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刘新成教授

　　刘新成是个典型的北方人，洪亮的声音、魁梧的身材使他那原本不很宽绰的办公室显得更加狭小，然而时时响起的电话和繁忙的事务被他处理得井井有条。作为首都师范大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每天要处理许多行政事务；作为博士生导师，要带好几个学生；同时还身兼若干社会职务，但他仍然显得精力充沛。这不仅需要具备健康的身体，还要拥有一份热爱生活的心态。而这一切都与他的人生经历不无联系。

　　30多年前，身为“老三届”的刘新成喊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奔赴山西插队，之后，他又在工厂里做过工人。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历史考验着所有的人，不仅考验着人们的身体，也考验着人们的意志。而刘新成相信未来，不向命运低头，心中始终有希望的火种在跳跃。在繁重的劳作后，他从没放弃过自己的追求，他如如饥似渴地学习，尽管那个年代可读的书很少。终于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考上了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从此便和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全心投入 甘坐冷板凳

　　史学不能成为显学，它不可能像社会学、法学一样处于一个社会的中心地位，它只能在一个角落，但总要有这么一块。因为除了物质之外，人们还需要生活得清醒些。刘新成认为，目前社会史学位置还不是很低，国家对这方面也在投入，支持搞一些项目。之所以感到史学危机，是因为学历史的人对这个行当期望值过高，有一点失落，他们不甘寂寞，不甘坐冷板凳，才觉得史学被忽视。在国外，搞历史的也不会有很高地位，但一旦你有了真知灼见，社会是会承认你的，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非常受人们的尊敬。

　　刘新成是个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他20年如一日，始终在史学的隧道中不断地挖掘。在完成博士学位之后，他曾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在国家“八五”期间承担了《英国都铎史研究》、《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 ，“九五”期间独立承担了《等级制度与生活方式——西欧中世纪社会史》等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1992年被评为北京市青年学科带头人，1994年他的论文《都铎君主专制说质疑》获北京第三届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中青年奖，1995年入选北京市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专著《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于1996年获北京第四届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首届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1996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这一切不仅源于他对历史的钟爱，也需要有家人的支持。说起这，刘新成风趣地提起当年大学临毕业时的一个“决定”。他们班后来成为配偶的四对恋人，在当时就约定成立一个“断子绝孙协会”，这种“丁克”家庭在那个年代是很“前卫”的了。他无奈地解释道：当时心中充满抱负，要读书，要搞研究，没有更多的精力，另外，经济条件也很差。他还不无歉意地说道，家务活都是他爱人一人承担，她虽然也读了博士，但为了在各方面全力支持他，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时间和精力就非常有限。 立足本职 对学生负责

　　谈到行政工作，他说这是无奈。因为这对他学术研究工作的影响很大，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白天处理完学校的行政事务，晚上回家留给学术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但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刘新成，总是站在历史研究的高度，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992年开始，我国高中世界史教学大纲取消了古代中世纪史的内容，教材《世界历史》更名为《世界近代现代史》。为与此相适应，从1995年开始，历史高考也不再考古代中世纪。造成了从那以后，我国中学毕业生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知识接近于零。因为在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凡高考不考的东西，高中阶段的学生就不会再学。初中的世界史虽包括古代中世纪，但由于世界史课程安排在初三，许多学校为追求中考升学率，占用历史课时补习主科，世界历史的教学根本得不到保证。刘新成认为，这样下去除给日后的文科大学生学习世界古代中世纪史造成很大困难之外，对所有学生获得完整的知识结构以及培养学生一定的历史素养也是非常不利的。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形势的发展，全球史观——即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将世界史规定为探讨世界一体化过程的观点——越来越占居主流地位，不了解古代一体的世界，不学这一段历史，就形不成世界整体观念，不利于“三个面向”的教育。

