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显示，对于目前的社会环境，认为“安全”的人占被调查人员总数的37.1％，认为“基本安全”的占54.8％，认为“不安全”的占8.1％。从总体上看，公众的“安全指数”比2004年略有上升。
平心而论，近年来，各种复杂的不稳定因素日渐增多，为维护社会稳定，各级政府部门做出了很大努力，涉及公共安全的法律制度建设也成效显著。应当说，数据显示的公众
安全指数上升，客观反映出了政府建设稳定、和谐社会环境的成果。但从安全指数的绝对值上看，37.1％显然还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据，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只是认为“基本安全”，这从侧面说明现实离公众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去年许多安全事故的背后，都折射出某些地方政府职责的缺失。
安全感是每个人生存的基本需求之一。还在很早的时候，当人们为了免遭恐惧、寻求安全，慎重地将自己权利的一部分让渡出来，交给“政府”组织，政府也成为公众的“保姆”。因而，现代社会公民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人类形成政治社会、生成政府权力的基本出发点。某种程度上，公众的安全感来源于社会的稳定、彼此的诚信以及制度的可预期性，但归根结底来源于政府的保障。当我们对食品的安全发生怀疑时，我们对政府的期待多于名牌的信誉；当我们置身于一次次矿难的危险体验之中，我们对政府的渴望强于矿主的承诺；当我们看不起病、身陷地震灾难时，我们对政府的呼唤高于慈善家的义举。面对各种不安全因素的冲击，公众除了寄希望于政府的妥当安排，还能到哪里去寻求承诺与保障呢？
然而，在当下的生活中，“危险正在发生”却是一个基本现实。“非典”、禽流感、海啸、地震、矿难、污染、犯罪、艾滋病……各种天灾人祸不知哪天降临。我们无论凭借多么完备的法治，都不可能实现“零危险”的社会状态。此时，政府的职责就在于：想方设法降低社会危险系数。
曾读到过一篇《英国人为什么处变不惊》的文章，深有感触。去年7月，伦敦发生恐怖爆炸事件，整个世界都在为之担忧，而英国人却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平静。人们谈论最多的不是还会不会发生爆炸，而是如何在地铁关闭的情况下仍能按时上班。或许有人会惊叹英国人的素质之高，以至于在遭受如此大灾难面前还能泰然自若。然而，市民这种从容感的背后，却是政府部门的“竭尽全力”———第一声爆炸响起不到半小时，紧急救援服务便赶到现场；一小时后，警方通过电视直播告示大众：“待在原地，不要走动！”并关闭了全部地铁交通网；两小时后，伦敦各主要街道上出现了“避开伦敦”、“本区域关闭”等警告标志；随之，询问伤亡情况的热线电话也开通了……如此高效而有序的应急措施，来自于政府部门3年多时间的演练！
我相信任何一个乘坐公交车上班或回家的人，都不想为车上是否藏有炸弹而担心，对政府来讲，“危险正在发生”也是其履行好职责的一种“常识”。只有随时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才能让公众生活在一种免于恐惧的自由状态下。伦敦爆炸事件虽然恐惧，但由于政府的应对措施及时得当，并没有引发人们的恐慌。可见，事物的艰难并不必然引起恐惧，最害怕的是人对事物的艰难全然没有办法把握，对它的后果完全不可预知。在我看来，通过透明的信息发布引导公众采取可预期性行为，通过高效的应急措施避免公众受到突发事件的伤害，这是现代政府增进公众安全感、实现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