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变化：中国改变世界

　　记者按  “在人类的经济史中，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13亿人口)，有过如此迅猛的增长(每年8 ％)，持续了如此长的时期(25年)。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欣慰，但也引起了不安。”这大概就是欧洲人今天对于中国迅速发展的态度了。2005年，法国《回声报》副主编、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撰写了一部描述中国改变的书在法国轰动一时。本报记者采访了埃里克先生，试图反映欧洲人的这一种矛盾心态。

　　“中国改变世界”的中国变化

　　本报记者 师欣

　　一个崛起的中国，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

　　围绕中国的崛起，世界出现了多种声音，有欢迎，也有质疑，担心这将带来“威胁”。

　　事实上，新的“中国威胁论”已经扑面而至，而且，这一次它的波及范围更广，涉及领域更多，连曾经觉得中国颇为遥远而友善的欧洲也被深深地卷入其中。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现任法国《回声报》副主编、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想搞清楚这一切。于是，凭着他与中国多年打交道的经验，他撰写了《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此书2005年在法国一上市连续几周排名畅销榜首。短短一年时间里，该书仅在法国和中国就发行10多万册。

　　此书法语版图书装帧简洁而醒目。黑色的封面，居中有位穿中式服装的男童偶，手握金球，笑容满面。埃里克在引言中这样写道：“在人类的经济史中，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13亿人口)，有过如此迅猛的增长(每年8％)，持续了如此长的时期(25年)。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欣慰，但也引起了不安。”

　　埃里克反复强调写书最质朴的动机是让欧洲人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他秉承记者的职责，试图客观真实地呈现出各种观点和资料，以期引起欧洲社会的讨论。

　　在北京CBD区京广中心的茶餐厅，望着窗外拥堵的北京三环路，埃里克说，他诚恳地希望最大限度了解来自中国的各种声音——从中国的民主到北京交通，还有他最爱吃的川菜。

　　没有刻意宣扬，也没有隐瞒风险

　　记者：读者见面会上，中国读者都向您询问了哪些有趣的问题或者难以回答的问题呢？

　　埃里克：有趣的问题集中在，为什么会对中国感兴趣？有人感觉我的书中表示出对中国的友好，非常乐观，是不是会使我的观点有所软化，忽略一些问题。

　　记者：那么是否正如他们所说，有所软化和忽略呢？

　　埃里克：这是个令人迷惑的问题。记者是我的职业，就是尽量诚实地描述，讲清楚实际情况。告诉读者正确与否，不是主要目的。读者完全可以根据大量资料，自行判断。我没有刻意去宣扬中国的优势，也没有隐瞒其中的问题和隐藏的风险。

　　记者：这本书出版后，在法国引起怎样的社会关注和讨论呢？

　　埃里克：法国最大的报纸《世界报》设有专题文章介绍，《费加罗报》也组织了讨论，大众反映非常好。这是近几年法国第一本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著作，并获得权威的财经管理类图书大奖。书中提及很多话题，不同话题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过于悲观，也有人认为过于乐观。之后，法国一本经济周刊的记者对应地写了一本《中国会成为我们下一个噩梦》。听说这位记者只来过中国一次，内容写得很负面，很片面。

　　记者：《回声报》是法国最具权威的财经类报纸吗？出版周期多长？这些年，《回声报》是如何加大侧重有关中国的报道？

　　埃里克：是的，我们在财经领域是最权威的，是一份周一至周五发行的严肃类财经报纸。现在法国很多日报都在走下坡路，我们的报纸销量却在上升，每天发行量有15万份。

　　我6年前加入《回声报》，对中国报道的加速感觉很明显。在每天早晨的选题例会上，6年前，一个星期也许才会出现一次关于中国的报道。而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涉及中国的话题，哪家企业并购，对法国就业产生的影响；中国 移 动 通信达到什么规模；石油价格上涨等等。报纸在北京有常驻记者，除此外，报道汽车、金融产业的记者们，也会经常来中国，考察市场、企业运作情况。

　　了解中国的多个渠道

　　记者：创作这本书，您前后筹备了有多长时间？

　　埃里克：其实从1990年我最早来中国访问时，就已经开始收集能体现中国变化的各种资料和数据。不过，当初还没有考虑过要写书。这个念头开始于2000年，我那时去找出版社谈，对方的反应并不热烈，认为中国太遥远，对法国人影响不大，没有人会对这样的题材感兴趣。不过，我一直在试图说服他们，直到2003年，出版社有了意向，并提供相应支持。我查阅了更多资料，做了很多访谈，才开始写作。正式写作用了1年时间。

　　记者：从1990年您第一次来中国，目前为止一共有多少次？其中最长待了多久？

　　埃里克：来了十几次吧。从1990年起，每年来1-2次。最长时间也就10天左右，因为记者，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我还去过四川、重庆、广州、大连、上海。

