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钱钢

　　-本刊记者 陈海 陈静 发自香港

　　“无疑，唐山是属于我的。”这是1986年钱钢在写作《唐山大地震》时的感慨。

　　弹指20年。有时记忆并不随岁月的消逝而衰减，唐山，这辈子注定无法与钱钢分开了。无论他身在上海、北京、广州、香港，20年前的文字像一个符咒，时时在耳边萦绕：24

万人无疑是一个悲哀的整体，它们在10年前带走了完整的活力，使得唐山至今在外貌和精神上仍有残缺感。一切似乎都逝去了，一切似乎又都遗留下来了。仿佛是不再痛苦的痛苦，仿佛是不再悲哀的悲哀。

　　那是发生在30年前的一场人间惨剧，也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自然灾害，它注定不被历史遗忘。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4.2秒，中国唐山发生7.8级地震，24万人死，16万人重伤，一座城市毁于一旦。

　　仿佛是一个象征。自然界的巨震之后，中国政治也随之发生强烈震荡——相较于打开国门的1978年，某种程度上1976年更具符号意义，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社会由此酝酿新生。按钱钢的话说，那一年以后，中国不能走什么样的路是明确了，但中国该走什么样的路仍旧茫然。

　　那一年，一个“脚蹬翻毛皮鞋、肩背手压式喷雾器、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的23岁青年，10年后，身兼记者和作家双重身份，重回唐山，写出了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作品——《唐山大地震》。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苛求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但在一个意识形态控制仍严的社会里，钱钢和他的《唐山大地震》无疑是出色和具有开创性的。

　　重回唐山

　　今天能看到的诸多唐山大地震的照片，几乎全是“毁于地震的建筑物”，而人呢？死去的人、受伤的人呢？几乎是找不到的。

　　1976年去唐山时，钱钢是没有写作《唐山大地震》的想法的。他倒是写过一些诗，其中一首名为《烙饼的大娘》。年轻的钱钢，作为文学青年的钱钢，在暮色里，走过废墟的大街，看到一个大娘正在烙饼，他注视良久，然后心里就生出很多感慨。原诗钱钢记不得了，大致意思是：大娘坐在那里，路边架着锅，正在烙饼，她的面粉是从山东送来的，她的锅是从辽宁送来的，她的煤是从山西来的，油是从河南来的。“写得很优美。我的立意是，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唐山，在大妈的锅里，你看到了阶级友爱。”

　　由此可见，写诗的钱钢，起初并没有完整记录唐山大地震的宏伟构想。

　　数年后，文学青年钱钢与江永红合作完成的报告文学作品《蓝军司令》和《奔涌的潮头》，分别获得中国作协第二届和第三届优秀报告文学奖。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个躁动的年头，文学青年能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项是一件不小的事情。1982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许诺说，第三届全国报告文学评奖，军内有4位作家获了奖，我们要给他们做专号的机会，“4个人一人写一部作品”。第一个完成任务的是李延国，他写出了《中国农民大趋势》。编辑部给钱钢题目时几乎是“脱口而出”的：“你去写一座城市的毁灭与新生吧。”——就是写唐山，因为两年后就是10周年了。钱钢回忆说，“他们把落点放在新生上，这并不奇怪，那个年头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歌颂。”

　　编辑部显然是要让钱钢把唐山大地震的震后恢复变成中国改革思路里面的一个典范。编辑对钱钢说，你看唐山从前是一座废墟，今天有了新生了，因为有了改革的好政策，来了邯郸的施工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用了奖金和承包的新制度来建设新唐山，云云。

　　重回唐山，作为记者的钱钢，内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他问自己：为什么只能用灾难来衬托10年的成就，而不能直接去写当时唐山人所受过的苦难呢？钱钢不可能忘记自己亲身经历的1976年的唐山，唐山人的命运、唐山人的悲欢、唐山人的柔弱、唐山人的坚强、唐山人的抗争。而在他曾经一路走过的政治生活里，没有人的尊严，人与人之间缺乏尊重，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爱。经过1980年代初的思想启蒙运动，钱钢终于明白，“人是第一位的，要用文学去反映人”——“这好像是一把钥匙，到我拿到这把钥匙的时候，我在唐山的日日夜夜，许多难忘的东西，泉水一样喷发出来。”

