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公民李东照等人诉深圳警方地域歧视案刚有了结果，正当人们欢呼“歧视是要付出代价的”之时，某市一起诉案的二审判决，其潜台词是：歧视，有时不仅不必付出代价，相反，还可能减少损失，变相增加“收益”。
2004年10月，市民李朝晖的母亲蔡佑兰在公交车上摔倒后，不治身亡。去年6月13日，一审法院判处公交公司赔偿李19.7万元，精神抚慰金1万元。今年1月4日，二审法院二审
判决，赔偿费用降到8.6万余元。
二审法院，以“核算蔡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时，应当参照农村居民的标准”，从而驳倒一审按照城市居民标准核算的做法，给公交总公司“减灾”11万元有余。原告、死者蔡佑兰的儿子李朝晖感到困惑，法学界专家在争论，话题很简单，一个农村户口的中国公民，在意外死亡后，能不能和城市户口的中国公民，享受同等的赔偿待遇。按照最高法院的这个《解释》，农村居民的命，远没有城市居民的命值钱。尽管笔者目前是城市居民之一员，可是，仍不敢恭维这样的论调。
蔡佑兰在九泉之下，倘若知道自己的农村户口如此贬值，假如天堂里也有城乡户口之别，该有何感想，会不会走关系、花钱，购买那里的天堂里的城市户口，万一以后再遭遇不测，能让家人多得一点赔偿金？
天堂里有没有城乡户籍区别，只能是一种灰色的幽默。世界上不该有歧视，不该有法定的歧视，则是天经地义的。遗憾的是，在一个有着歧视传统的社会里，尽管公开场合到处都批评歧视，却不等于现实生活中没有歧视的事实。二审法院的改判，就是赤裸裸的歧视。
学术语言对“歧视”二字的描述是，“区别对待”。我们的宪法，明确规定人人平等。平等，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生命的等价，意味着区别对待的非法。可是，环顾四周，区别对待又何处不在？孙志刚事件，引发各界对地域歧视的口诛笔伐；深圳警方的一条歧视河南人的横幅，已经吃了官司并败诉（尽管是名义上的调解）。善良的人们本以为，但凡歧视，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孙志刚事件，使收容制度被废止；深圳的歧视横幅，弄得当地警方在全国灰头土脸。然而，最高法院《解释》里白纸黑字的城乡居民的双重死亡赔偿，再次让人领略了歧视的厉害。这一次，歧视是以法律条文的面目出现的，是从法官的判决中得到具体实施的。如果我们不能怀疑最高法院该《解释》本身存在错误，自然也就谈不上要求最高法院修改这一带有歧视农村居民的规定。修改户籍歧视性规定，首先要无条件落实宪法精神，给全体公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包括城乡居民意外死亡后的赔偿，也该如此。
生命无价，歧视却在“合法地”帮着城里人砍价，宰农村人。如此区别对待，莫非要带到另外一个世界里，继续不公平对待吗？但愿天堂里没有城乡户口之别。
(作者：刘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