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孩子和爱情

　　智利散记之二

　　□ 北岛／文

　　在总统府莫内达宫前举行的诗歌爵士音乐会，拉开了智利诗歌节的序幕。在电闪雷鸣的音乐间隙，诗人们轮流蹿上台念诗，如炮火中的蚊子。这多少反映了诗歌在今天的处境

。被照亮的莫内达宫，在摇曳的喷水池中不断崩塌。暮色中，阿连德总统的雕像显得那么孤单。

　　1973年9 月11日凌晨6点20分，阿连德被电话吵醒，得知海军在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哗变。他打电话向国防部长查问，很快得到证实。而国防部长在前往国防部的途中被捕。7点30分，阿连德在助手和卫队的陪同下抵莫内达宫后，挨个给将军们打电话。“无人回答，看来他们全都卷入了。”他说。于是他通过电台向人民通报了政变的可能，要大家保持冷静。8点15分，阿连德接到政变集团的第一个电话，提出让他乘飞机离开智利的建议。他回答说：“告诉凡斯高文将军，智利总统决不坐飞机逃走。正如他知道一个士兵该做什么，我知道我将如何履行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职责。”政变集团迅速控制了政府部门和广播电台。8点40分，农业电台首次播放了政变声明。

　　9点钟过后，尚未被军方控制的麦加伦省电台播放了阿连德的演说：“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向你们讲话。麦加伦电台将会沉寂，你们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没关系，你们会听到的。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至少你们会记住，我忠实自己的祖国……我对智利的命运充满信心。人们总会超越叛国者强加给我们的这一悲苦的时刻……我相信我的牺牲不是徒劳的……它将给卑劣胆怯的叛国行径一个道德教训。”

　　同政变集团通电话谈判的助手告诉阿连德说，敌人要在两分钟内开始进攻。阿连德取出卡斯特罗送给他的半自动步枪，戴上钢盔，准备投入战斗。那钢盔显得太大，斜架在他的眼镜上。他身穿西服和花格毛衣，在卫兵的簇拥下朝上张望。这是阿连德最后一张照片。

　　莫内达宫内外对比悬殊。军方是坦克大炮直升机；阿连德手下百余人中多是文职官员和家属，只有五挺机关枪等轻型武器。10点40分，在短暂的停火间隙，阿连德命令身边的内阁成员放下武器离开，他的两个女儿和大部分妇女也随后撤走。他还解除了卫队的职责，让他们自己选择，结果17名卫兵全都留下来。11点55分，军方出动两架猎鹰战斗机，发射了18枚导弹，地崩山摇，莫内达宫一片火海。下午1点30分，军队发起最后进攻，士兵冲入总统府。在二层楼的阿连德对最后几个人说：“每个人都放下武器下楼，我是最后一个。”

　　当别人执行命令时，他独自退入独立厅。据最后撤离的总统医生吉洪说：“我看见总统坐在沙发上，用腿夹住半自动步枪扣动扳机。我亲眼所见，却没听见枪声。只见他身体抖动，头盖骨掀飞了。”下午2点20分，士兵冲进独立厅。带队的帕拉索斯将军命令封锁现场，向聚集在国防部的政变首领报告：“任务完成。占领莫内达宫。总统已死。”

　　几乎在同一时刻，远隔千山万水——在中国，在北京远郊东方红炼油厂的建筑工地上，一个满身汗碱的建筑工人正捏着皱巴巴的《参考消息》，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政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午，他蹲在食堂内舞台的大幕后吃午饭，《参考消息》的头版就是阿连德总统战死的报道。读罢，他忍不住流泪了。那建筑工人就是我。要说那年头，一个中国苦力跟智利总统有啥关系？那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国际主义情怀。记得当时正读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为阿连德总统敲响的丧钟也是为我，为一个中国愤青敲响的。“国际主义”与“全球化”是不同年代的时髦用语，乍听起来大同小异，实则有天壤之别。“国际主义”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球化”是不明国籍的富人合伙坑蒙拐骗。

　　大型纪录片《萨尔瓦多阿连德》正在智利上映。导演古斯曼在军事政变后流亡到巴黎，当时年仅29岁。在这部纪录片中，他以重返祖国的流亡者的个人化角度，通过对一系列见证人的采访，再现了军事政变那一幕的阿连德。

　　作为社会党创始人之一，阿连德于1970年当选为智利总统。新政府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境：30%的通货膨胀率和20%的成年男性失业率，以及15岁以下的儿童有一半营养不良。阿连德决定实行财产再分配，提高工资，控制物价，对铜矿和银行实行国有化(垄断铜矿业的是两家美国公司)。由于阿连德的试验操之过急，势必与商业利益发生冲突，造成社会震荡。智利经济在他上台的头一年攀升，接下来两年是灾难性的衰退。

　　1977年，尼克松首次承认美国卷入政变，他说：“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智利的右派独裁要强于左派民主。”自1999年起，克林顿总统下令解密大批文件，揭示了尼克松政府通过绑架、暗杀、收买和经济制裁等种种手段，策划并介入了智利的911军事政变。就在政变发生后的第五天，尼克松总统对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说，“在这次事件中，我们的手没有露出来。”基辛格回答说：“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干，是帮助他们……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这是尼克松与基辛格的一段电话录音。在公布这些解密文件的同时，白宫发表声明承认：“美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同意采取的行动加剧了(智利)国内政治的分化，从而影响了智利民主选举和法治的正常进行。”

