中建立，而更多还是来自国际SOS的工作。转运协调员：黑田隆太“以前，我转运的是物体。现在，我每天转运的是有感情、会说话的‘东西’。”黑田隆太努力用汉语概括自己在国际SOS的工作。

　　空中转运是国际SOS 救援的一个重要内容，即从海外将病人或伤员转运到医疗条件好的地方或是他们的母语国家。

　　这位去年才来到上海的日本籍国际SOS转运协调员，此前曾在新加坡的DHL公司做过很长时间的国际物流工作。

　　后来，他加入了新加坡国际SOS 救援中心，去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他曾受命前往斯里兰卡进行救援。

　　采访的第二天恰好是印度洋海啸发生一周年，一年前的情景黑田记忆犹新。他用不太熟练的汉语描述说，当时SOS首先到达斯里兰卡海边的一个灾难现场，那里一片狼藉，树木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房屋大多数已经倒塌。地上到处都是伤员，即使有些没有受伤的幸运者，也大多情绪紊乱。

　　“看到我们工作服上的SOS字样，他们都急切地打听一件事——怎样才能立即离开那里。”黑田告诉记者，“我们的工作就是将重伤者转移进我们的飞机，我同时也负责给一些不会说英语的受伤日本人作翻译。”SOS 救援人员先将伤员集合起来，再根据他们的具体伤情和国籍，将他们分批送回祖国。

　　黑田去年来到上海，他说很喜欢这个城市，也很喜欢中国。不过，在国际SOS 工作十分忙碌，每天24小时都要开着手机，“因为每天都会有人发生意外。”黑田开玩笑说，“我已经30多岁了，还没结婚，在东京的父母都很着急呢。”接着，他又笑着说:“怎么结啊，我每天碰到的都是病人或是受到伤害的人，我得先安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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