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互动加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兰州报道

　　官民互动加速

　　官民互动不是哪位“一把手”偶尔露露脸，关键是制度化和有效化

　　1月13日下午5时整，兰州市西固区“一把手上电视”活动结束，两个小时共接到市民反映的问题158件，现场解决答复124件，还有34件带回区上研究解决。

　　金沟乡一位老农民反映的问题让区委书记李虎林印象很深，这位农民反映说，他年纪大了，经常有病，现在看病太贵，像他们这样的困难家庭一旦得了大病就负担不起。

　　“从热线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近期内老百姓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这些也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李虎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月16日上午，西固区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建立困难群众医疗救助体系，“不让一个群众由于家庭困难而出现看不起病的现象！”

　　“政府对民情的了解已经从以前的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收集，这种官方和老百姓之间信息传递渠道的多样化是近年来地方政改的一个亮点。”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惠民分析说。

　　畅通官民沟通渠道

　　在“一把手上电视”现场，主持人汪小平曾问过兰州市公安局局长姚远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小时候经常会有片警到家里来家访，但现在怎么看不到警察的影子了？

　　姚远给观众讲了中国基层民警的现实情况，经费少、人手缺，另外，还把兰州市充实一线警力的一些工作和打算告诉了大家，“没想到的是，节目播出第二天，就有市民给我打电话，说以前对我们警察存在好多误解，觉得整天什么都不干，听了我的解释，对我们的理解增强了。”

　　“传统的传递官方信息的主要方式就是红头文件、会议，这种信息传递方式存在的弊病很多，因为渠道不畅，造成政府和群众之间发生不少误解。而民众对官方信息的需求是很大的。”汪小平说。

　　筹备节目时，兰州电视台做过一个民意调查，90%以上的被访者对这个节目非常支持，“高宅大院里的政府对我们还有些神秘，我们想更多地了解他们。”

　　让汪小平深有感触的一件事情是，他听到好多人议论，说是有人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安排工作，通过中间人给某局长送了不少钱。这位局长是他的一位朋友，他随后问这位局长是否有此事，这位局长大吃一惊，说这个孩子被安排工作是按有关规定执行的，根本不用花钱送礼，他也不认识这个所谓的中间人。

　　“这位局长一分钱也没收，但却落了一个坏名声，政府和领导的形象就这样被‘托儿’害了，关键在于信息不畅。”汪小平分析说。

　　对此，兰州市公安局局长姚远深有感触。2004年9月26日，兰州市公安局接到报警，一位讨债人怀揣炸药挟持债务人，姚远率众赶到现场，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姚远命令当场将其击毙。事后发现，这位讨债人怀里揣的是一个热水袋。媒体的质疑纷沓而至，一时间，姚远也有些被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就此问姚远，如果在演播室有观众问到这个事情，他会不会难堪。姚远的回答出乎意料，“我倒是希望有人问这个事情，那不刚好给我提供了一次新闻发布会的机会，我会给大家讲现场处置的原则是什么，大家明白了法律环节上的规定，也就会明白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了。这次现场处置是完全依照法律程序的。”

　　“推出这个节目就是让‘一把手’和群众通过互动的形式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市委书记陈宝生说，“一方面，群众通常不知道政府部门在干什么，能够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同时，政府部门也很难知晓群众当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存在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兰州晚报》总编银鑫介绍说，他们的热线电话是24小时开通，能报道的派记者去采访报道，有的转交相关部门处理，最重要的是，他们每周都要将群众反映的情况汇总，编印《舆情通报》专送省市领导。

　　李惠民是“一把手上电视”的节目顾问，并参加过多次现场活动。李惠民认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主要来自政府的不公开和不透明，在兰州市领导直接倡导、鼓励、支持下的“一把手上电视”节目，创造了一种直接的、针对性很强的、“面对面”的沟通平台。

　　对于节目的进一步强化，汪小平还有好多想法，“对于一些突发事件，比如发生了禽流感，我们是否可以邀请卫生局局长来上电视，让他讲相关的预防措施并通告情况，这将对社会的稳定起到很大的作用。”

　　确保互动的日常化

　　走进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湖街道各社区的居民楼院，可以看到挂在楼洞的一个个醒目的“民情信箱”。

　　据了解，西湖街道从2004年6月开始实施包括民情信箱、民情热线、民情笔记、民情信息员等内容的“民情流水线”工程，及时了解反馈群众的呼声，并建立起一套登记、呈阅、办理、回复等制度。

　　“虽然解决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但给政府带来的好处是无穷尽的，最明显的是，近两年里，我们街办没有发生一起越级上访事件。”西湖街道工委书记王立山得意地说。

　　兰州市退休干部刘英麟看过“一把手上电视”节目后，给市委书记陈宝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一般来讲，“一把手”不缺政策水平，缺的是因为坐在办公室里而难以得到的民情，而民情恰恰是治庸防腐和创建和谐社会所必须重视的。

　　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有评论认为，最大限度地畅通官民通道，建立官民互动机制是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

　　《瞭望东方周刊》曾报道过西安官民互动的一个范例。因出于对“2004年陕西省十大新闻”评选中“西安宝马彩票案圆满解决，提高政府公信力”的质疑，网民“秦透社”在网上发起了“西安发展十大教训”的评选活动。网民此举得到了西安市长的高调回应，明确肯定网民参政议政热情，并要求市政府研究室跟踪评选过程，市政府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整改措施。结果收到良好效应。

　　随着各地推出各种官民互动的措施，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正在成为官民沟通的平台。

　　浙江、湖北等省一些地区2005年就曾进行官员电视述职述廉。

　　刚进入2006年，北京广播网公布消息称，北京城市管理广播新推出“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节目。

　　此前，在北京、深圳等地，政府职能部门纷纷上网参加与与企业、市民的互动。

　　有专家指出，这些互动总是存在一种虚拟和未知的结果，往往取决于政府官员道义上的作为，而民众监督大都处于从属和被动地位，受制于政府行为。

　　市民对话“一把手”，最重要的便是健全相关的互动保障制度，而不是“一把手”露露脸、扬扬声。确保公众的监督日常化、制度化和有效化成为关键所在。

　　治庸比治腐更难

　　在兰州推出“治庸计划”之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着手通过各种措施提高行政效率。

　　早在2004年，浙江省就曾成立专门的机关效能建设机构，对机关干部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涣散和政令不畅等现象进行治理。

　　继浙江之后，河南、四川、江苏、广东、重庆等省份也先后向庸官、懒官开刀，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重视机关效能建设。

　　这场效能革命针对的是企业和群众深恶痛绝的“衙门作风”。这场革命的背景是，各地都在尽最大努力改善发展软环境，以吸引投资，发展经济，但与现实需要相脱节的是，部分机关部门工作作风和干部队伍素质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各种治庸措施的出台，意味着那些认为只要不贪污、不受贿、不违法犯罪就不会出问题的官员，将不得不改变想法。

　　但另一个问题是，没有人甘愿做庸官，在机构大量重叠、职能大量交叉的体制和机制面前，是否有想做“能官”而不能的情况。因此有人提出，庸官产生的环境必须治理，改革行政体制，转换政府职能，科学定岗定员，高效能考核，这些才是杜绝庸官的治本良策。

　　在一种一切事务均“听从领导指示安排”的机关生态环境中，所谓的“庸”如何来合理界定，该由谁说了算？这些问题若不从法规制度上彻底厘清解决，治理庸官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下去。因此，有专家指出，治庸比治腐的难度更大、更艰巨。如何建立真正合理的干部考评考核体系，对各级政府来说，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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