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约评论员 周庆安
随着2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在维也纳IEAE会议上的总结发言，IEAE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已成定局。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伊朗核问题将以更加激化和对立的态势展示在世人面前。尽管和谈的大门仍未关闭，但是伊朗核问题上升为安理会层面的议题，却无法让我们乐观面对那位执着的伊朗总统和久悬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
伊朗核问题是2006年中东变局的新火把。在此之前，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中的获胜，使得巴以问题进入了更加复杂和危险的处境。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两处火起，实际上点燃了民众对于西方国家潜藏已久的不满情绪。因为丹麦和挪威两国媒体日前刊登和转载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愤怒的民众焚烧了丹麦和挪威的使馆，也焚烧了人们来之不易的平静。无论政治在民意中的作用有多大，我们必须承认，2006年的中东恐怕会有三四处楚河汉界，颇不宁静。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曾经希望随着军事对抗的结束，中东会逐渐恢复一种相对的宁静和理性。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宗教冲突、领土争端和防止核扩散的对抗已经成为今天国际社会关注中东的所有理由。2006年中，不但巴以等传统矛盾有进一步深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且中东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冲突和对抗也有加剧的苗头，中东民众的反西方、反犹太情绪也在激化。
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随着国家利益冲突和民族矛盾的升级，2006年中东地区一种潜在的“对抗综合征”正在悄悄地蔓延。由于中东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又处在民族与宗教矛盾的前沿。一旦中东主要国家出现明显的政策变化，极易造成大国利益的对抗，或者全球大国与中东国家围绕中东地区政治话语权展开的较量。而后者则更为明显，新年伊始伊朗核问题的激化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对抗综合征”的动力，并不完全在于政府层面。民众情绪中的极端主义思想的蔓延，已经成为政治对抗的寄生品。一方面，少数国家利用民意对中东政治造成了议程影响；另一方面，民众中巨大的对抗情绪也对政府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哈马斯的胜选和丹麦、挪威使馆的被烧，实际上证明群众性的愤怒已经成为2006年中东新的不稳定因素。
新的“对抗综合征”其实都有旧恩怨。中东2006年产生的新危机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传统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在如巴以等地区的激化，民众已经对各方的博弈失去了耐心；二是地区发展与大国利益之间的冲突，尤其是核使用等尖端技术上的发展打破了中东的力量格局；三是随着上一代强力领导人退下历史舞台，在这个过渡阶段，新的政治整合势必会对外显示出强烈的对抗意识。总之，2006年对于中东来说，既是一个权力的过渡时代，也是一个民生的动荡时代。
杀君马者道旁儿，更何况今天全球大国并非旁观者，均有利益深入其中。中东能否走出历史性的“对抗综合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各个大国，尤其是西方大国能否在恢复中东稳定，形成良性互动机制上达成共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之后的磋商和决议起草，正是全球各国调整中东政策的一块试金石。
核是一种武器，也是一种能源。孰途何归，取决于使用它的人。同样的道理，思想也会成为一种武器，情绪更会成为一种武器。但是当所有可以善待的能源、思想、情绪都成为对抗武器的时候，我们无法对2006年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抱以乐观的情绪。我们只能尽力挽救逐渐沉沦的人心。在那个对中国来说又远又近的中东，我们并非看客。这既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责任，也是一个历史民族的心愿。“只要有一丝和平的希望，就没有十足对抗的理由。”这恐怕是我们所能对中国责任做出的唯一描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