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奴娃到大学副校长记著名藏学家郭卫平

　　如果没有人介绍，你怎么也不会把眼前这位衣着无华，不善言谈的中年男子同市政协委员、藏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学副校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头衔联系起来。感觉不到校长的架子，身上总是流露出一些康巴汉子的质朴和耿直，再加上笑容开朗，牙齿白亮，肤色微黑，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位藏民族的儿子——他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郭卫平教授。

　　就是这样一位朴实的藏族汉子，二十多年来辛勤耕耘在中国藏学界，在藏族文化，特别是西藏近现代史研究方面取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专著(含合著)10余部，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70多篇，先后获得省部级等各种奖项10余次，曾到世界各地10多个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作过学术交流和访问。他与人合著的《西藏历史地位辨》一书受到学术界专家和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册，江泽民同志访美时，曾将该书的英文版赠送给美方。他的这些著作和科研成果为反对西方反华势力、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和依据，极具战斗力，被专家誉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好文章，在回击西方敌对势力的人权攻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父母给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起了个藏族名字——“喜饶尼玛”，藏语中“喜饶”是智慧的意思，“尼玛”是太阳的意思，即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聪慧而有出息。

　　1955年5月，郭卫平出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的一个农奴出身的藏民家庭中，这里地处偏远山区，交通闭塞，经济发展落后，但是山高水秀，人杰地灵，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父母给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起了个藏族名字 ——“喜饶尼玛”， 藏语中“喜饶”是智慧的意思，“尼玛”是太阳的意思，即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聪慧而有出息。

　　他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和这一方水土，初中毕业即以优异的成绩被推荐到康定师范学校就读。

　　毕业后，郭卫平到农村支教，进一步感受到藏族文化的厚实和家乡父老的重托。一年后，他回到了当时甘孜藏族自治州惟一一所省级重点中学——康定中学当老师。

　　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大地迎来了改革的春天，各项文化事业百废待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知识重新得到尊重，全国各地的青年纷纷参加高考，大学成为有志青年施展抱负，放飞理想的殿堂。郭卫平怀着“文学梦”，毅然加入了高考大军，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当年的校园里到处充溢着文学的空气，到处都是“诗社”、“文学研究会”，没有一个中文系的学子不以“才子”自居，没有人不认为自己将是一代诗人、文豪。在这里，郭卫平也未脱俗，课余常常舞文弄墨，好几次在系里获得作文比赛奖，特别是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作品之后，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他的人生将是一条文学之路。

　　1981年，中央民族大学遵照当时中央领导的指示，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藏族研究所(后称藏学研究所)，以加强藏学研究，尽快培养出一批藏学专家，推出一些研究成果，反击西方敌对分子和藏独势力。翌年，民族大学就从历史系和中文系中挑选出一些应届毕业生补充进藏学研究所，郭卫平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这并非郭卫平所愿，他惦记的是回到家乡，建设家乡。犹豫几天后，他还是以大局为重，服从国家的安排，走进了这所条件简陋连研究室也没有的特殊单位。来到研究所以后，他发现隔行如隔山，先后到来的都是历史系的学生，这个研究所又以历史研究为主。所里不少人很快进入角色，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而这里没有诗歌，没有

　　郭卫平接手了这个课题以后，立刻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翻阅了百余年来的大量历史典籍和档案材料，以编年纪事的方法把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各个历史事件都给串起来。在研究中，他发现有关民国时期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研究资料很少，但是分裂主义势力又是从清末民初开始抬头的。他感到了肩上不可推卸的重任，毅然选定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为他以后的研究方向。从此他豁然开朗，深夜苦读，潜心于民国时期的西藏历史研究，并有所突破。

　　雨露多变，不变的是图书馆里不倦的身影；月明月暗，不变的是书房中的夜灯；时光流逝，冬去春回，黑暗透出光亮，一件件历史上争辩不休的问题开始明朗，一桩桩藏学史中的谜团得以澄清，辛亥拉萨动乱、1917年的川藏纠纷、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评价……

