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者之路：经济管理学家成思危

　　央视《大家》节目文稿

　　成者之路——经济管理学家成思危

　　开场白：今天，我们《大家》演播室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一位高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呢，是活跃在经济、管理和软科学领域的著

名学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个身份开始于1998年，而学者身份则要早十几年，并且他说这个身份是永恒的。在走进演播室的时候，成思危先生说，希望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学者，一个普通人来采访，欢迎你们穷追猛打。那我们还客气什么呢？

　　访谈：

　　主持人：您的这种身份变了以后，位置变了以后，大家看您的方式、对您的态度是不是也有了变化？

　　成思危：那当然有变化。我一直是这样说，你这个地位高了，学问并不见得见长，只是由于你的地位高了，别人不好意思指出你的不足，所以越到这个时候你自己越要谦虚谨慎。

　　主持人：但好像对您是一个特例，可能各方面对您的批评的声音是非常多的，这在国家领导人这个层面来说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是公开的？

　　成思危：是，这个没关系，我是欢迎的，作为学者来说你只有说实话，从不同的意见里头吸取更多的养分。所以在这一点上，第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尊重你发表意见的权利，第二对于所有的意见只要你是真正有学术根据的，我都愿意跟你讨论。第三我不轻易改变我个人的观点。只有真正证明我是错了，我才会改变。但我自信我这些年来发表的观点，我自信还可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主持人：您会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专门去看看那些反对你的一些文章吗？

　　成思危：看啊，我每天都上网。

　　主持人：你能够在网上看到一些针对您的很激烈的言论吗？

　　成思危：都有，很激烈的也有，赞扬的也有。

　　主持人：好不好举例子？

　　成思危：要讲最激烈的，就是我发表了一个就是叫做软科学方面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观点，最近不久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网友我看到十几条意见，应该说大多数是赞成的，但是也有一个人写了两句话，叫做“屡屡投机，无耻之极”。

　　主持人：说您？

　　成思危：够激烈的吧。

　　主持人：说您投机？

　　成思危：屡屡投机，屡屡，还不是一次了，无耻之极，我想这位网友可能对我是很有意见了，但是我想想这个也没什么，因为其实我的这个正好我讲决策科学化的观点，是在政协的时候就讲过，并不是现在讲的，所以你说这个就没有根据，至于说和中央保持一致是投机，甚至是无耻，那我想大家会有判断的。这是我看到的最激烈的一个评论。

　　主持人：遇到这样的评论，这样的言论您会怎么办？

　　成思危：一笑置之，可以说拿它当补药吃。

　　主持人：拿它当补药吃？补什么呢？

　　成思危：补什么？就补我自己的信心。

　　解说：这样的“补药” 成思危这些年没少吃。一方面是因为他非常“爱说”，这边他在呼吁“让股市恢复本色”，那边他在论述虚拟经济。说得多了，自然会有人不爱听。不过，成思危决不会因此而不说，因为在他看来，建言献策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方式。

　　访谈：

　　主持人：这种一定要为国家做点事情的这种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成思危：这个可以说是从我，因为我父亲的名字叫“成舍我”，实际上含义就是“天下大任，舍我其谁”，当然也是他的抱负了。所以他也是从一个穷学生开始，做到一个成功的新闻工作者，所以他对我的教育可以从三四岁就开始，包括我母亲，我母亲也是留法学文学的，那么在当时还是比较少的。那么我四岁的时候他们就教我念

　　主持人：六岁念《资治通鉴》。

　　成思危：对，实际上是他给我讲。

　　主持人：我们现在看《资治通鉴》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成思危：看我是看不懂，他就教我，讲解一些历史人物的故事，特别是讲一些知识分子，古代知识分子，文人宰相、贤臣这方面的故事，比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是那个时候首次接触的。

　　主持人：其实包括您说像范仲淹的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像这样的句子可能很多人也背，不见得这就句话能刻在他的心里，您小时候听到的这些话，它在您的心里是不是很具化地成为一种行为？

　　成思危：一开始并不见得，一开始只是觉得挺赞赏 ，因为我父亲教我读的时候也是很佩服了，很赞赏，这种东西它就等于像种子一样种在心灵里了 ，等你年纪大了，等你接触的事情多了，这种子它就慢慢地长出来了，你就觉得原来有这么一个，一种深藏在心里的意识。

　　解说：能让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根植于儿子的心中，这位父亲一定不是普通的父亲。成舍我先生是中国报业杰出的开拓者之一，他靠200块大洋起家，在北平陆续办起《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和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还在南京办了《民生报》，在上海办了《立报》。1935年成思危出生的时候，成舍我在北平的新闻事业正如日中天，但是，日寇侵占华北的野心已经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因此，成舍我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思危”，就是希望他居安思危，不忘男儿的责任。后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成舍我不愿意为日本人效力，索性举家南迁香港，1952年又迁到台湾。由于时代的动荡，他的办报事业屡遭挫折，但他始终锲而不舍地拓展着他的新闻事业，最终创下了资产达数亿美元的成氏“新闻帝国”。这样一位父亲怎能不深刻地影响成思危的人生呢？

