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延庆树莓换户口风波：300多万元投资去无回

　　□图/文 特约记者 江金骐

　　30 多个家庭为“北京户口” 300 多万元投资去无回

　　2 月 12 日 ，在雍和宫北京人才招聘市场，一位满脸沧桑的老人在拥挤的人流中格外显眼。他拿着简历，辗转于各家企业的招聘区前。

　　“我之所以现在还找工作、当老打工仔，为的是能填上一个窟窿。”已经退休两年的 蔡老 先生所说的“窟窿”，指的在 2003 年，为将女儿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入北京，他拿出了多年的积蓄，结果，户口没办成，钱也落了空。其实，和老蔡一样，为了买北京市户口而身陷困境的在延庆还有 30 多家。

　　事情起源于北京延庆县一个树莓项目。 2002 年底，延庆县政府成立“延庆县树莓项目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并且发布 [2002]26 号文件，其大致内容为：树莓项目享受国务院退耕还林补助政策，同意该项目享受延庆县此前通过的三项政策，而“三项政策”中，有“县政府为园区承建制引进的外省(市)进京企业和科技管理人员办理北京市城镇户口”的规定。

　　由于“北京户口”的吸引，一时间，来自福建、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的投资者，纷纷拿出自家的积蓄，与“延庆县树莓项目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签订合同：合同约定“乙方(投资方)按照承包单元交纳承租费；甲方负责为乙方及亲属办理户籍入京手续”等。

　　然而，事情已经过去两年时间了，这些投资者的户口却仍然没有着落，而投资却打了水漂。

　　为“北京户口”而来

　　“我们都是外省来京人员，是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才与项目办公室签定合同、才交钱的。”来自福建的郭天福告诉记者，许多和自己一样的投资者，来之前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当知道这是延庆县重点发展的项目，并且办公室就设在县农委大楼里时，大家才放心，于是，从 2003 年 7 月到 2004 年 1 月，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福建、河南、江苏、黑龙江、贵州、甘肃等地的人，都提着现钱来到北京，说是来投资树莓项目，“其实，都是冲着北京的户口来的。”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来自贵州的彭士容说，花上 8 万块钱，不但能承租一块地发展树莓项目，“更重要的能解决一个北京户口”。她认为，自家世代没有与北京挨上边，有个北京户口，以后好多事“都会有机会”。

　　跟 彭 女士有同样想法的，在所有买户口的人当中不在少数。记者从一份《加盟员工总汇表》中看出，多数买户口的人，在“随迁人姓名”栏目里，添上的都是自己的子女的姓名，“我们要不要无所谓，这主要是考虑孩子将来的发展。”

　　最多的一家买了 5 个

　　在投资延庆树莓、买北京户口的人群中，河南鲁山的杨正利， 2003 年 7 月份，得到北京朋友的讯息：延庆县政府大力推广的“ 20 万亩树莓种植及深加工项目”中，享有为外省(市)进京的企业和科技管理人员办理北京市城镇户口的优惠政策。

　　杨正利随即联系到“延庆县树莓项目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他，该项目的树莓科技示范园区正在进行招商引资，个人承租一个单元( 20 亩地)的树莓基地，可根据“延政批【 2001 】 17 ” 号文件精神，办理户籍进京手续，每单元的承租费为 7.5 万元。

　　“这个数额在可以办理进京户口的投资项目中，已经是很低的了。”杨正利说。出于谨慎，杨正利专程赶到延庆。他看到，在县政府发布的关于成立的树莓项目开发领导小组文件中，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是副县长姚志强(现已退休)，副组长包括县长助理徐凤翔(现为副县长)和树莓公司董事长蔡晓鹏，办公室主任由县农委副主任袁和忠兼任。

　　看到名单后，杨正利对树莓项目的优惠政策坚信不疑，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交纳了承租费和其他费用共计 42.5 万元，打算将一家 5 口迁到北京。

　　“北京户口”耽误孩子高考

　　杨正利的老乡傅志伟，在北京呆了 20 多年， 20 年的生活经历让他意识到了北京户口的重要性。当时傅的孩子一直在北京上学，而且马上就要参加高考。所以，当他听说延庆县有“投资树莓项目、办理北京户口”的事后，他就想着为孩子办一个北京户口。

