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图）

章开沅：为南京大屠杀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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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与东史郎合影

在东京参加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活动

新著《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进行血腥屠城，30多万无辜的平民遇难。“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凋敝的南京，有20多位侨居南京的外籍人士伸出了友谊之手，不顾本国政府多次敦促撤离的通知，不计个人安危，自告奋勇筹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参与救援难民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名叫贝德士的美国人，从1937年冬到1941年，为保护中国难民和揭露日军暴行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领导下，20多万难民安全逃离日军的魔爪。

　　贝德士的英文原名是Miner Searle Bates，于1897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纽瓦克(Newark)。1920年，他在牛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到美国，被联合基督教布道会授予传教士资格并派往中国。来华后，他在金陵大学政治历史系任教并兼主任，以后改任历史系主任并开设该系许多主干课程，对历史系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西迁重庆。当时还滞留在日本的贝德士奉学校当局之命，历尽千辛，穿过日军战线重返南京，以副校长名义全面负责留守校产，并勉为其难地办了一所农业专科学校。在南京沦陷前后，他起先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随后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重要骨干和最后一任主席。贝德士根据当时自己的所闻所见，对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一一作了记录。这些记录加上他保存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是为《贝德士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胜利后，贝德士又奉命回南京接收校产，并参与筹备复校工作。1946年9月，金陵大学在南京原址如期开学，其中也包含着贝德士的一份辛劳。连续多年的过分劳累，他保护了金大的校产，却严重损害了个人的健康。贝德士自复校后即长期处于病痛疲惫之中，但他仍一如往昔，竭尽全力从事教学工作和各项社会活动。在经历了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之后，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在内心留下永远无法磨灭的痛苦回忆。然而，在1946—1948两年多时间里，无论在课堂内外，贝德士都未曾向学生谈过这些痛苦万分的亲身经历，虽然其间他曾作为证人先后出席过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一案的审判。

　　章开沅，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1926年出生于安徽芜湖。1943年夏因“思想问题”被中学开除。1943年10月，入重庆计政人员专修班习会计，次年5月又因与军训教官冲突被开除。1946年10月东归南京，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受业于贝德士、王绳祖、陈恭禄诸教授。其中，贝德士教授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有段时间，章开沅突然对研究印第安民间文学兴趣甚浓，贝德士不仅没有批评他不务正业，反而设法帮助他向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借阅有关新出版的著作。与贝德士的接触前后不到一年，他这种赞赏学生寻求新知的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给章开沅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11月，由于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章开沅离开金陵大学，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解放区。贝德士则亲眼看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看到金大校园内一系列急剧的变革。他曾对教会大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仍然寄予几许希望，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与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却使这点希望日趋渺茫。终于，他在1950年离开了曾经工作于斯30年的金陵大学。至此，章开沅与这位可亲可敬的美国老师失去了联系。

　　时光荏苒，弹指间，30余年过去了。当年兴趣甚广的青年章开沅，已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而历史的机缘又使他再次与贝德士“相遇”。

　　198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子健等友人的建议与支持下，已是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兼历史系教授的章开沅开始着手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虽然贝德士的影像偶尔模糊地浮现于脑际，但章开沅并没有萌发任何研究他的想法。次年，他应邀赴美参加中国民主运动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一次会议休息的时间，唐德刚、邵子平等友人提出成立对日索赔会，并且当场召集发起人签名。当时从大陆到会的中国学者就章开沅一人，因此便成为祖国大陆的当然代表。在章开沅提笔签名之际，旅美华裔女作家丛 在一旁笑问：“你敢签吗？”章开沅笑着回答：“死且不惧，何况签名。”立即引起一片欢笑声。在章开沅看来，此乃民族大义，签名参与发起对日索赔会应属理直气壮，有何后顾之忧？1991年12月12日，该会正式改名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并在纽约举办了纪念活动。该会邀请了唐德刚、熊 和章开沅发表演说。1994年，章开沅回国后，由于地域的阻隔，没有直接参与索赔会组织的活动，但与该会的某些成员如邵子平等人，仍然保持联系与合作。

