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鹰：一个人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她是活跃在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其成名作《金鹿儿》《明姑娘》曾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由她制片的电视剧、电影《启明星》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16名弱智儿童出演的这部片子获电影“铜牛奖”、首届“奋发文明进步电影奖”……

　　然而，从新世纪的第一天开始，她的生活一下子全变了——五年时间，一个远离文学创作的作家，却“写”出了另一件震撼世人的作品——近代天津与世界博物馆——这是中

国唯一由文人创办的涉外民间博物馆。

　　所有这一切偶然的、必然的发生，都缘于那种挥之不去深深浸入她骨子的爱——对人、对事，甚至，对那些在她眼中“美得令人窒息”的小洋楼……

　　一座博物馆

　　文-王萃 图-李海波

　　有自己生日的城市不多，天津算一个，600多岁，有历史、有文化，然而更多的却是人们对它的误解和无知。天津是一座很委屈的城市，在外地人印象里，天津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许多外国人也很难相信，紧挨着北京还有一个人口1000多万的大城市叫天津。

　　事实上，近代天津与世界博物馆的诞生，对航鹰而言原本纯属机缘巧合——可一旦上了路，却越来越发现更多更美的风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不光航鹰本人，老伴儿、儿子、儿媳、女儿、身边朋友都成了“天津历史”发烧友，帮着整理资料的、干脆辞掉公职来这里干活儿的、义务当翻译和解说的等等。这与其说是因为航鹰的个人魅力，不如说是天津近代历史本身的魅力。

　　就像人和人之间的恋爱，基于了解才能深入挖掘其魅力，进而爱上他(她)，城市也是如此，从了解城市的历史，到爱上城市的现在，欣赏是需要找到更深层次的共鸣，航鹰的新角色意义正在于此。

　　我不敢说总能超过别人，但是我要区别于别人

　　我不敢说总超过自己，但是我决不重复自己

　　记者：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曾称您为“慈善作家”，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航鹰：1993年我完成了《启明星》这部电影，题材是关注弱智儿童，导演谢晋，我是总制片。从写剧本，到找资金，我用了差不多三年工夫，连每一个弱智儿童演员都是我自己找的，那时候做电影没有商业目的，所以等一进入商业轨道，我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做了。

　　1994年写《普安山庄》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天津的SOS儿童村，后来又到位于奥地利的SOS儿童村总部深入采访，这是我的第一个长篇。之后不久我就创办了《慈善》杂志。

　　所有这些，都把我和慈善牢牢联系在了一起。包括后来写《好人谢晋》《善哉邓朴方》，这些作品都逐渐成为我的一个品牌。

　　记者：从2000年开始，您的重心突然转移了。这是为什么呢？在已经50岁的情况下？

　　航鹰：确切地说，我觉得恐慌。

　　记者：为什么？

　　航鹰：我是作家啊，应该以创作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为主。但忽然之间似乎找不到了源泉，包括影视行业，也没有了感觉。

　　我这个人，身份比较特殊。当了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年。连任两届市人大常委。无论写偏激的题材，还是写所谓“文学三级片”的题材，都与我的身份不符。我是一个传统家庭的女作家，作为一个作家，到了一定程度，对自己便会产生一个评价——我所作的事，是我想做的吗？

　　记者：可那时候电影《启明星》带给人们的震撼还没有消失啊。

　　航鹰：影视作品屡获殊荣所带来的喜悦与欣慰只是稍作停留。成名作家向何处去？这是存在于我们这一代作家心中普遍的疑问，亟待解答。

　　记者：建博物馆这样的想法又是怎么产生的？

　　航鹰：我最早是抱着找一个冷门题材写作的心态，介入了租界文化遗存。外交部给我介绍了一些朋友。德国公使对我们的想法也很感兴趣，最后由德国商会和天津商会合作，赞助了我们一半旅费，成就了我们第一次德国之行。

　　记者：第一次德国之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航鹰：寻找在天津侨居过的老人。历史界有一个很时髦的方式，叫口述历史。出本书很容易。而且这个题材确实是个空白。

