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飞
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而“缺乏知识和技能”是城乡居民对挣不到钱的一致归因之一。（2月7日《中国青年报》）
调查算是新闻，但调查的结果根本不算是新闻。近些年来，在科教兴国、教育脱贫、治贫先治愚等高扬的旗帜下，不少家庭却几乎变成了赌桌前忐忑不安的赌徒。送孩子上学仿佛成了一场押上全部家当的赌博，赢了或许“脱贫”，输了注定雪上加霜。一时之间，忍受贫穷居然成了摆脱贫穷的代价。而在这场盛大的赌局中，失败者似乎比胜利者更多，教育的致贫功能好像比致脱功能还强。
关于“教育致贫”，民间存在着广泛的共识：现象是客观存在且形势严峻的，原因是教育收费超出了普通公众特别是广大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关键的解决之道是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实现教育公共属性的回归。围绕“教育致贫”问题的讨论、研究更是一年多过一年，来自于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然而，政府主管部门则有另一种声音。张保庆无疑是目前公认最能说真话、最能与普通百姓产生共鸣的官员之一，但即使是他也从未在“教育致贫”问题上与公众达成过一致。在教育部2005年第11次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谈到了“教育致贫”，他说：“这句话有一点道理……家里一下供四五个大学生，当然会穷了，谁都得穷……让孩子都上大学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要量力……中国的国情就是如此。不能把这样的事归结为国家和政府的过错，更不能随便说成是上学致贫。”（2005年8月29日，可参加教育部网站，各媒体都有报道）在他看来，“教育致贫”只存在于大学教育领域，源于供养孩子过多，并非由于政府公共管理存在错漏——这显然与民间共识不同。由此可见，对于“教育致贫”问题，教育主管部门的认识与民间共识明显存在差异。
民间共识早早形成，而官方共识却总要姗姗来迟。民间共识与官方共识之间有时差，这几乎成为一个定律，而并非“教育致贫”的专利。比如，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且分配差距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事实上，这个论断早就是民间广泛认同的共识，并无任何新鲜之处。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上，官方共识总算赶上来了；而在“教育致贫”问题上，与民间共识一致的官方共识还遥遥未见。
民间和官方通过两种不同的渠道获取信息，依据不同的规则做出研判。民间依据亲身感受，痛了就要喊痛，爽了就要叫爽；但官方就复杂得多，信息管道上存在无数个“把关人”，决策体系内交织着无数条利益链。因此，对于同一个问题，共识上难免出现时差。只不过，由于政府还担当着解决问题的责任，认识上的时差必然导致措施上的迟滞。在等待官方共识到来的漫长过程中，公众将承担巨大的成本。
人们寻找过许多缩小时差的方法，民主决策或许是最好的办法。政府主管部门能否实现与民意的无缝对接和良好互动，决定着时差的幅度。如果目前的“时差”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公众将无法摆脱“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等痛楚的长期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