　　“说实话，我听到消息后，当时很冷静”。傅志伟说，可能一是因为自己手头本来就没有余钱，其次，可能因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自己的想象当中，北京户口太难弄了以至于不敢多想，“但是，经过实地考察后，我还是相信了。”傅志伟所说的“实地考察”，就是说他亲眼看到项目办公室就设在延庆县政府大楼里，也看到不断的有人来交钱，“再三考虑过后，我决定买两个。”

　　做出决定后的傅志伟，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再加上从朋友的那儿借来的共计 16 万元钱，于 2003 年 11 月份，将买户口的钱如数交到项目办公室，并与项目办公室签下合同，按照合同的有关规定，项目办公室应该在 180 个工作日，为自己办理完户籍进京手续。老傅满以为，三个月过后，正好赶上了孩子的高考报名时间，所以，“当时觉得太值了”。

　　就在老傅为自己正确的决定而高兴时，在 2004 年的 2 月 21 日 延庆县政府的一个会议上，徐凤翔副县长宣布：户口问题一个不给解决。

　　“这时，我一直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傅志伟说，自己一直将孩子报考的事寄希望于北京，所以跟老家没做任何联系，等到再联系时，已经错过报考时间，这样，孩子的学业被耽误了一年。

　　自从 2003 年 7 月 18 日 有了第一笔进项后，设立在延庆县老政府楼 5 层的办公室，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就再也没清静过，记者从一份交钱记录表上看出，接着 7 、 8 、 9 三个月， 10 月和 11 月是交钱人数最多的两个月，但到了 12 月份，有人放话说“可能办不了北京户口了。”即便这样，记者还是看到，在 2003 年 12 月直至 2004 年的 1 月，还有交钱办户口的记录。

　　“由于大家都是处于对延庆县政府的信任，所以，大家刚开始都不愿怀疑外面的传言。”现在已经成为北京人的 宋 女士 和叶 先生，在这场买户口的风波中，应该算是“冤大头”，他们告诉记者，自己本来是受人之托，替别人办理这件事，结果，由于事情出现这样的意外，不但自己垫付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被老乡和朋友骂作“骗子”。

　　懊恼不已的 叶 先生说自己当时“少了根筋”，因为传言刚出来时，大家本来都没往心里去，而自己根据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对政府、对文件、对合同就从不怀疑，所以，在有一点迹象时，自己不但不要钱，还继续往延庆送钱。

　　“诈骗嫌疑犯”自称自己是“替罪羊”

　　在县政府对这件事紧急叫停后，参与这件事的邵成根和王会民，在去年的 7 月和 9 月，先后被县公安局以“诈骗嫌疑”而刑拘，但两人被抓之后，都因“证据不足”，没能被检察机关起诉。现在取保候审阶段的邵成根，当时是延庆县树莓项目开发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认为自己当时所从事的工作，都有政府的授权，而自己曾被公安机关将以“诈骗嫌疑犯”被抓，邵成根觉得很无辜，他表示“一定要向上级单位讨回公道”。

　　“我只不过是替罪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邵成根说，自己成为项目小组的成员之一，是被明明白白地写在政府文件里，不过他又强调，在由 20 来人组成的领导小组里，自己的排名是最后一位，是作为项目

　　他回忆，自己在领导小组解体后，一直呆在亚运村的家里，到去年的 7 月 17 日 ，延庆县公安局刑侦队将自己抓走，在被抓后的 37 天，由于证据不足，延庆县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 8 月 23 日 邵成根回到自己的家中。

　　“我的精神由此受到极大的损害。”邵成根说，自己不怕接受任何形式的调查，但是，抓人时，公安部门通过居委会闹得左邻右坊全知道，而放人时，却没有任何说法，直到现在，自己见了熟人还抬不起头，而且，自己被公安机关当作诈骗嫌疑人，给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及其他家庭成员，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

　　“自己被抓，与自己的身份有关。”邵成根告诉记者，项目领导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延庆县的政府官员，而自己是作为开发商代表进入领导小组的，因此，即使如公安部门所说的“团伙诈骗”，第一个被抓的，要么是项目小组的主要领导、要么是开发方的法人代表，“政府抓我，可能是他们急了。”

　　责任归属尚待厘清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百姓对对延庆县政府的抱怨也日益增多，为了解政府对老百姓的态度， 12 月 27 日 ，记者来到延庆县，接待记者的徐凤翔副县长，时任项目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他首先介绍说，围绕树莓项目，当时有政府、投资人以及一个名叫东方百瑞的公司等三方，基本情况是：东方百瑞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先骗了政府再骗了投资人”，所以，这一事件发生后，徐副县长既十分关切又些许无奈。

