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经济学家眼中的收入差距

　　“在改革开放的27年里，在人民群众收入普遍大幅度增加、城市居民生活显著改善的情况下，为什么收入差距反而会有扩大？”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武力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近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发布报告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应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控制，使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趋向合理。

　　此报告一经媒体报道，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据悉，国家发改委的相关论断是基于“全国城市居民综合社会调查”提供的数据资料及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相关数据资料。

　　根据研究，发改委认为，总的看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系数还是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难以准确估计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把后者也算上，则计算出的实际基尼系数肯定要更大一些。

　　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

　　国家发改委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如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管理层与被管理层收入差距扩大过快、过大，部分职工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的增长过快、所占比重过大。

　　“在改革开放的27年里，在人民群众收入普遍大幅度增加、城市居民生活显著改善的情况下，为什么收入差距反而会有扩大？”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武力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到如此程度，是在高度平均基础上短时间内完成的。”

　　武力首先向记者介绍了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过程：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完成民主革命三大经济任务的同时，也确立了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低工资、多就业”和“劳动致富”的收入分配政策。

　　从1953年开始，由于当时国内外环境和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所制约，我国选择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使得仅仅用了不到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

　　到1956年底，我国所有制结构已从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为几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也成为我国收入分配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式。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进行的第一次全国工资改革，对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的工资制度进行了统一改革，直接以货币规定工资标准，取消了以前的工资分配制度和物价津贴制度。实现了多种工资形式向单一工资制度的转变，使全国工作人员的工资形式趋向统一。

　　在机关和事业单位建立了职务等级工资制，工资标准分30个等级。在企业统一了工人工资等级制度，企业工人分8个技术等级，一般实行8级工资制；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分18个等级。同时，根据各地区物价和生活水平，规定了11个地区类别。

　　也就是说，只是根据各地的物价和生活水平不同稍有差别外，全国的城市居民工资标准几乎是一样的。

　　此后，从1956年直至1978年，只对工资进行过数次微调（据不完全统计为7次，其中4次为工资升级，另3次为降低工资标准）。

　　在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只有微不足道的城镇个体经济。因此从收入分配方面讲，农民除国家允许的有限的家庭副业外，以工分为主要收入来源，而城镇职工，收入来源则是工资和国家及单位提供的福利和隐性补贴。但是，这种单一的按劳分配格局，在改革开放以后很快就被打破了。

　　首先是城乡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他们的收入包含了劳动、经营和资本三个要素收入。

　　最典型的事例是安徽省芜湖市的个体户年广久，他以胆大能干闻名。在改革开放初期，年广久瞄准市场需求，利用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制作和销售瓜子，起名为“傻子瓜子”并扩大到雇工经营，由此引起固守按劳分配观念的不少人的不满。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过9％，2005年比1978年增长40余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4年比1978年增长6.6倍，达到10561元；城市化水平也由1978年的城镇人口占17.92％上升为2004年的41.76％。

　　与此相应，城乡居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1978年增长4.88倍，达到2936.4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78年增长4.54倍，达到9421.6元。尽管还有2000余万农村人口尚未脱贫，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

　　但是，上述这种国民收入总量和人均收入平均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还隐含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有较大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在27年里的变化趋势由改革开放初期到中期扩大，再到2000年以来加速扩大的态势。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到如此程度，是在高度平均基础上短时间内完成的。”武力给记者作出一个基本判断。

　　“导致城市收入差距如此扩大的主要因素是工薪之外的要素分配和部分人失去劳动机会。而这两部分都恰恰包含了相当多的非正当性。”

　　武力给记者分析了城市收入差距如此扩大的原因：

　　在我国经济由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收入分配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生产要素市场化。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按生产要素分配也是社会主义分配的一种形式，各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高低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

　　市场经济按效率分配的原则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合理拉大的基本原因。

　　目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允许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因此，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不同个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自然条件和竞争环境的差别，以及个人天赋的差异，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处于一个经济和社会转型期。这种剧烈深刻的社会转型，必然导致在新旧体制衔接方面出现漏洞和暂时无法界定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同时为增加收入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领域，这些都为社会收入分配方面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提供了环境和温床。

　　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导致的“官倒”现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股市、

　　其中，引起老百姓强烈不满的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国家

　　在上述少数人收入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加的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公有制单位就业人数比重的下降和国家住房、教育、医疗等制度的改革，过去由国家和集体（包括单位）提供的隐性收入和福利大幅度下降。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必然要在城市里存在一个产业后备军，加上中国的人口压力，完全依靠市场经济机制是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因此除了农村中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外，城市里也同样存在着大量不能充分就业的人口。

　　这样一来，在少数人收入暴增的同时，也有少数人的绝对收入虽然增加，但必须支出增加更快，从而陷入新的贫困中。

　　其实，上述国有企业工人因破产、结构调整或减员增效而下岗或失业，更多的原因不是这些职工本身的不良表现，而是过去的体制或者经营管理者的不良行为或失误导致的，后果不应该完全由工人承担。

　　“市场机制、法制不健全和政府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是收入差距过大的三大原因。”

　　“如何缓解这种收入差距过大，首先是要弄清楚其产生的原因。”武力说，“我们知道，市场机制、法制不健全和政府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是收入差距过大的三大原因，因此要对症下药。”

　　武力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有效对策：

　　一是逐步完善监督机制，尽可能地杜绝非法收入，特别是国家公务员的“寻租”收入，私人侵吞国有资产、资源和收入，企业主非法获利。

　　二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尽可能消除依靠权力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行业或者限制别人进入而获取高利的妨碍公平和自由竞争的行为。

　　三是打破“市场经济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