　　访谈：

　　主持人：您觉得您父亲在您心目当中更像一个父亲，还是更像一个人生导师？

　　成思危：我觉得说实话，我父亲挺厉害的，也挺吝啬的。

　　主持人：挺吝啬？

　　成思危：你要看我父亲的报道就知道，因为他是穷出身，所以呢他不单是对我们，他整个就是吝啬。我给你举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就是我妹妹当时从美国回台湾，说看到他的车已经轮胎早就该换了，就问司机你为什么不换轮胎，司机说董事长、就是我父亲不让换，结果我妹妹就演一出戏，就骂那个司机，你这个轮胎都已经这样了，你还不换，要是出事故了怎么办？这我父亲才肯换。我父亲的吝啬可以说是在台湾是有名的。

　　主持人：在台湾都是有名的？

　　成思危：他尽管是应该说是家里财富应该是不少，但是他还是非常注意，绝对不会挥霍，另外他是学校的董事长每天还要到教室去看，哪个教室没关灯他都要亲自把灯关了。对我们呢，从小你要想找他要零用钱，没门。

　　主持人：一分钱都不给。

　　成思危：只有找妈妈偷偷要点，但是有一点，你真是觉得需要花，那他也真舍得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出一套中学生文库，好几百本书呢，我就想，因为我很喜欢看书，我想买。我跟我妈妈说，我妈妈说，我可没那么多私房钱，你得跟你爸爸说，我鼓足了勇气，因为说不好弄不好还挨顿骂，我鼓足勇气跟我父亲说，他说行啊，好事，给你买。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一套书几百本书，可能是比我一个学期的学费还要多得多，但是他就不吝啬。

　　主持人：父亲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您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成思危：他知道就是该花钱的时候，他并不吝啬，像他的学校，购置设备他都是购置最先进的，但是生活上他是卡得很严的。

　　解说：严厉、从不夸奖、很少表达感情，成舍我似乎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培养儿女自我奋斗的精神。幸运的是，成思危兄妹有一位性格温婉随和的母亲，给这个钢铁色的家庭带来温暖的气息。成思危就在这个幸福而且富有的家庭中，在母亲的宠爱中成长到16岁。然而刚过16岁生日，他却突然从这个家庭出走了。

　　访谈：

　　主持人：走之前根本没有跟家里人商量？

　　成思危：我是这样，我跟母亲透露过，就是说当然只是说，我高中快毕业了，毕业以后我回内地求学，这个透露过。但是她绝对不知道我是回去工作的。

　　主持人：那他们当时家里的态度是什么？

　　成思危：那当然是说服我，不赞成。

　　主持人：那您当时有没有理解或者有没有想为什么家里不赞成？

　　成思危：因为当时的情况，你回去以后很可能再见面就比较困难了，而且从我母亲来看，所以我觉得我很愧对我的母亲，就因为我当我28年以后，我跟我父亲重逢或者在1972年跟我妹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已经知道我母亲去世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心里是非常难受的。

　　主持人：当时您做出这个选择往回走的时候，压根没有想到未来这20年、30年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在等着您呢？

　　成思危：那个时候就是一种热情，可以说，年轻人是“初生犊儿不怕虎”，一种热情鼓励着你，说走就走。

　　解说：那时是1951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人们怀着翻身做主人的喜悦掀起了建设祖国的热潮。这种热潮也传到香港，让进步的青年热血沸腾。当时，成思危已经秘密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解放后，因为南下的干部很多不懂广东话，没有办法开展群众工作，所以组织就从香港动员一批青年回大陆工作，成思危欣然受命。

　　访谈：

　　主持人：我真的在揣测，像我们，当我们是19、20岁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头两个学期放假的时候，假如我们不回去，那个时候在学校里边，一个人在学校里待着会非常孤单的。

　　成思危：对，但是有一点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到了广州以后，我先进了叶剑英当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了四个月政治理论，然后就到省总工会，省总工会又派我到民船业上去工作，船民在解放前是贱民，不准穿鞋上岸，我在那儿是住在船上，跟船工们同吃同住，住在那儿，可以说给我上了很深刻的一堂课。

　　主持人：您知道了中国的底层人民是怎么生活的？

　　成思危：听他们讲过去的那些事，也亲眼看到他们的生活状况，所以那一年的社会大学，可以说使我从一个少不更事的热血少年或者青年，变成比较成熟了。而且由于工作的关系，当时也很有意思，尽管我才16岁多，但是我们那一批都是年轻人，最后我当了一个分队的分队长，这个分队长管十几、二十几人呢，尽管是个芝麻绿豆的领导，但是你得想做好这个工作。