　　从唐山做完第一次采访回到编辑部，钱钢对编辑说，我不想写一个城市的新生，我只想写一个城市的毁灭。编辑跟他一拍即合，说好吧，“新生”就另外再写好了。

　　在多年后的一次访谈里，钱钢说，现在来看，这两者的历史厚度、份量是完全不同的，只有人的死亡、人的悲剧、人在大震中的遭际，才是更加永恒的东西。也只有到了1980年代，才有可能写这样一本以唐山人为主体对象的书。这个大背景，是越来越多的人对文革有更深入的反省。反映到文艺上，就是“告别谎言，呼唤人性”。

　　作家有理由把这诠释为“冰冻新闻的解冻效应”。这是一个准确的表述。

　　流血的城市

　　回到1976年。

　　23岁的钱钢在文学期刊《朝霞》编辑部工作，这是“上海市委写作组”治下的一份文学刊物，和《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摘译》同属“写作组的基本刊物”，编辑部里“工农兵”齐全，钱钢1975年自部队借调而来。

　　当他从广播里听到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严重地震时，文学青年钱钢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去唐山！这在当年是一个很自然的情感流露：抗震救灾，义不容辞。

　　几乎是同时，钱钢想到他在杭州时的邻居蒋忆潮(书中的蒋叔叔)，母亲的老朋友，他刚搬到唐山去不久，原来是杭州市委宣传部的干部，“文革”中被斗，被关牛棚，弄得非常沮丧，于1975年举家迁到妻子的故乡唐山，当民政局长。

　　没有电话，无法联络。但钱钢很快就打好了一个小行包，带上洗漱用具、换洗衣物，就往虹桥机场赶。停机坪上，工作人员正在往飞机上搬运尸袋。钱钢大声告诉他们：我要去！工作人员说，不行！为什么不行？特别危险！这是7月30日，震后第3天，已开始盛传震区流行瘟疫，没水没电，很乱，很恐怖。

　　不让飞，就想别的路走。这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了一个编辑组，要到唐山去组稿，把钱钢纳入其中，他算是“有组织”了。在巨鹿路上的小洋房里等待的日子并不算长，几天后，编辑组跟着上海市防疫队出发了。那时苏州河畔的医院挤满了伤员，钱钢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开着介绍信去买压缩饼干时的情景，“不好买啊，我就说我们要去执行抗震救灾任务”。

　　行包里除了随身衣物，又装了黄连素、六神丸、十滴水、驱蚊剂，两斤大蒜，一瓶椰子糖——他一厢情愿地想，没有饭吃时，就吃一颗糖，也许能坚持。

　　经上海坐火车到北京，经北京换汽车进唐山。沿路钱钢印象最深的是，出北京不远，来到通县一家医院，他们下来要水喝，通县的人问：这次地震，你们上海倒了多少房子？在他们的想象里，地震如此强烈，上海肯定也不能幸免。

　　到了唐山，钱钢被编入防疫队，每天都要背着药箱、喷雾器去打药——所谓打药，就是往尸体堆上喷消毒药剂。

　　钱钢是带着一叠纸条来到唐山的。出发前，很多亲戚朋友都抄下了自己亲友在唐山的地址，让钱钢帮助查找。而此时的唐山，一片废墟的唐山，连路都没了，“哪有什么蒋叔叔、张叔叔啊！”所有纸条上的那些地址，全都荡然无存。

　　但有时就是会发生奇迹。到唐山的第二天，钱钢就意外地听到身边传来熟悉的、浓烈的苏北口音，那是他的蒋叔叔啊，大家又是哭又是笑，紧紧抱在一起。匆忙中钱钢脱了军装，套到蒋叔叔身上去；“保命”的椰子糖，送给了蒋叔叔的两个孩子；后来又把两个孩子送回杭州，托父母照看。钱钢也在蒋叔叔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这个“有心”的蒋叔叔，原军队文化宣传工作者的蒋叔叔，总是有意识地让钱钢去经历一些事情，比如让钱钢送孤儿们去邢台，让钱钢坐着他的那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在灾区奔波。他很自然地对钱钢说：你将来恐怕要做点事情，这个地方你要去看一看，那些人你要去跟他们谈一谈。

　　他们共同承担起了某种朦胧的“使命”——钱钢说，他实际上就是把我往一条路上带，其实就是领着我去采访，去记录。

　　这个蒋叔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在朝鲜战场跟美国兵对峙的时候，是拿着铁皮喇叭，哇哇哇到前面去喊话的人；是对李承晚军队，做攻心工作，做瓦解敌军工作的那个人。”

