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保健医生回忆周恩来：总理患癌症工作不减

张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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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德

周恩来讲话

    1月17日，央视《新闻会客厅》播出节目《30年前，我在总理身边》，以下为节目内容。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1976年1月8号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日子，在这之后的30年当中，每年的这个日子，人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纪念和缅怀周总理，今年这样的纪念依然在继续着。

　　30年前，1月8日，周恩来总理患膀胱癌，在北京305医院住院一年半后，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

　　此后，每年到1月8日，人们都会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人民的总理。

　　今年是周总理逝世整整30周年。这是记者在今年1月8日拍到的一组照片，在周恩来的老家淮安，一位老人在“永远怀恋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摄影展”上驻足观看；在南京，一位市民在梅园新村纪念馆向周总理铜像鞠躬。在成都一处居委会里，摆满人民悼念周总理去世的照片。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是在怀念一位好总理，而对于曾经生活在总理身边的人来说，每年的1月8日，他们还在怀念一位熟悉的亲人和首长。

　　张佐良，74岁，北京医院的医生。1965年，他接到了一纸调令，之后走进了中南海的西花厅，周恩来的住所，成为周恩来总理的专职保健医生。

　　在周恩来生命最后十年，他一直负责周恩来的饮食、卫生以及身体保健。每次周总理出访或者接待外宾，他也都陪在总理身边。对于张佐良来说，和周总理在一起的那十年当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令人难忘的。

　　主持人：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请到的来宾都曾经多年在总理身边工作或者是生活过，首先介绍的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位保健医生张佐良先生，张先生您好。

　　张佐良：您好。

　　主持人：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每年的1月8号对您来讲是一个需要纪念的日子吗？

　　张佐良：对。

　　主持人：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纪念呢？

　　张佐良：因为总理在人民面前，在老百姓面前是个伟人，但是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背向大众一面的周总理大家不大了解，我所回忆的也是回忆我的工作，到了1月8号也好，3月5号也好，我常常会想起我在西花厅的那些日子，刚才画面上，我住的房间我看见了。

　　主持人：路过您的房间。

　　张佐良：对。

　　主持人：您当年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他

　　张佐良：我倒没什么奇怪，我就感觉到总理很忙，很紧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别罗罗嗦嗦说多了不好，因为邓大姐跟总理打了招呼，是大姐说总理在卫生间里，现在你可以进去了，她带着我进去的。进去以后她就很简单，就三言两语，听说你是上海人，你是流浪儿，他说你父母呢，我说“8.13”战争被炸死了，他说你看起来没有流浪儿的那种习气，我说我15岁参军，16岁入党，在党内解放军里长大的。他说我身体很好，没什么病，大姐身体不大好，你只要把大姐照顾好了就可以了，就这样。

　　主持人：三言两语没有格外的热情，您当时心里有没有犯嘀咕呢？

　　张佐良：没有嘀咕，我想总理在卫生间里都要接待人，那么忙，我赶紧出来吧，出来我就轻松了，我的轻松不是我紧张，我把给总理的时间占了。

　　主持人：等于面试通过是不是？

　　张佐良：对。

　　主持人：后来到了保健医生工作岗位上，您每天的工作从什么样的事情开始，以什么样的事情结束？

　　张佐良：开始就是因为总理的生活，他上床睡觉的时间多半在下半夜，就是凌晨的两三点到卧室，到卧室之前，还要抱着一摞文件，我形容一下，可能20来公分厚，大姐说，这是他的金娃娃，抱到卧室里洗漱完了，上了床，拿一块木板，把文件放在上头，一边勾、画，他就看那么多文件。我一直要守在旁边，他看文件不是整个过程都守在那里，要不断地进去看看，没有事儿了在值班室待着，大概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要进去看一下，我不进去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进去，怕他有的时候打盹了，他累了，睡着了就怕他着凉，一直到他睡了。我去了以后他就已经有心脏病，刚开始得冠心病，有心绞痛发作，开始吸氧，所以他睡觉的时候我按氧气，由警卫员拿氧气的口对着他的鼻子，我在那儿按，因为一袋氧气按得快一点大概五分钟左右就按完了，慢一点也可以十分钟左右，我就不能快也不能慢，因为灯已经关了，卧室的灯已经黑了，太快了他还没睡着，你按完氧气总要出来吧，尽管有地毯，也会有点悉悉嗦嗦的声音，怕把他吵醒了，就借着走廊上的灯光进来一点余光，看见他眼睛闪烁的状态，我们知道如果睡觉睡得比较深的，眼睛闪动的动作就比较稳了，也不这么快速了，呼吸也匀了，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稍微按快一点，可以走人了，出来，我就上床去了。

　　主持人：您每天的工作是以照顾总理睡觉，睡熟了，您才下班。您在做保健医生之前生活肯定是还比较正常规律的，到这儿之后长年这样，您适应吗？

　　张佐良：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一种什么观念或者理念，或者是一种精神，因为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都这样，就是肚子饿，吃不上饭，所以跟人家说了，三点来钟睡觉，中午11点半到12点总理要洗刷，因为多半是外宾比较多，而且其他人都被打倒了，文革中间，能够参加工作的，高峰的时候，有16个副总理，那时候他就没有副总理了。

　　主持人：所有的事情一个人要做。

　　张佐良：对，于是有外宾他要去机场，这就是讲的起床以后了，他一上汽车，他的早点是端到汽车上吃，上车吃东西，他坐在汽车的左侧，我坐在他后面右侧，秘书已经把文件准备好了，这一路上要念的。