　　记者：寻访在天津侨居过的外国人，有什么线索呢？怎么找？

　　航鹰：德国有一个协会，叫“东亚之友”。成员都是曾经在亚洲侨居过的人和他们的后代。有一名大使的太太是北京长大的。他们把他们的会刊寄给了外交部，背后有他们的通讯录。后来外交部一个和我挺熟的大使得知我的想法后，把这份杂志寄给了我，我又把这份杂志寄给了在德国勤工俭学的女儿。女儿就照着通讯录一个一个打电话，询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采访，并从中寻找在天津侨居过的人。一下子找到了20多家。

　　记者：过程有些曲折啊。他们的反应怎么样？愿意接受您的采访吗？

　　航鹰：没有一家不欢迎我们去的，都说，“老家来人了。我们就是天津人啊！”

　　在天津德国商会的协助下，航鹰开始了第一次“寻访”之旅。

　　在德国留学的女儿充当了翻译兼向导，2002年11月6日，航鹰记得很清楚，在德国博登湖畔的一个中餐馆，东亚之友协会要举行年会，所以，他们倒计时地设计自己的行程，一定要赶在那之前到达博登湖。

　　寻访虽然艰苦，但收获多得出乎意料，100多张私家相册里的珍藏照片，真实记录着天津租界时期的历史。这些照片震惊了文化界、政界，也激起了航鹰更大的好奇心。“寻访之旅”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算上刚刚结束的美国之行，航鹰已经去了五个国家：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美国。其中德国和奥地利分别去了三次。目的很明确，就是寻找那些在九国租界时期在天津侨居的那些国家的洋人，或他们的后代。明年的计划是英国和法国。

　　日本媒体把航鹰的海外之旅称作“寻访离巢的鸟儿”，航鹰则把自己的一次次艰苦行程称作“寻访洋老乡”。寻找别人，是为了发现自己。一想到生活在地球另一个角落的人，曾经承载过自己城市的历史，一种心灵上的亲密便随之而生了。

　　中国的近代史事实上和天津无法脱开联系

　　天津的特殊之处还在于，租界的版图相当于老城版图的九倍还要多

　　记者：在您眼中，天津是一个怎样的城市？

　　航鹰：天津的历史是世界唯一的，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影响的城市，可是现在却那么保守、那么默默无闻。外国人都不相信，紧挨着北京还有一个人口1000多万的大城市天津。我一直觉得很憋气。所以到了2002年，成立历史文化保护促进会之后，大伙儿说要为天津干点事儿。

　　我们提出以文化活动来纪念这个日子，就搞了一个100集的电视片，叫《话说天津》。这个电视片在天津电视台滚动播出了4次，家喻户晓。

　　记者：中国的近代史事实上和天津无法脱开联系。

　　航鹰：对啊，所有在近代影响过历史的大人物，都曾在天津生活过，很多大事都是在这里发生。而天津的特殊之处还在于，租界的版图相当于老城版图的九倍还要多。在我们比较左的年代，这段历史是空白。一个“耻辱”、一个“殖民地”，就把这段历史一笔带过了。

　　记者：所以您想寻找真实的历史。小洋楼作为载体它和天津历史的密切联系在哪里呢？

　　航鹰：我在2000年就对天津小洋楼感兴趣，其实不是小洋楼的问题，是小洋楼里发生的故事。这么多洋楼，主人哪儿去了？这个城市发生过什么事？在掌握历史知识之前，任何评判都是过于武断的。

　　记者：建博物馆需要钱。您是怎么筹到第一笔钱的？

　　航鹰：我把搜集到的照片办了一个展览。就在水晶宫饭店。滨海新区的区委书记来了。他看完以后特别感兴趣，我对他说：“开发区全国到处都有，但这么多小洋楼只有天津有。连上海都没有天津的多。您支持我们搞一个博物馆吧。”

　　“多少钱？”

　　“反正需要一个小楼。”

　　“你去找楼去。在五大道选去吧。”

　　就这样，我们买楼的300万有着落了。

　　这栋小楼修整到现在也有四年了，其中大工程四期，小工程无数，而且买完了楼，我们1分钱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很多维修……他们管我们这个项目叫无中生有，一切就靠我一个老太太，好在，市领导都很理解，也很热爱家乡，对这个项目的需要给予很大便利。