　　本能的记录

　　从8月到11月，钱钢在唐山的废墟上呆了近3个月。

　　唐山，这座剧痛中的城，“耷拉着它流血的头颅，昏迷不醒。淡淡的晨光中，细微的尘末，一粒粒、一粒粒缓慢地飘移，使人想起濒死者唇边那一丝悠悠的活气”。

　　并非为记录唐山而来。但事实上，作为文学青年的钱钢，本能地，用眼睛，用手中的笔，记下了那个“濒死的拂晓”，那个重创后的唐山，流血的唐山。1976年记下来的文字，对于《唐山大地震》的成书，除了感性的描摹，更大的价值是作为线索的意义。很多场景在8年之后再重新去核对，去确认，“因为当时我不是一个职业记者。我只是本能地记录”。

　　钱钢本能地记下了那“政治的1976”：8月12日，在唐山、丰南一带的断壁残墙上，他看到很多用炭水刷的大标语，比如，“它震它的，咱干咱的！”比如，“活下来的拼命干，建设更美好的新唐山！”比如，“哪怕唐山遭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

　　很多东西是钱钢直击的、亲历的,他记下了：×××从废墟中钻出，不救家人，首先抢救生产队的牲口；××老大娘被救出时，捧出了她保护着的毛主席石膏像，她问旁人：毛主席在北京被砸着没有？听说没有，激动得欲跪下磕头；在震后极短的时间里，钢铁厂炼出了第一炉“抗震钢”，煤矿出了第一车“抗震煤”，××公司食堂也蒸出了第一屉“抗震馒头”；×村在废墟上召开学习小靳庄赛诗会……

　　3个月里，钱钢印象最深的是，蒋叔叔建议他作为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送孤儿们去邢台。这成了钱钢一生中一段非凡的经历。“我从来没有那么深地卷入到感情的漩涡里去。”那一路令他终身难忘，以至于10年后提笔追忆这一切时，那个5岁的可爱的“小拖拉机手”跃然脑海，记忆丝毫没有迟滞——“孤儿们情绪波动特别大，我一路上陪伴他们，哄他们，到了(邢台)以后又要离开，第二天又回去看，被‘小拖拉机手’发现，我又逃跑。”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不知道大祸已经降临，叽叽喳喳在钱钢面前围成一团的时候……“人的内心最软弱的那块很难不起作用。”

　　这些坚硬的情感

　　“有心”的蒋叔叔还让钱钢走进盲人居住区，然后他发现，盲人用他们的听觉、触觉和味觉感受着那些灾难的日子。“失明的鼓书艺人资希圣在废墟上走着，忽然，他踩到了什么。嘣……一声悠长的、回音袅袅的琴弦的声响。那声音立刻使废墟上的空气都发颤了。一根古老的弦首先在废墟中昂扬地颤响了。”

　　音乐，废墟上的音乐，默默地穿透着这块刚刚从黑色灾难中挣脱出来的惊恐的土地，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力——它突然让人联想到二十多年后北约轰炸南联盟时，南斯拉夫的音乐家们在街头开音乐会，头上，是狰狞轰鸣的战斗机。

　　多年以后，香港中学生的发问让钱钢很难作答：你当时采访唐山大地震，很残忍吧，你的问题不会涉及他们的隐私，他们的痛苦？钱钢说，一定要回到当年你才能理解，那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年代，人们的感情像岩石一样坚硬和粗糙，今天你感到痛苦的事情，当年不见得是痛苦的。蒋叔叔把他的美国吉普车让我坐，他的司机是一个黑黑瘦瘦的女孩。车上，我就问她：你家咋样啊？她说：“没事，就没了俩。”——这是怎样普遍的一种粗糙和坚硬。

　　还有一种是畸形。一位工人诗人，家里死了很多人，他坐下来给钱钢讲一件事情，说到动情处，突然激动起来了，连连感叹：“真是一首好诗啊！”然后就在膝盖上写起诗来。“今天讲起来非常不可思议，觉得人怎么这么矫情做作啊。但当年就是这样的。”

　　毕竟是人世间最惨烈的景象。钱钢胆子并不大，他甚至从来没有正面见过一位死者的脸，通常都是头一扭就走开了，看到的都是残缺的脚，和手。他刻意使自己变得很坚强，却适得其反，脆而不坚。可他却看到他的蒋叔叔，从灾害的废墟上，刨出一个缺了口的陶瓷杯子，还挖出了他喜爱的杭州龙井茶叶，他居然要沏茶！哪来的水？他就在每天人们倒刷锅水洗脸水的地方，挖，下面肯定有水。水真的出来了，然后，架着个破锅就烧水，泡茶……

　　这是怎样一种从容淡定的状态啊！“有时候，姿态放得比较低，比较微小的人物，反而是不容易打倒的，比如在废墟里埋了13天的卢妈妈。这就是生命力！”