　　1987年暑假，教育部给了他一个月的学术休假。章开沅趁此良机，来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阅资料，因为该图书馆收藏了一批1949年以前(也有少量1950、1951、1952等年份的)较完整的原在中国设立的13所教会大学的珍贵档案。在翻阅资料的时候，章开沅意外发现了贝德士老师生前所保存的全部文献。在深为其中丰富的内容所吸引的同时，让章开沅更为惊讶的是，该文献保留了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原始资料。

　　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罪行。但从20世纪80年代“历史教科书事件”开始，日本国内右派就不断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他们猖狂地叫嚣，有关中国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书籍都不是当时当事人的真实记录，不是第一手材料，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给予抹杀。鉴于日本右翼势力的日益猖獗，作为历史学家的章开沅，慧眼识珠，敏锐地意识到这批文献资料的价值，但苦于当时停留美国时间较短，未能认真详细阅读这些资料。

　　直至1990年8月，章开沅摆脱了学校行政事务，应邀到美国正式进行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第一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仍然顾不上接触耶鲁神学院这批藏档。1991年7月至1992年3月，受鲁斯基金资助，章开沅专程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潜心阅读《贝德士文献》。将这1000余卷的文献全部仔细查阅一遍后，章开沅从中整理并复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1000余页，同时也复印了一套送给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其后，章开沅应邀前往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分校讲学。在美国大学教书是非常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所以章开沅在执教期间还是顾不上整理与研究这批复印资料。1993年夏天，章开沅应邀访问日本，随后又在8月底应聘前往台北政治大学任教。滞留期间，亦无暇研究这批资料。

　　几经周折，直到1994年春，章开沅回到武汉后，才有时间把这批复印资料初步加以清理归类，为进一步研究做必要的准备。同年10月，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对间断已久的耶鲁期间的工作做出初步小结。当时正值中日关系的友好时期，经过一些周折，此书于次年7月出版。那时，他所在的学校没有将它作为一项科研成果上报。而武汉一些高校的众多青年学生，他们或则邀请章开沅去演讲，或则排队等他签名售书，给了章开沅以安慰。

　　1995年元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以“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名义邀请章开沅去讲学与研究，到7月底才离港返汉。在此期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章开沅应邀与旅美华裔女导演汤美如合作，利用手头丰裕的资料，编译了《南京：1937.11—1938.5》一书。这两本书第一次较系统地利用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原始档案和作为该会成员的贝德士等外籍人士的私人文献为研究蓝本，海外许多新闻媒体对此特别关注并争相报道。

　　上面两本书出版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但日本右翼学者寻找各种借口攻击“贝德士文献”，认为它只是当时个别人的记述，带有很大偏见等等。为了回击日本右翼分子这一荒谬的言论，章开沅利用他再次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所查阅的资料，将当时留在南京的9位传教士及一位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到南京的传教士共10人的原始资料编译成册，是为《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一书。与前面的两本书相比，此书更详细、全面。从取材上来讲，上述的两本书主要是在《贝德士文献》的基础上写成的，而此书在充分利用《贝德士文献》的同时，取材范围还扩大到“中国文献项目之私人收藏”、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史德蔚文献》等。从内容上来讲，前两本书只利用了贝德士遗留的原始文献，后者增加了许多资料，除了贝德士文献外，还有费吴生、福斯特、麦卡伦、马吉、米尔士、史迈士、华群、威尔逊等人遗留的原始文献。这些资料都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外籍人士群体，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撰写的最为详尽的实录，其公正性、真实性与严谨性是任何人也无从否定的。所以，此书的史料价值极高。与以往注重学理论辩的论著不同，章开沅在编著这些书时，尽量原文照录，不作删节或少作删节，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直接接触当时、当地、当事的第一手材料，便于读者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正如他在书中引用贝德士的话所言：“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

　　在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的同时，章开沅还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主张客观、冷静地区分日本人和日本政府。他说：