　　他曾讲：“古人常说：‘成大事者须举重若轻、虚怀若谷’，我脑子比较笨，没有古人那么洒脱，‘举轻若重、勤勉认真’才能把事情做好。”凭着这八个字，他驾着小舟，在藏学的瀚海中劈风斩浪；凭着这八个字，他执凿携斧，一点一点凿开藏族近代史百年冻土。

　　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史由于历史的原因，研究者甚少。国外虽然有人也做过相关研究，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失偏颇，甚至错误和歪曲。可以说，这段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空白。历史怎能中断，真相又怎能被歪曲？必须得有人用针线，把这段历史串起来，还历史以真相。

　　凭着一股“钻”劲，他苦钻学术，辛勤耕耘，以确凿的史实，敏锐的目光，独到的见解对历史上一些重大的事件和人物，重新进行评价和分析。《西藏的著名寺庙和僧侣》、《历代藏族名人传略》、《近代西藏地方官制研究》、《张荫棠治藏政策失败原因初探》、《试析西藏地方近代史上的一桩冤案——龙夏其人其事辩》等50多部(篇)著述，奠定了郭卫平作为藏学专家的坚实基础。

　　在国外少数人提出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后，郭卫平以学者的良知立刻执笔挥戈，奋起反击。《西藏人权的历史与现状》、《我看西藏人权》等一系列文章陆续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登载，有力地反击了国外藏独分子和反华势力的嚣张气焰，著名藏学家东嘎·罗桑赤列、王尧、王辅仁等对在他们面前成长起来的这位青年藏学家予以首肯，认为他的成果引人注目，他的“藏人论藏”总有独到见解，为他提供了很多机会，给了很多关心。

　　所谓西藏问题的核心是“西藏的主权”问题和“人权”问题。几十年来，国际反华势力怂恿支持达赖集团种种叫嚣“西藏独立”的谰言，主要有：“西藏从来不属于中国”，“民国以后西藏是完全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西藏以佛教立国，原本是清洁美妙的地方，不存在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不需要解放”，50年代初期“中国军队侵略占领了西藏”等等，这些谰言肆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攻击诽谤我国，造成很坏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分裂主义分子已故反动贵族夏格巴的《藏区政治史》和荷兰人范普拉赫撰写的《西藏的地位》两本书。这两本书基本构成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理论依据。

　　郭卫平与人合著的《西藏历史地位辨》一书，针对以上两本书，站在历史的高度，引用大量详实的藏文、汉文史料和图片，深入论证了西藏地方与祖国的紧密关系，特别是元代以来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行政区；论证了元、明、清朝皇帝与西藏地方政教首领之间不仅有檀越关系，更有着非常明确的上下属关系；论证了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指出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有力地驳斥了达赖集团的“西藏不属于中国”论、“仅有檀越关系”论、“西藏政治实体”等谬论。

　　学界专家认为该书从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民主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很好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和宗教观等基本观点，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藏学研究的一项可贵成果。该书洋溢着作者对伟大的多民族祖国的热爱和对西藏人民的深厚感情，不失为一部爱国主义的杰作。为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藏胞提供了抵制和反对分裂主义的思想武器，并能帮助国内外许多关心西藏问题的友好人士了解事实的真相和原委，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巩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消除国内外人士在西藏问题上的误解，促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都将发挥有益的作用，具有颇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和长远的理论价值。

　　一个刁钻的记者问他：“你的观点能代表多少藏人？”言下之意是：达赖是藏族人的最高精神领袖，只有他才能代表广大的藏人。郭卫平立刻义正词严地答到：“代表西藏广大的翻身农奴，代表千千万万希望过上好日子的藏族人民。”

　　多年来，郭卫平多次出访，先后在意大利、瑞士、挪威、瑞典、英国、法国、埃及、泰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所访问讲学。在这些出访活动中不仅要进行学术交流，还要担负起广交朋友，增进了解，促进友谊的责任。在做学术报告之余，通过回答问题、座谈会、电视访谈等形式，向国外友人宣传我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和一贯立场。以学者的身份摆事实，讲道理，宣传50多年来西藏所取得的成就，使海外的藏胞、国外人士直接从一个藏族藏学学者的口中了解到一个真实的西藏，感受藏族学者的风采。当然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藏独分子的挑衅和威胁，但他总是凛然不惧，站出来和藏独分子做斗争。

