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得了癌症周恩来的工作并没有减轻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17日20:08 央视《新闻会客厅》

张佐良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尽管得了癌症周恩来的工作并没有减轻

周秉德

周恩来讲话

　　尽管得了癌症，但是周恩来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减轻，相反，他比以前更忙了。当时正值文革的后期，他忙于为更多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老干部复职，忙于为刚复出的邓小平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甚至还亲自为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壮行。

　　1974年的年初，由于周恩来病情加重，医生建议他进行第三次手术，周恩来却没有同意，他在批示中说“此事不予考虑”。而正是这些工作的忙碌，加速了周恩来病情的恶化。

　　主持人：在总理还正常工作的时候，他特别辛苦，最累累到什么程度还在坚持工作，您见到过的？

　　张佐良：我见到过多次，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广交会的时间，总理已经在人民大会堂，在钓鱼台、京西宾馆坐了40来个小时了，回到西花厅，拿到文件，因为有人给他准备好，他们告诉我，你准备点东西吧，到广州去一趟，就走了。到了那里以后，先召集当时的军队领导干部，地方的领导干部，层层谈话，然后再找造反派谈话，连续在那里三天两夜没睡觉，在北京已经40多小时没睡了。我们都不行了，我到一个地方，只要屁股挨着椅子我马上就流口水，就打呼噜。吃饭也弄不清白天黑夜，因为都在屋子里头开会。

　　主持人：三天两夜七八十个小时了。那他怎么坚持呢？

　　张佐良：就坚持，他也没打盹，没看见他打盹，我们都坚持不了，他不打盹，所以我说他是奇人。

　　1974年5月30日，周恩来出现了频繁尿血的症状，这一次他不得不离开中南海，住进了305医院。

　　入院后的周恩来已经很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当时的形势仍然让他无法停止自己的工作。

　　1974年12月，病中的周恩来亲自飞往长沙，和毛主席进行会谈，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来人们把这次谈话称作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长沙决策。

　　此后，周恩来还做了大量的工作，行使着一个大国总理的全部职责。

　　1975年1月，周恩来最后一次做《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10月20日，第五次手术后，周恩来就再也没有从病床上下来，最后的一段日子，身为保健医生的张佐良陪在他的身边，直到1976年1月8日。

　　主持人：过了三十年，每到1月8号的时候，人们都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这个日子，说北京有一个很普通的警察，每到1月8号就会看着天来祝福周总理，您觉得为什么时隔这么多年，人们都依然不会忘记，而且记忆会越来越强烈呢？

　　张佐良：一个伟人留在人民中间的印象，敬重，大家的怀念，为什么那么久，我想跟整个社会的进程是有关系的，应该说到现在我们党跟中国社会应该说大大地往前发展了，应该说是很大的进步。

　　主持人：在总理身边工作这十年，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

　　张佐良：对我来讲，意味着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人，应该像总理这样做人，因为人的生命，生命生跟死就是一个时间段的问题，我想留下什么呢？留下一个值得后人敬重，后人怀念，我们国家不会灭亡，民族不会灭亡，你是要走的，要新陈代谢，我已经五年没有参加活动了。

　　主持人：为什么不去？

　　张佐良：最重要的，我就把西花厅说成一个学校，如果在西花厅这个学校毕业的人，你要做得跟他一样，或者做得接近他，这就行，少说多做。

　　主持人：好，谢谢您。

　　周恩来总理逝世时，来医院为他送行的人当中，周秉德是周家嫡系侄辈中的长女。

　　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中没有自己的孩子，1927年，邓颖超第一次怀孕，但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邓颖超没有生下这个孩子。后来邓颖超还有一次怀孕，由于难产，孩子生下来便夭折了，邓颖超的身体也因此变得非常虚弱。恰逢当时国内一片白色恐怖，邓颖超当夜逃难到上海，一路颠簸下来，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从此再也没有孩子。

　　后来周恩来夫妇曾收养过三个女孩，但都因各种不同的原因相继去世。其中和她们相处时间最长的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遗孤，在文革期间也被迫害致死。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大女儿，在娣亲侄辈中年龄居长，12岁那年，在周恩来夫妇与家人商议之后，她就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和周恩来夫妇一起生活了15年，在亲属中，她与周恩来夫妇来往最为密切，邓颖超也曾说过，周秉德是所有亲戚中和他们夫妇感情最深的人。