　　人们都说对于战争责任的反省，日本不如德国。我不愿说日本人不如德国人，而宁可说日本政府不如德国政府。但不愿承担战争责任的政府毕竟会使自己的民族蒙受羞辱，何况这不是一般的战争责任，这是涉及数千万人死亡与财产损失难以数计的巨大侵略罪行，人们不会原谅那些继续掩盖真相和推托罪责的日本政府。只要这样的政府存在，尽管日本多么富有，多么强盛，多么勤奋，多么能干，它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也难以受到应有的尊敬，更难以赢得真挚的友情。

　　这段精辟的论述，发人深省。亚洲各国人民是善良而又宽厚的，他们并不愿长期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中，更不愿意生活在复苏的仇恨情绪之中。但日本那些右翼分子逼着受害国人民不能不正视现实与追忆往事，不能继续沉默，不能让那些特殊的日本人胡诌历史，必须捍卫历史自身的尊严。当然，这绝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1995年8月，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台北隆重举办了规模很大的学术研讨会。章开沅在开幕式上作了《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的主题讲演，强调应捐弃既往党派成见，客观、全面地如实叙述伟大的抗日战争历史。稍后又宣读了论文《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以翔实的史料证明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引起了国外新闻界的广泛关注。

　　1997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拿到日本参展，与张纯如那本装帧精美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起签名出售。张纯如，美籍华裔作家，文学博士。20世纪90年代中期，她为了写书到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发现了有关拉贝的一些文献资料，并因此通过邵子平而知晓章开沅。她在章开沅前驱工作的指引下，参阅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史料。由于她的努力，1996年10月，在邵子平的热心协助下，她发现了南京大屠杀研究核心材料之一《拉贝日记》，并把它公之于众，从而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刺激了她，所以她决定写一本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书，让西方民众了解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其结果便是《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出版。这是一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力作，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她也因此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和攻击，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此起彼伏的崎岖现实不但没有挫败章开沅，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已有的信念，仍然坚守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第一线，与日本右翼势力无休无止的挑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1997年，国际局势发生了微妙变化，南京大屠杀研究成为国内外共同的热门话题，因为此时恰逢南京大屠杀的60周年纪念。由于章开沅较早地公开介绍与利用尘封已久的《贝德士文献》，为说明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提供大量英文铁证，并且明确肯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外籍人士的贡献，所以成为新闻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特别是在新华总社发出1000多字的专讯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刊都转发了消息和评论，似乎更增添了章开沅的学术成果的新闻价值。1998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获得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类图书一等奖，同时章开沅还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项基金，用于主持《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对此章开沅感慨万千：史学研究是项寂寞的文字事业，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安于寂寞，甘守清贫，还要有昂扬的斗志。