　　记者：您这馆里的镇馆之宝是什么？

　　航鹰：有三幅画，《三叉河口》。

　　记者：怎么得到的？

　　航鹰：这三幅画是德国人赠送的，当时画的主人是花了每幅1500欧元收藏的，就这样捐赠给了我们博物馆。

　　记者：他们为什么能把真品无私地赠送出来？

　　航鹰：很多和天津有过关系的外国人心里想得都比较单纯——这是我的“家乡”，家乡需要的东西，就是我的责任！

　　我这次在美国也特别受感动，一位得了绝症的老人，在接到我们电话之后，很愿意见我们，送了我们很多珍贵的东西。她从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是按照出生地，一直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天津人，固执地跟我们说我们基本上没法听懂的天津话……就一句，最清楚：“老家来人了！”

　　博物馆是最需要人才的地方，那么多文物和资料整理、归档以及研究工作要做，可是，现在的经费，怎么才能吸引有丰富知识储备的年轻人加入呢？

　　人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财”的问题。每年不算小的一笔数字，现在全靠我一个老太太承担着，嘴上不说，压力却是实实在在的。

　　困难？“一个是找钱，一个是找人才。”

　　记者：现在博物馆已经有一定影响了。您和海外的联系也越来越多，短短几年，您已经多次走访了五个国家：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美国。英国和法国也列入了明年的访问计划。您的博物馆已经成为天津市不可或缺的城市名片。

　　对您来说，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又是什么？

　　航鹰：一个是找钱，一个是找人才。

　　记者：这和您以前的作家生活有很大不同吧。

　　航鹰：作家是清高的，座上客。用不着求人，用不着考虑经费，家里儿子女儿都是留学生，爱人当家，我也从来不摸钱。我从来不想这些。为了博物馆，就得想着到处要经费，处心积虑。

　　记者：都想了什么招儿？

　　航鹰：现在的经费都是我到处化缘。一种就是硬要，另一种就是报项目，节约花。以项目养这个博物馆。

　　记者：您的家庭成员都帮您干起了博物馆，也是因为节省钱？

　　航鹰：对，嗬嗬，算是全家免费给我打工，这不，连儿媳妇都裹进来了，儿媳妇本科和硕士念的都是社会学，在这儿帮忙，结果喜欢上了近代史这些东西，现在准备考南开的博士，专门学历史学，她是我们布置展览的主力。老伴儿在这儿当义工。在国外走访和收集资料时候，我没有钱雇翻译啊，就把儿子拉来。

　　记者：博物馆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航鹰：都是临时的，我们现在还在报批编制，只有报批了编制，我们才能有正式的“员工”。

　　记者：他们现在的薪水是多少？

　　航鹰：现在一个月600元。

　　记者：这些能够在这里踏踏实实做事情的年轻人很值得敬佩。

　　航鹰：我很鼓励年轻人多学知识，博物馆的这段经历能学到很多东西，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

　　记者：未来几年这个博物馆的发展规划是什么？

　　航鹰：如果总靠我要钱养着，那员工就没有前途，博物馆本身更难以持续。

　　一定要有编制，把我们辛辛苦苦收集来的这么多好东西，国家管理起来。我们已经为此事努力快一年了，很难。

　　有我老太太在，博物馆大概生存五六年没问题，一年大概花销50万左右，我到处化缘啊，但如果编制批不下来，我这么大年纪了，再病趴下，就不知道这个馆的未来会怎么样了。因为这个馆完全是民办的——第一个由作家办的涉外博物馆。

　　记者：从选择弱势群体作为创作题材，到捐出《启明星》创作和拍摄的全部稿费，再到现在投入这个非营利性质的博物馆，哪个都不挣钱……您投入了这么多，从来没有回报，不后悔吗？

　　航鹰：我这次在美国，路上和儿子谈起这个问题。

　　我说，你不要只想着做一个小商人，斤斤计较，挣钱越多，你会觉得自己越卑微。你只有精神追求，才能成为精神贵族。现在他买了很多摄影的书自学，他之前根本不会照相，别人都挖苦他说，照的房子都是斜的，现在的水平很好了，他非常乐意成为博物馆专职摄影师，为那些将要逝去的人们留下最后的影像。

　　那天儿子发给女儿的电子邮件让我看到了，儿子说：“现在老妈干的事情和她的年龄不相符。”这个评价，作为老妈，我很骄傲。

　　我不愿被人称为老人，你从任何细节看，我都有一颗比年轻人更热爱生命的心，并且身体力行地做我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

　　相关专题：《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