　　记者：书中，您引用了大量数据和细节。很想知道像您这样的外国记者都是通过什么渠道来了解中国的？

　　埃里克：有些是中国政府提供的官方数据，还有来自世界银行，WTO这样的组织，其中关于中国，都有大量数据和资料可以引用。另外我在学术界有很多朋友，我对他们做过很多访问，并得到他们的帮助。这包括法国、美国、中国学者，我跟中国的胡鞍钢、樊纲、林毅夫都交流过一些意见。再有作为记者，很重视第一手的素材，利用机会跟人家交谈采访，包括商业人士、政治家，记者，我希望最大限度了解各方人士观点。让我感到遗憾的就是不能阅读、讲中文。

　　记者：那么在深入了解的过程中，作为外国记者，您有什么特殊方式吗？

　　埃里克：没有。主要是我从业时间长，认识很多人，去过很多地方。瑞士每年举行的世界经济年会，我都会去，在那里碰到很多中国政府官员、企业家，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材料。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相对独立，没有任何压力、背景。这种身份，对观察的角度来说很重要。有人写东西，不是只想表达自己观点，而是带有一定目的。

　　最深刻的印象——建设速度

　　记者：通常您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埃里克：因人而异吧。面对商人，想了解中国商业环境和发展状况。到工厂访问，关心普通工人的生活待遇、工作条件。如果对方能用英语或法语交流，更会关心他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看法，民主建设是否会加快。

　　记者：谈谈您在中国的经历，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记忆吗？

　　埃里克：还是感受到中国建设的速度太快了吧。每次重新回到一个地方，都不认识啦！这次来北京，新的建设项目比 6月份又多了，堵车更严重了。要是和几年前比较，变化更大，那时北京还有很多自行车，交通情况不错呢！开个玩笑，每次来北京，好像环线都增加了一圈，不知道北京环线要修到多少环为止，会不会大到把东京都包括进来。

　　可能在中国居住时间长的人感觉不到。隔段时间再来中国，变化特别大。相对而言，欧洲变化就非常慢，有些地方几十年、上百年都没变化。那里生活环境非常安逸，不像中国变化这么快，这么令人激动。

　　这个书名最能代表全书的内容

　　记者：为什么给书命名《当中国改变世界》，书中您提及“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影响法国人在经济和日常生活方面，工作机会甚至天气状况”。请您解释一下“改变”的程度？

　　埃里克：确实有很多方面都在被中国改变。例如天气状况，主要指污染、能源的大量消耗。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废弃物也会大量增加，这些不光危害中国自己，对全球气候都会产生影响。随着中国发展，中国也应该注意这些问题，注意自己国际化的责任。

　　(欧洲)关于中国话题很多，启发我写作灵感的也是一本书——1973年，曾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佩尔菲特完成的《当中国觉醒的时候》，他是中法建交时期重要人物，对中国很友好。这本书非常有名，年龄稍大些的法国人都看过。当然更远的典故是拿破仑对中国的评价：中国是个沉睡的巨人，醒来后会震动整个世界。当时我希望对应的书名是法国人应该觉醒了。其实中国影响已经深入到西方，敲打欧洲大门了。最后由一个朋友提出建议，认为现在书名最能代表全书的内容。

　　记者：在书中，您反复传达这样观点，即不赞成中国是“可怕的对手”此类威胁论之说，也反对称中国是“未来的天朝大国”，为此，有评论说您这是“善意的中国威胁论”，认同吗？

　　埃里克：也可以这么说。我确实感受到中国给西方带来一些警示，也是一种威胁。当然威胁不见得都是坏事。没有压力，也不会活得很精彩。西方社会是老牌发达国家，就像人一样，到了年迈，活得很舒适，没有太多活力，更多希望维持现状。但是看到东方，特别是亚洲，一些新兴的国家，经济上欣欣向荣，更加勤劳，更有活力，就会给西方带来挑战，新的竞争。这时候有必要提醒西方人，继续维持自己地位不是那么容易，新的竞争将会出现，必须清醒过来，采取应对措施，否则长远来看，会失去竞争而死掉。

　　记者：这么说，这本书最重要出发点就是提醒欧洲人？

　　埃里克：是的，非常准确。提醒他们，警示他们。

　　“驯化”和“改造”大象

　　记者：在书的最后，您提到20世纪，闯入世界经济

　　埃里克：非常感谢，你看到结尾，看来书不是太枯燥。对大象驯化，指的是中国要能够接受国际相应的运作规则。特别是

　　另一方面，瓷器店自行的改造，指的是认识、心态上的变化，西方人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崛起，这是客观事实，也是不可阻碍的趋势。要能够接受一个新的工业化国家，学会接受他。同时，随着中国崛起，西方产业也要发生改造，及时转向自己更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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