　　主持人：演播室回来，我们请到的是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女士，请她给我们讲一讲她眼中的周恩来。您好，每年到1月8号这个日子，家里会有一些什么纪念的方式吗？

　　周秉德：三十年过去了，每年1月8号，我和弟弟妹妹，其他亲属，还有原来在西花厅工作的一些老同志，一开始都到天安门的烈士纪念碑去，大家在那儿聚会，大家互相谈谈情况，回忆过去，然后一起照相。

　　主持人：为什么纪念总理要去纪念碑呢？

　　周秉德：他没有可以纪念的一个具体的地方，别人有碑，有墓，但是他把自己的骨灰都撒到了江河湖海，撒到了祖国大地，没有地方去，就觉得那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主持人：今年也是这样吗？

　　周秉德：我们后来都改到毛主席纪念堂了，纪念堂的有关人觉得你们每年都在这儿，那么冷，正是三九，二九、三九的时候，最冷的时候，所以后来人家也看到，觉得那么冷的天，还是到我们这个房间里来吧，这样就到了毛主席纪念堂的周恩来室，每年都到那儿去。

　　主持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忘不了，可以理解，很多那时候没出生的年轻人对总理也是那么敬仰，甚至当作自己第一个最重要的偶像，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周秉德：我看到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情，都觉得周恩来是自己的偶像，是学习的榜样，如果大家都像周恩来这样，我们国家发展得会更好。

　　主持人：对于什么是周恩来精神，人们有共识，但个人也有个人的理解，在您看来，周恩来精神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周秉德：这一生他就是为了解救中华民族的危难，为了咱们有一个新的中国，能够把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生都在追求这个，我觉得他真是不考虑自己。

　　主持人：您的这种理解有哪些是因为确实在他身边生活过多年，通过自己的双眼看了感受到的呢？

　　周秉德：这个感受总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认识得这么透，一开始只是觉得他是长辈，是我的伯父，他自己的职位很高，对我们又那么好，我们当然很尊敬他，很敬爱他，这个是逐步的，咱们才有了一些了解。我伯父处处想着老百姓，要求我们这些孩子们，让他的子侄们一定要过老百姓的日子，我们是普通学生，以后是普通的老百姓，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靠自己的努力去安排自己的未来。

　　主持人：1976年1月8号总理逝世，您当时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周秉德：那时候要去上海出差，4号出差，事先就给伯母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没人接我想我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就没人接就算了。到了8号中午的时候我老伴接到电话，因为伯母说让秘书赶紧给我打电话，不知道我出去了，赶紧给我打电话，找到我以后告诉我这个消息，第一个要告诉我，但是我老伴知道以后，就没法通知我，我到上海出差，那时候通讯也不是那么便利，我没告诉他我在什么地方住，但是我去看过亲戚，老伴就给亲戚打电报，还不能够说什么事，只能说家有要事，请速回京。

　　主持人：那时候还属于机密呢，公众还不知道呢。

　　周秉德：对，还不知道，就是8号当天。亲戚傍晚接到电报，就觉得有要事，那明天一早告诉她吧，就没有跟我讲。

　　主持人：这就几号了。

　　周秉德：在8号晚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亲戚拿到电报也没有跟我讲，我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广播，就听到广播，有哀乐，然后再一听，昏天黑地的，真是马上就炸了，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不知所措了。

　　主持人：就是您从广播里听到的，并不是从家里人这个渠道知道的消息。

　　周秉德：对。

　　主持人：这种感觉肯定很不好，因为是自己家里人，如果家里人通知。

　　周秉德：对，我心里还提前能够知道一点，现在我是跟大家一起知道的，是跟老百姓一块知道的，我真是昏天黑地，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就傻了，愣在那儿了，然后跟我一起去的同志们就一块帮我买黑纱，赶紧联系飞机，当天下午就回来了。看见伯母我就抱头哭，伯母还坚强地说，不哭，坚强一点，因为你是大姐，你还有那么多弟弟妹妹，把他们都安排好，然后就是第二天去参加告别仪式。