　　1992年6月，郭卫平参加了“中国藏学家代表团”赴意大利、瑞士两国讲学、访问。他们一行四人，团长为我国著名藏学家索朗班觉先生。当时国际环境比较恶劣，美国等西方国家各方面排挤打压我国，丑化我国形象，藏独势力这时候也是气焰嚣张，国外民众多不了解真相。为了让国外民众了解事实真相，代表团成员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演讲，而这又面临着一定的风险，是一种挑战。

　　当时，郭卫平的报告题目是“民国时期的西藏是独立的吗”，题目十分敏感，引来不少听众。他以翔实的材料，大量的例证驳斥了西方反华势力和藏独分子所谓的“西藏是独立的政治实体”等谬论。在发言中引经据典，纵横捭阖，伸展自如，娓娓而谈，有力地论述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受到听众的鼓掌欢迎。这时，少数外国人和藏独分子恼羞成怒，纠集在一起，企图扰乱会场秩序。他们手持标语，打出横幅，呼喊口号，四处拍照，台上说一句，台下就一阵嚷嚷。这时台下的听众也对少数人的这种流氓行径看不下去了，纷纷谴责他们没有公德，坚持在场听报告。瑞士警察也及时赶来维持会场秩序，使馆的同志悄悄问他能不能顶住，坚持讲完。他毫不犹豫地说：“能！”就这样，他顶住巨大压力，坚持做完报告。他的论证、他的勇气征服了外国听众，人们向他和代表团的专家致以热烈的掌声。在瑞士，他作了三场学术报告，对外国人了解中国西藏起到了一定作用；那些在海外的藏胞听完他的报告也表示这样详实客观的论述，不无道理。

　　1996年6月，郭卫平参加“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到挪威、瑞典、西班牙等国访问。在挪威，他接受了当地一家电视台的采访。他说他是以一个藏人，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站在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来研究藏族的历史，研究西藏的人权问题，而不是人云亦云，像西方个别人那样为了某些政治上的目的而颠倒是非，肆意歪曲历史和客观事实。他说：我从一个出身低微，生活贫苦的农奴的后代成长为今天的学者、大学教授，这本身就说明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人权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少数媒体报道的藏人人权遭到侵害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刁钻的记者问他：“你能代表多少藏人？”言下之意是：达赖是藏族人的最高精神领袖，只有他才能代表广大的藏人。郭卫平立刻义正词严地答道：“我的观点代表西藏广大的翻身农奴，代表千千万万希望过上好日子的藏族人民。”并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西藏40多年来，人民的生活日益提高，藏族文化得以维持和发展。最后，他对那位记者说：“西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你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应该具有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客观公正，用事实说话，建议你亲自到中国的西藏去看一看，这样才会在西藏问题上有发言权！”这位记者听后无言以对，十分尴尬。

　　郭卫平就是这样，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大义上，面对藏独分子的威胁和挑衅，临危不惧；面对国外记者不卑不亢，义正词严；以一个藏族学者特有的耿直和良知维护民族团结，捍卫国家主权。

　　他是个非常谦虚和淡泊的人，在谈到这几年来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职务职称时，他总是挥挥手，笑着岔开话题，他说，自己是个读书人，一辈子和书打交道，能够平静地握笔看书，做点学问是平身所愿，现在来做行政领导，并非初衷。他常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藏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民族，单凭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把藏族的历史和文化全面展现出来的。个人学术上的一点成就与整个藏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比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只有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藏文化，更多的人来研究藏文化才能使藏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加繁荣昌盛。于是，在他担任副校长主抓科研工作以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希望学校能培养出更多年轻优秀的少数民族的专家学者。

　　当年的一曲《康定情歌》曾让郭卫平的家乡甘孜家喻户晓，如今，他从一个农奴的后代成长为一个著名学者、大学副校长，如此勤奋工作，的确是可以告慰父老乡亲和那一方水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