　　30年前的记忆有的模糊了，有的却深深烙在灵魂深处，挥之不去。“那时多么炎热，气味多么难闻，令人窒息！那么多的苍蝇，停满了救护车的棚顶，到一个地方，刚坐下来要吃饭，苍蝇全围上来了；那些从地下挖出来的婴儿，活着的小婴儿，大人就用吃饭用的菜罩罩着，就怕苍蝇弄他。那种感觉，是刻骨铭心的。”

　　悲伤？并不是悲伤。在唐山地震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情感都是坚硬的，到了某一天(毛泽东辞世)突然像水库一样，开始满城放声痛哭。你说是为了毛泽东一个人，显然不能这么解释，好像开关打开了一样，因为他们的父、母、子、女，都不在了，这是人生的大恸。“所以我就说这个哭声不仅仅属于政治。”

　　2006年1月7日，从台湾访问回到香港，钱钢收到一封寄自唐山的信。这是钱钢在书里写到的“五室叔”的来信，他们正在征文纪念唐山大地震，向钱钢问好。而类似这样的联系，30年里，越来越少了，很多人先后老去，卢妈妈去世了，蒋叔叔也去世了，那些孤儿也长大了。说不出的宿命，说不出的伤感。

　　我的1976

　　钱钢的印象里，1976年的日子过得特别快。

　　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钱钢混在人群中盯着9吋的黑白电视机，收看总理的追悼会。看到江青在总理面前不脱帽，下面有人怒喊：“脱帽！脱帽！”在“四人帮”控制仍严的上海，已经出现这样强烈的情绪。

　　钱钢直觉得撕心裂肺。看完电视，从编辑部出来，抱着路边的树，痛哭。

　　很快到了“天安门事件”。奉编辑部指派，钱钢到“小三线”(“小三线”是安徽，“大三线”指四川、贵州等)，征求工人阶级对编辑部的意见，就在那儿，他从广播里听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邓小平是当代的纳吉……”接着又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经过战斗的洗礼，天安门更加美丽……

　　从安徽回到杭州的家，母亲和妹妹仍惊魂未定，她们都去北京参加了“天安门事件”。母亲向钱钢描述：天安门和纪念碑上上下下贴满了悼念周总理和揭露“四人帮”的诗歌，“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母亲说，很多人都在抄那些诗，没地方记，就说“劳驾劳驾”，就在我的背上抄。

　　编辑部的一个同事，在政治上同钱钢并不交心，钱钢把他请到家里住，母亲叮嘱儿子说话要小心。那个时候，“说话要小心”成了一个高频词汇，大家活得都很谨慎。

　　这一年，成年后的钱钢回想起来，是到了一个力量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国家不该走什么样的路是清楚的，该走什么路仍旧茫然，仍然弥漫着高压的恐怖气氛。

　　这一年，文学青年钱钢还写过“红卫兵”的赞美诗，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歌颂“破四旧”。当过“红卫兵”的钱钢，无非是想把自己参加过的一些事情浪漫化，“浪漫成一种很美的记忆”，这些情绪，“假里面有一些是真的”，不那么简单。“我不认为我在1976年就已经非常鲜明，对‘文革’什么都已经看得很透，我不是像很多人那样。”

　　这一年，于钱钢，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在多年后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他说：这是一次深深的耕耘，就像自己的心灵被狠狠地犁过一遍，使日后的播种有了可能。

　　1976年在钱钢的记忆里还回荡着这样的声音——政治经常出一些莫名奇妙的牌，元旦的时候抛出毛主席的词两首——《鸟儿问答》、《重上井冈山》，在上海，就把它变成了歌，变成歌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甚至连《鸟儿问答》也谱成了歌。钱钢还记得，“不须放屁”是一个很难唱的男高音，他高吼一声，“不须放屁！”接着，又滑回到“试看天地翻覆”……

　　尽管有如此多的困难，这一年的钱钢还是有着诸多憧憬。“1976年很值得纪念，总之是大家知道落幕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可很快他又意识到，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天国，你的伊甸园就出现了，因为还有后痛。这是后遗症。

　　清查“四人帮”的时候，钱钢还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单位领导让他讲清楚，到唐山干什么去了？谁派你去的？

　　他们要他“有一个交待”。

　　10年后，他给出了答案。

　　(实习生赵佳月对本文有贡献)

　　“有历史训练的人，有一个特点，不为眼前的困难把自己纠缠到窒息。历史会给我们很多安慰，我们不用悲天悯人，我们也不用时时去发出什么咆哮。” 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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