　　主持人：您当时观察伯母，她当时表现的是一种坚强，后来有没有流露过，作为一个妻子，一个女人的那种情感？

　　周秉德：当然她是非常悲痛的，但是在我们面前，她还是一直稳着，话就少了，一直到火化的那天，到11号下午，十里长街送总理，送到八宝山，我就一直随着他的车后面，她下了车以后，就问秉德呢，人多，都跟着围着，就拉着我的手，走走走，跟着我走，跟着我走，就把我们拉到棺木前。那个时候她才痛哭，大哭，我再看你最后一眼吧，恩来，我看你最后一眼吧，我以后再也看不到你了，那个时候她才嚎啕大哭。

　　主持人：您现在还保存着总理的什么遗物吗？

　　周秉德：首先就是跟伯母表示，因为我知道他很简谱，我要他一件最破旧的衣服作为留念。在丧事之后，伯母就请工作人员一起整理他那些遗物的时候，就给我们每个人都分了一些他生前的遗物，有很多件东西，其中有一件就是他的毛巾睡袍，那个睡袍都补了一次又一次，补的是用毛巾的、手绢的、纱布的一块一块往上补。

　　主持人：那得用了多少年的衣服。

　　周秉德：他补了几十块的东西，非常简谱。

　　主持人：现在您还留着吗？

　　周秉德：四人帮粉碎之后，当时的革命博物馆就要办一个他逝世一周年的展览，伯母就动员我交出来了，交给了革命博物馆了。但是后来还有些其它的东西也都在我那儿，我也陆陆续续都捐出去了。

　　主持人：有没有不舍得的，当时捐的时候？

　　周秉德：当然有。

　　主持人：您觉得连骨灰都不保留代表了什么呢？

　　周秉德：彻底的唯物主义，15号开追悼会之后，伯母就把我们亲属、工作人员、医生都集中到台湾厅，一块开会。开会的时候就给我们讲骨灰保留的问题，他就讲，我们中国的习俗，丧葬的习俗几千年来都是土葬，共产党提出来，我们要保证都是做火化，火葬，这就是一场革命。现在你伯伯要求我们的骨灰不保留，这又是一场革命，这个革命意味着什么？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在最后，我们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到最后我们的骨灰也回到大自然里去，到海里，到土地上，再去喂鱼，再去营养庄稼，最后彻底为人民服务，他是专门这样告诉我们的。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也是很对的，所以我也实际上在向他学这个做法。

　　主持人：您也这样想？

　　周秉德：我也是这样想，我已经四次送了亲人的骨灰到海里了，我伯母的，我的公公也非常崇敬伯父，1977年我们就把他送到渤海、塘沽，我婆婆是1992年，跟我伯母是同年，1992年年底去世，又把她送过去。送完了他们的时候，我跟我老伴也是互相约定的，我们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老人家学习，所以我跟我老伴也是这么商定的。后来到1999年1月份，我的老伴也没有了，我跟老伴的感情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也有同样的约定，所以我也是请他走我们老人的路，先人的路，也到了海里，交代我的孩子也要走这条路，我自己也要走这条路。

　　主持人：到您这个年纪，送走过这么多人，自己会感到孤独吗？

　　周秉德：没有，我现在是跟孩子们在一块，另外朋友也很多，社会上的活动也很多，没有什么太孤独的感觉。

　　主持人：想起他们来，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丰富的组成部分。

　　周秉德：是。

　　主持人：您从12岁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到现在快60年过去了，做周恩来的侄女是什么滋味？

　　周秉德：我做他的侄女，一个，我感觉到很荣幸；另外感觉到对他非常崇拜，非常敬仰；再就是对自己要按照他的做法尽量去学，尽量学他的精神、作风，对自己要求要严格，尽量去做，当然永远也学不好，学不到。

　　主持人：您的一生当中如果没有和周总理夫妇共同生活这15年，会有什么不同吗？

　　周秉德：现在也不好想象，肯定不会像实际的这种对自己的要求，冥冥之中就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好一点，要求得更严一点，各方面都要能够不辜负他们的培养和教育，总是想这些。

　　主持人：就是潜移默化对自己这个要求就特别严了。

　　周秉德：对。

　　主持人：谢谢您今天到我们节目中来，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让人非常感动的故事。

　　央视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播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