　　主持人：保健医生怎么还负责念文件呢？

　　张佐良：因为总理要轻装简从，他不让很多随员跟着一大堆到机场去，他就带一个警卫员，带个医生。

　　主持人：因为总理要求轻装简从，所以你们就必须要身兼数职。

　　张佐良：对。

　　主持人：您刚到总理身边的时候，其实他身体还是很好的。

　　张佐良：对。因为他跟我讲他没什么病。

　　主持人：我们看到书上说他冬天参加外事活动，别人都穿得很臃肿，他还穿得非常少，而且也从来没有冻感冒过。

　　张佐良：不戴帽子。他从不戴帽子，刮风、下雪不戴帽子。

　　主持人：您从医生的角度看，平常给人的印象，身体这么好的人，怎么突然之间癌症一下子就来了？

　　张佐良：因为也有人说是不是跟心情不舒畅，精神压力大有关系，我想这是有关系的。

　　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周恩来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这让张佐良也有着深深的感受。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前往北京机场欢送来自非洲索马里的贵宾西亚德一行，然而也正是这一天，来自北京和各地医院的专家们会谈确认，周恩来患了膀胱癌。

　　主持人：1972年5月12号，做常规尿检查的时候发现四个红细胞，这是您自己发现的吗？

　　张佐良：对。

　　主持人：这是四个红细胞，您怎么判断它，要不要说出来，要不要跟谁说，您是不是要想一想？

　　张佐良：没办法，我憋了一天以后跟大姐商量，我说恐怕得查，不查怎么办，我说最大的怀疑就是有没有肿瘤，别的石头、炎症，无所谓，没那么紧急。

　　主持人：你跟大姐说的很直接，跟总理呢，能这么直接讲吗？

　　张佐良：她说你跟总理去解释一下，提出来要查一查，我说好吧，大姐告诉我这个方法，你也要缓和一点，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机会，总理上过厕所在那里洗手，我说总理，今天小便结果已经有了，查出来发现跟你平常的有点不一样，他说什么不一样，我说红细胞多了几个，正常的不应该有，或者有一个，你现在有四个了，说明什么？我说，第一，有炎症的可能，第二，有石头的可能，第三，可能长瘤子，三条你也得说，不说查它干什么，有那么严重吗？我说应该复查，就看发展趋势，是多还是少了，还没复查呢。这么麻烦，什么时候查，我说最好现在查，他说现在查就查，当时尿壶也没有，赶紧端一个痰桶，把里头的水倒掉以后就给他留尿，然后去查，马上就发现胰腺上皮细胞癌，就找到了。

　　主持人：总理对这一次复查小便自己关心结果吗？

　　张佐良：没有，没有问。我想第一，他不问，我认为他并不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重。第二，他想要来了，既来之则安之，我面对现实。当然，对我们医生是相信的，你们要叫他怎么样，到了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医生是知道的，他也不要多问了，我相信这样，因为他看那么多医生在那里检验。

　　主持人：从化验有红细胞到后来总理尿血都快一年时间了，这中间都没有跟他讲，您确诊了，是癌症。

　　张佐良：没有。

　　主持人：但是真到尿血的时候自己就太清楚了。

　　张佐良：他一看尿血他就知道了，因为前面有过膀胱癌。

　　主持人：第一次尿血的时候您在吗？

　　张佐良：在，警卫员吓坏了，一尿到马桶里都是红的，敲门，我刚要睡觉，他的卫士长，佐良，坏了，真的尿血了。因为平常我跟他们都讲清楚了，可能要有这一天，哪一天不知道，他既然是得了癌他总要出血，这一天终于出来了，所以我们心理准备是有的。

　　主持人：但是总理不一定有。

　　张佐良：总理不一定有。他照样工作，什么话也没讲，也没说吃饭吃不好，睡不着觉，或者问我们，嘀咕什么，没有。

　　主持人：为什么呢？是他不在乎还是都想明白了？

　　张佐良：我想他是想明白了，因为他的人生观，他的世界观，他的生死观，疾病观非常明确了，因为人总是有生就有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阻挡不了，这是一句话。他跟我们随意说，不是专门针对某一个，不是得了这个病以后说的。第二，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有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我们是幸存下来的，所以也到了这个年纪了，又发生一点意外，没有死的人感到意外，死掉的人没什么意外，他该到这个时候了，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想清楚了，他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我的感觉是这样。

　　主持人：后来你们建议总理住院治疗，做手术，一建议他马上就都同意了吗？

　　张佐良：1973年没有做任何延误，因为尿血一尿出来就是红的，肯定他应该采取措施，他没有多问，也同意，我们就在玉泉山做的。

　　主持人：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就手术了？

　　张佐良：检查的同时，看到这个大小可以在膀胱镜检查的一次性检查，不抽出来再做别了，就在里头把它烧掉了，总理在山上住了两周不到，因为总理不能耽搁，只要有一个礼拜不在报纸上露面，外交部也催，中联部也催，所以总理也做不下去了，他必须要出来，甚至老百姓也有问的，怎么就没消息了，所以总理必须出来。

　　主持人：从治病的角度讲，是不是应该继续留院治疗？

　　张佐良：从治病的角度，像他这个年龄，这种情况，第一，应该继续休息；第二，要做灌注治疗，总理应该是做五六次，总理做了一两次就不做了，他不肯做了。

　　主持人：第一次手术之后，工作量也没有减少，作息时间有没有调整？

　　张佐良：没有。

　　主持人：一点都没有？

　　张佐良：完全恢复到平常一样，而且一大堆留在那儿的事情还没处理完，他休息了一段时间文件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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