　　“现在最需要的是受骗百姓的配合。”徐副县长说，老百姓受骗后只知道找政府，却不配合司法机关的取证调查，这使得这个案子的侦破，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进展。

　　徐副县长说，因为这件事已经被立案侦查了，根据司法独立，自己对于案件的进展也不清楚，县政府只能按照法律程序，等候法律机关的侦查结果。

　　“现在的基本情况是，不但是投资人被骗了，就连县政府也成了被骗者。”徐副县长表示，所签定合同的 30 多个家庭，至今还以为是政府跟他们签订的合同。实际上，所有以“树莓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签定的合同，是不被政府承认的。所以，在徐副县长看来，“既然大家都是受骗者，现在不是百姓找政府要钱的时候，老百姓最应该做的是，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取证。”

　　“政府暂时不能担负责任，但并不是说政府不负责任。”根据徐副县长介绍，政府除了对于合同不能认可，对于签合同的公章、对于当事人所反映的办公场所、以及投资人所交的钱，到现在为止，政府都不能认可，而这些问题，“都影响着政府对责任的认定。”

　　就公章问题，当事人已经委托律师，证实签定合同所使用的公章，已在公安机关备案，也就是说，合同上的公章是合法的，但是，一枚合法的公章是如何流入诈骗者手中，以至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被非法使用？对此，徐副县长未作解释，而作为树莓项目办公室负责人的袁和忠主任，在整个过程中，似乎也忽视了对公章的监管，直到事发以后，有关部门才登报声明公章作废。“不知道政府的这一疏忽能否理解为渎职”，投资人叶巍和诈骗嫌疑人邵成根几乎都认为， 300 来万的投资之所以能迅速被圈进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人对公章的信任，进而对合同信任。

　　“我们没有收到钱、也不可能给他们办理进京户口。”对于投资人买北京户口的想法，徐副县长解释，延庆县有办理北京市小城镇户口的指标，但办理户口有明确的条件，一是由企业团体或科技管理人员来投资，二是有最低投资额限制，至于这次投资人的投资，是否满足办理北京小城镇户口的最低限额，徐副县长没做具体说明。

　　一边是老百姓在追着要钱，一边是案子尚无实质性进展，徐凤翔副县长“比谁都着急”。

　　徐副县长说，这伙人为了实施诈骗，绕了一个大圈子，先以 2800 万的资金注册成立公司，事情败露后，当政府迅速查封他们的账户时，账户上已经没有一分钱，不但如此，现在，整个公司都无影无踪了。此外，徐副县长对老百姓的一些做法也不能理解，比如，既然来延庆投资树莓项目，为什么交钱过后，没有一个人及时要回自己的承包地，这一点也助长了骗子的诈骗行为。

　　在责任还没有完全归位之前，徐副县长认为，老百姓一定要冷静，任何过激行为都不利于事情的解决，他还解释，因证据不足，两个嫌疑人虽然目前未被起诉，其中的王会民被“保外就医”、邵成根被“取保候审”，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是无罪释放，该调查、取证的还在继续，“最终，政府一定会对老百姓有交代。”

　　专款去向至今不为人知

　　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 30 多户、 48 人交纳了总金额超过 300 万元的加盟承租费，延庆县政府最终是否为这 300 多万专款负责，记者最后未能从当地政府获得明确表态，延庆农委的一位官员说，延庆财政一直紧张，在破案之前，“估计不会替犯罪嫌疑人垫款还钱”。

　　而对于买户口的钱，最后究竟能追回多少，延庆县政府的有关人员也没做说明。对于同一问题，邵成根却透露，老百姓交上来的钱，有一部分投入基地的苗木和地租，一部分用于购买办公用车、用房以及人员费用，“但是，这只是一部分，这都有账可查的。”其余的，他表示“不清楚”。

　　以叶巍为代表的当事人，坚持认为“政府要负首责”。对 于叶 先生的这一观点，接受当事人委托的江早云律师也说，“即使认定王会民犯诈骗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延庆县政府也难辞其咎。”在今年 6 月，杨正利、郭天福、彭伟杰、张晓阳等当事人已向法院具状，要求延庆县政府“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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