　　同年8月，章开沅参加南京举办的“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他提交了论文《贝德士文献的史料价值》。12月中旬，在日本举行的纪念大会上，他作了《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的主题演讲。媒体对这两个会议做了积极的报道，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反响。这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回击，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加恼恨，诬指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且辱骂贝德士是“伪证制造者”。章开沅立即在《历史研究》发表《到底谁是伪证制造者》，以确凿且充分的史实予以严正驳斥。之前，他还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玛莎·斯茉莉合作，并由她出面编辑出版《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1937—1938》。但由于财力和篇幅的限制，这本书所收文献数量较少，不足以反映耶鲁相关藏档的全貌。因此，1998年5月，章开沅再度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藏档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全面搜索。其结果便是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9月出版了由章开沅编译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这是当时选辑最为详尽的耶鲁藏档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结集。该书已先后在中美两国，分别以中文和英文出版，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然而，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此书以日文出版，别有一番意义。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章开沅教授重新译校了收录在《天理难容：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的书信和日记，对其中部分内容作了删减，同时增录了史迈士等人的信函，命名为《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作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第4册。书中收录了历史学家贝德士、社会学家史迈士等11位美国传教士的40多封书信，这些书信以其公正性、真实性与严谨性，提供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最为详尽的实录。它们可使青年一代充分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为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章开沅发现的《贝德士文献》并不是历史的孤证，因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也有证据留下，从而以更加无可辩驳的史料证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美、德等国，相继发现了一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史料，如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费吴生(即费奇)的日记和书信、当年鼓楼医院医生威尔逊的日记和当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院长魏特琳的日记，他们三人都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抢、淫等暴行。而1996年底公开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的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私人日记。但《拉贝日记》也有不足，因为拉贝在1938年年初就回德国了，而贝德士这些人则坚持到1941年才撤出南京。因此，他们的记录更完整、更具体、更详细，由此显示出这批材料的可贵。这些日记和书信同贝德士保存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档案相印证，进一步说明了《贝德士文献》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在中国，早在1984年，南京市政府就组织南京地区的专家、学者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编辑和出版了一些史料集和学术专著，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等，这成为当时揭露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内容最为完整的著作。在日本，作为加害者的侵华日军老兵如东史郎等，良知未泯，纷纷出版了自己的战时日记，勇敢地揭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愤怒地痛斥现今仍然企图掩盖乃至抹杀这段丑恶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受害国双方的证据都有了，独缺第三国的见证人。而章开沅发掘、整理并出版的《贝德士文献》，则弥补了南京大屠杀证据链的缺陷。它证实了当时的南京还有一批中立国的人士，他们目睹了南京大屠杀，他们的证言与中日双方的证据组成一条无懈可击的链条，就像一把把尖刀直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心脏。

　　尽管南京大屠杀堪比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但由于历史及现实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南京大屠杀一度成为一场被遗忘的大屠杀。为了让这个真相广为世界人民所知，教育下一代，章开沅积极地参与了为南京大屠杀取证、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活动，足迹遍及中国、北美和日本。新著《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一书就是他从耶鲁到东京这一良知之旅中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章开沅说，50多年前，他的老师贝德士博士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控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事后又带着包含大量证言、证据在内的全部档案回到美国，走的是从东京到耶鲁的路线；而他本人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是从在耶鲁发现贝德士文献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开始，并进而将取证驳伪活动从北美延伸到日本，走的是从耶鲁到东京的路线，恰好与他的老师相反而又相成。他的言论已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聚焦点。这些年，章开沅还曾多次应邀前往日本，与日本主持正义的各界人士一起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驳斥右翼分子的种种谎言与谬论。

　　对国际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通常是超越国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在中国，但在北美和日本，有许多学者正在深入研究。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共同推进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进程，章开沅十分注重与国内外学者进行交流，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发掘和整理南京大屠杀史料并参与南京大屠杀取证等活动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批为捍卫历史尊严而奔走的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国内外人士，如唐德刚、邵子平、吴章铨、斯茉莉、张纯如、汤美如、王选、朱成山、松冈环、石田米子、田中正俊、林伯耀、东史郎、笠原十九司等等，其中，有不少日本人士也在奋斗，也在从事正义的事业。1997年和1999年，章开沅在参加“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东京学术研讨会”和“战争犯罪与战后赔款问题国际市民研讨会”等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国外学者交流研究经验，相互介绍研究成果，促进了国内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这些研究成果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分子所说的“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

　　章开沅先生是以研究辛亥革命史而为国内外史学界称誉的。为什么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把研究重点转向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呢？按照章开沅自己的说法：有一种力量，或者说有一种召唤，使他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其实，从1979年他首次访问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以来，他一直热心从事中日友好与学术交流工作。日本的山川秀丽与人民的勤劳友善给予他深刻的印象。但是，美丽的扶桑存在着另一种日本人，他们企图掩盖南京大屠杀暴行，造谣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要捍卫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位中国公民，他要捍卫民族的尊严！

　　章开沅，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26年生。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美国奥古斯坦那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后长期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曾任该校校长、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章开沅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辛亥革命史研究，论著宏丰。现主要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

　　(文/林伟荦　高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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