　　刘新成特别关注教育改革问题，在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专门谈到了首都师范院校的改革。首都师范大学主要进行了两项改革，并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实行。第一项是师范生培养模式的改革，即一方面建立教师的主要角色是启发思维的组织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的理念，另一方面增加学生在读书期间的实践环节。第二项是全面推行学分制，使学生可以自己安排学习计划。他同时提出了对首都师范院校毕业生就业的两点建议：第一是在就业过程中，毕业生应当有这样的意识，即不是一个职业就一定要干到底，不要总想一步到位，这是不太现实的。即使职业不太理想，也可以边做边学习，慢慢再寻找其他合适的岗位。第二，由于从校门里出来，社会经验少，阅历也不很丰富，对于适合自己的职业的判断还不是十分准确，对于年轻的毕业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敬业精神，首先要有敬业意识再考虑职业种类。

　　参政议政 不忘社会职责

　　无论从学术研究、本职工作、社会工作，还是党派工作来讲，刘新成都应该算是个成功人士了，可他自嘲说：“我是三条战线作战，哪个都没做好。”作为民进北京市委的兼职副主委，他分管组织工作，为此他经常思考关于组织发展工作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工作方向和指导性的意见。同时，身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他深知参政议政是一个党派的灵魂。今年年初，他利用自己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优势，主动承担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领导都十分关心的一个研究课题，“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如何借鉴西方的文官制度”，目前,研究进展顺利。

　　自担任副校长以来，刘新成也积极发挥自己从事教育管理的专长，格外关注教育问题，并及时建言献策。他提出了以抗击“非典”为契机，加强公民意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教育，以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建议。他认为，我国封建文化的遗留很久远，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但人的意识并没有走入现代。“非典”疫情期间，一些人牢骚不断，甚至把责任都归到政府头上，却不把自己当成社会的主人，意识不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比如明知垃圾是污染的源头，却一边骂为什么政府不管，一边自己还在乱扔。作为社会精英、国家栋梁的大学生，在SARS危机面前的表现也有让人失望之处。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和中间阶段，社会相对还是有序的，相当一部分学校却瘫痪了。在整个社会面临危机时，大学生却成为被保护、关心、照顾的对象，其表现还像个孩子，根本没有摆正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缺乏社会责任感。而这些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国民的公民意识薄弱。公民要靠自己，社会是自己的，要靠自己来维护。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要靠自己拯救自己，自己来维护自己，结果也是自己受益。

　　身为市政协常委的刘新成，时刻不忘自己肩上所承担的社会职责。“非典”期间，疫情的肆虐让人们感到生命的脆弱和在疾病面前的孤立无助，市民的个人保健意识随之空前增强，人们希望可以通过某种途径随时询问健康和疾病方面的问题，更希望就身体或心理的某种不适及时听取专家的建议，遇到有急症能得到正确的救治指导。这些需求都是目前医院的功能所不能解决的，而且在“后非典”时期，人们可能会有意地“回避”医院。刘新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社会个人保健系统就十分必要了。个人保健系统应以设置保健站的方式覆盖全市，市民可以向任何保健站提出申请，交纳相应费用后便可享受到由一名固定保健员跟踪提供服务。该保健员要建立服务对象的详细健康档案，并以门诊、电话、电子邮件、出诊等多种形式与服务对象建立联系。建立这种健康保健系统除有利于市民健康外，还有如下好处：保健事业变政府投资为个人投资；引导市民和各级组织消费，拉动内需；庞大的保健员队伍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保健员必须有本科以上学历，培养保健员可推动医学教育的发展。

　　此外，他还和其他委员共同提出了《关于转变政府职能，扩大职业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建议》、《关于推动医院经营机制改革的建议》、《关于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科学化任期制的建议》、《关于北京市地名路标科学化与国际化的建议》等多项提案。

　　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著作《历史研究》中写道： 文明是在异常困难而非异常优异的环境中降生的。通过对惩罚引起的各种效果的考察，我们得出了一条可以用公式来表达的法则：“挑战越大，刺激越强。”也许正是在这种繁忙的工作中，在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下，刘新成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并且激发他今后，迎接更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