　　政变成功后，军方实施戒严与宵禁，解散国会和左派政党，大规模捕杀反对派人士，25万人流亡到国外。到1990年皮诺切特退位，军事独裁统治持续了17年。25万加17年，那意味着智利一代精英被耗尽。然而在流亡者中产生了一批重要作家，为一个国家阴郁的背景留下了亮色。目前南美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伊莎贝尔阿连德就是其中一个。她是阿连德总统的侄女。政变发生时她31岁，她的许多亲人被监禁，到处躲藏或逃往国外。18个月后，她和丈夫及两个孩子流亡到委内瑞拉，随身带着一把她家花园的泥土。

　　流亡期间，基于跟祖父的通信，她完成了长篇小说《幽灵之家》，展现一个智利大家族几代人的变迁。这部小说为她带来巨大的声誉。“我构建我的祖国的形象时就像人们玩智力拼图，只择取适合我设计的部分而忽略别的，我并不只属于一方水土，而是好几方。”她又说：“写这部书是为了重新接近我失去的祖国，跟我四散的家人重新团聚，让死去的亲人形象复活，保存对他们的记忆，当时的流亡生活已开始侵害这些记忆。”她最近出版的回忆录《我所创造的国家》，寻找的也正是这种记忆。

　　伊莎贝尔最后定居在加州。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算明白了，我永远都成不了一个地道的加州人，但是我并不假装是其中一员。我所期望的不过是获得驾照，把英语学到能够看懂餐馆菜单的地步而已。”

　　参加诗歌节的智利诗人萨吉欧(Sergio)也属于那二十五万分之一。在去聂鲁达黑岛故居的路上，他对我说：“我的生活一直都很混乱，某些碎片遗失了，显得残缺不全。”要说淮南橘子挪到淮北都不能叫橘子了，可萨吉欧从南美移植到北欧仍叫萨吉欧。他有一双悲天悯人的眼睛。20年的流亡生涯给他带来语言的财富，除了英语、法语，他还能流利地讲瑞典语、挪威语。

　　他追忆他的童年，追忆他的故乡瓦尔帕莱索，军事政变就是从他的故乡开始的。那一天彻底改变了一个国家及其诗人的命运。26岁的萨吉欧，先被抓进海军监狱严刑拷打了12天，随后又在大牢关了三个月；生死未卜之际，突然被驱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刚适应了那儿的生活，1974年阿根廷右翼上台，迫害政治难民。在联合国难民总署的安排下，他又转到罗马尼亚。“为了经济和安全的原因，我不断更换地方寻找栖身之处。但对自己的土地和传统的记忆，超越了我的贱民处境。”他说。

　　最后萨吉欧辗转来到北欧，先住在挪威，后搬到斯德哥尔摩，在瑞典广播电台任文化记者。北欧成了他的第二故乡。“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年，所有走过的路都把我引向诗歌，那些我认识的北欧作家，给了我评估世界的新向度。我开始在瑞典出版诗集，并获得认可。在北欧17年的流亡生活，治愈了我受伤的灵魂。诗歌从大地的深渊拯救了我。”

　　1993年萨吉欧回到了祖国，发现物是人非，自己成了外人。他在一所大学找到教职，但与老板不和被炒了鱿鱼。说到此，他用食指在脑袋上画了个圈：“在军事独裁统治下生活得太久了，智利人思维方式被改变了，跟军人差不多。你知道瑞典那种民主意识，再加上我的芬兰太太，唉，我在自己的国家感到格格不入。”

　　两天后的中午，我在旅馆大厅碰见萨吉欧。他西装革履，说要跟一个大学校长共进午餐，谈一份工作。看来他仍在挣扎着进入体制，他那条天蓝色领带代表了某种希望。

　　在当年25万流亡者中有个年轻姑娘，叫巴切莱特。她的父亲曾是空军司令，政变后由于拒绝合作，以“叛国罪”投入监狱，严刑拷打，因心脏病发作死在狱中。父亲死后，巴切莱特与母亲受到牵连，被关进专门迫害政治犯的秘密监狱，吃尽苦头。她们幸存下来，于1975年流亡到东欧。巴切莱特在东欧获得了医学学位，回到智利后成为全国闻名的医学专家。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巴切莱特秘密从事人权工作。2000年3月她被任命为

　　诗歌节最后一夜。朗诵结束后，我们回到旅馆餐厅喝智利红酒，其中有萨吉欧和诗歌节主任何塞(Jose)，还有日本女诗人白石嘉寿子。萨吉欧告诉我，在座的四个智利诗人中就有三个坐过牢，以何塞最甚，一生被关过五次。政变时他才16岁，还是个孩子，就被军人用尽酷刑。通过萨吉欧翻译，我问及他坐牢的经历，何塞一时语塞，脸憋得通红，含着泪水。他终于开口，由于激动而断断续续：“……你面前是一堵墙，但必须得穿过去，为了孩子和爱情，不能让它们永远留在黑暗中……绝望是必然的，那是我们世界的倒影……在历史危机时刻，诗人就是要靠自己的心来装载苦难……”-

　　作者为诗人、作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