　　主持人：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心里更多的是被事业填满，被理想填满了？

　　成思危：被很多新鲜事物，当时我觉得，如果现在我们回想当时，确实由于国民党时期统治很腐败，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实是有很多新气象。可以说，就是社会治安很好，生活也很稳定，物价也很便宜，尽管那个时候我们待遇很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是供给制，每个月就两万块钱零用钱，你别吓一跳，实际上是两块钱人民币，但是觉得生活很愉快，觉得每天的工作做不完。

　　解说：由于良好的工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大学学习，专业是他喜爱的化工。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那时候广泛应用于核能、火箭、冶金、医药等领域的化学元素硼及硼化物被西方国家列入对中国禁运的名单，成思危所在单位成立了专题研究组，开展科技攻关，他被任命为组长。年轻的成思危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每天从早晨7点到晚上10点都“泡”实验室里，潜心研究硼砂、硼酸等产品的生产工艺，并且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一些急需的外文书籍，为我国化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959年，他和美丽的舒允宜结婚了。儿子和女儿相继出生，他有了自己的家庭。虽然和海峡那边那个富裕的家庭毫无联系，成思危却像被撒向原野的一颗顽强的种子，在大陆扎下了根。他就是一个出色的科技人员，和所有其他人没有不同，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个怀疑一切的年代，成思危离开富裕的家庭回到大陆的行为立刻被认为有特务嫌疑，他被剥夺了搞研究的资格，下放去烧锅炉。

　　访谈：

　　成思危：我觉得把我原来的理想热情都翻了个个儿，我觉得挺冤的。你看我自己一个人脱离了家庭，抛弃了家庭，那种舒适的生活回来，可以说这么多年表现还不错，都是努力工作的，结果最后倒是这么一个对待我，你说心里当然是一种不平和失落的感觉，这是肯定有的。说实话，如果自己沉沦的话，那就是行了，反正每天就是吃饭睡觉干活，对不对？但是我总觉得不能这样荒废，所以我利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学几门外语，在锅炉房劳动的时候，我啃完了一本锅炉学。

　　主持人：烧锅炉还能烧出学问来？

　　成思危：锅炉是一门学问，确实有一本书叫《锅炉学》。我从图书馆来借来了，借来以后我就对着我烧锅炉的实践看，这样的话就对锅炉就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当然我觉得主要是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因为烧锅炉说实话，虽然是很强的体力劳动，但是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加煤出灰这是最累的活儿，但是这个不过，说实话八小时里头最多有两小时的活，那六个小时，你可以打扑克、下象棋、聊大天，你也可以读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选择了读书。在当时来看，是觉得不大平常，实际我觉得这是很自然，就是你不能沉沦。

　　解说：成思危的命运转机发生在1972年。那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使紧张的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此时，在台湾的成舍我先生感到有了寻找大陆亲人的机会，他让在美国留学的小女儿成露茜大陆寻亲。成露茜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随后有关方面安排兄妹见面。这时离成思危16岁离家出走已经整整21年了。

　　访谈：

　　主持人：当然我们也知道那次见面也不太容易，包括您去不去的问题您还曾经犹豫过，为什么犹豫？

　　成思危：因为当时你也知道，国内的政治环境，突然说从国外有个妹妹回来，要我去见面，那她走了以后，怎么办，对不对？你也不能不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一定要强调是组织让我去见的，这一点要强调。

　　主持人：当时您见到您妹妹的时候，见面那一时刻，那一瞬间是什么感受？

　　成思危：那当然大家都很激动，大家都很激动。21年了，但是样子还记得。

　　主持人：您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当时的过程？

　　成思危：当时我记得我是带我女儿去的。

　　主持人：当时陪同的主要是什么人？

　　成思危：就是有关接待单位了，现在我记不清了。

　　主持人：也就是说当时并不像一个亲人见面的场合，更像一次外事活动。

　　成思危：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外事活动，所以我也不好比较。反正当时有陪同人在，那你也不好过分地表达什么东西，当然她问我怎么样，我问父母怎么样，还有大妹妹怎么样，都是互相问了问家庭的情况，后来陪同人员也挺，就是说挺知情达理，就说让我们到

　　成卓(成思危的女儿)采访：那次把我带到北京，一方面我觉得很有意思，来北京看，另一方面第一次见到小姑姑，他们俩就带我去公园，把我放在石像上，每人拉着我一只手，我就觉得特别幸福。那时候小，还很难体会到那种亲人失散了三十年后再见面的重逢的喜悦，但是我就感觉我们大家有说有笑，唱歌，就是非常和睦的氛围，我印象特别深。

　　解说：21年的岁月将命运的力量显示无遗。这一边，成思危在锅炉房加煤出灰，海峡那边，两个妹妹，嘉玲和露茜都已经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母亲在思念中郁郁而终，老父亲翘首盼望和儿子再次相见。 我们难以猜测成思危当时的心情，岁月已将所有的感慨化作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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