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中国温和而坚定崛起 中华文明再利世界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外人在这个屏幕上放映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

　　美国学者大卫兰普顿1998年在《外交政策》上说的这句话，在本世纪头几年里被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2001年，由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那本《中国即将崩溃》掀起的“中国崩溃论”曾喧嚣一时。今年2月初，美国国防部通过《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又再度散布“中国威胁论”。与这两种论调相反的“中国奇迹论”乃至“中国世纪论”亦不绝于耳。

　　事实上，从新中国建立起，外界对中国的种种推测和描摹就从未平息过。而在新的世纪，怀疑论与威胁论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不断延伸到经济、贸易、金融、能源、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外界对中国的评头品足纷纷攘攘，从不停息。

　　也就是在这样的种种揣测中，中国在不断明晰自己的定位：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一个追求国家之间互利互惠、共同进步的大国，一个提倡世界和谐的大国，一个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以提高十三亿人口民生水平的大国。

　　如果说各类纷攘之声尚有价值的话，那么这价值就在于促使中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然后“一定要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且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以实际行动履行“和平”信念

　　从“和平共处”到“和谐世界”，中国的对外方针、政策和理念一直强调一个“和”字，并且一直以实际行动履行着“和平”的信念。

　　与最紧密的邻邦，中国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世纪处理周边关系的新发展。以最为棘手的边界谈判为例，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刘振民指出，为了推动我国与邻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同时也为了发展与邻国的友好合作并为我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我国政府一直秉承睦邻友好的方针与邻国处理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双边关系。

　　2004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外长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标志着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专家认为，这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障碍和隐患，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有利于我国国内的建设和发展。

　　中俄边界谈判的成功对于中印、中越边界谈判也是一个有益的借鉴。2004年，中印两国总理在边界问题上达成了“政治原则”，双方围绕边界问题建立的多种沟通机制、战略对话、特别代表会议、专家组会议等也搭建起来了。中越边界方面，随着去年两国元首的互访和中越关系的“全面开花”，这一问题也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在同样长期存在的南海权益争端方面，在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动宣言》之后，南海的共同开发进程已经启动。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设想提出开始，中国一直对东盟国家表现出极大的诚意、耐心与忍让，以灵活和开放的态度，积极探讨在南海争议海域开展共同开发的途径和方式，以使南海成为“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以使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不分小大、强弱，也不局限于边界问题。通过“10+1”机制，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关系日趋紧密；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中，中国与中亚各国的互动体系日显成熟；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一直尽心尽力地起到作为六方会谈东道主的积极作用……

　　在与大国的交往中，中国同样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和谐、共赢的主张，通过频繁的高层互访和一系列对话、交流机制，这一方面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仅2005年一年，为“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中美元首一年之中五度会晤，美政府内阁要员悉数来华,尤其是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对中国作出“利益相关者”的评价，从一个侧面表明美国正积极转变对华态度和调整对华政策。

　　而中欧关系在过去的几年中更是一步一个台阶。2001年，双方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双方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中欧双方互访频繁，在众多领域进行高层次合作，许多西方观察家甚至用“蜜月”来形容双方的密切与融洽。

　　在中日方面，中国同样坚持“和为贵”，去年四月胡锦涛提出改善中日关系“五点主张”，但此后日本高官屡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单方面损害两国关系，中国则以推迟日外相访华、拒绝在各类场合安排中日领导人会晤等实际行动向日本说“不”，表明了和平而坚定、有原则的决心。

　　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

　　“和谐”无分远近强弱。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更是充分起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截至目前，中国共向11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援助项目多达2000多个。中国已减免了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的对华债务。2005年5月，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了包括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39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以及免除债务、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培养人才等5大新举措。

　　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中国始终清醒地将自己的位置摆在发展中国家中。去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强调，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繁重。

　　正因为对自己的正确定位，在2003年以前，中国一直没有同意加入由发达国家组成的G7及后来的G8，此后两年参加G8会议，也一直坚持对话的角色，而非正式加入。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作为社会主义大国，要对本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负责，如果我们也走传统西方大国的扩张性的崛起道路，那我们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沈骥如研究员说。

　　中华文明再利世界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对于世界是一个机遇，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程度随着崛起的过程一起在增长。而其最令世界人民振奋的，是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60周年首脑会议上，正式向国际社会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沈骥如说，“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并越来越得到世界认同。

　　“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主要是一个不断强大的中国如何使用自己的综合实力的担忧。”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教授郭建平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但随着中国真正沿着和平崛起的道路前进，‘威胁论’这种声音会自然而然的削弱。”

　　沈骥如研究员说，“和谐世界”理念是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明根基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强调“以和为贵”，于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和谐世界”；强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于是饱受殖民主义之害的中国即使强大也不会压迫他国；强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于是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等合作、双赢方针；强调“和而不同”，于是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事实上，中华文明所特有的“整体论”,正足以消弭西方“非黑既白”二元思维方式引起的对立与冲突；“仁恕”之道,提供了超越宗教纷争,促进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的理论基础；“和而不同”,则从根本上确立了国家之间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而“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等渗透在所有领域的辩证思想，也为世界各国解决自身问题提供了灵活的模式。

　　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价值体系,决定了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将是中国人重新认识、建设传统文化，推进文明复兴的过程，是中华文明得到世界理解和认同的过程，也是5000年来，中华文明再利世界的过程。

　　所以，尽管以美国国防部和日本鹰派人士为典型的“中国威胁论”者不断地抛出措辞强硬的报告和言论，但在沈骥如研究员看来，他们也越来越“底气不足了”。

　　而即便是在经济领域，中国也不是世界秩序的挑战者，而是世界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20多年改革开放经验表明，中国的发展受益于从国外引进的资源、技术，得益于中国参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分工和合作，也得益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逐步改善。而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程度的不断加升，尤其是在“十五”之初的2001年加入WTO后，世界各国也越来越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2005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中国GDP虽然只占世界GDP总量的4%，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20%。就像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在2002年所说的：“从历史角度看，每当中国繁荣兴盛，东南亚总是从中受惠。”“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必将给东南亚带来繁荣。”

　　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2005年已达14221.2亿美元。在美国一些人抛出“中国经济威胁论”，声称中国低价商品引发美国贸易逆差和失业的同时，许多有识之士亦指出，中国的低价商品为美国普通消费者节约了数千亿美金，中国高达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有助于美国减少财政赤字，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好处”亦为包括美国在华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所得。

　　又如，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公民的出境人数迅速增加，2004年，中国就已跃居亚洲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市场，2005年，出境游达3100万人次。这些旅游者每年给接待国带去了上百亿美元的收入和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

　　“根据国情国力的增强逐渐承担更大的国际权利、责任与义务，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前景不难想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说。

　　“中国模式”的魅力

　　对于中国这个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崛起的国家，有许多理性的外人在探求发展背后的原因，他们想知道，独特的“中国模式”是一条怎样的道路？

　　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5月发表乔舒亚雷默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雷默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

　　他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这看起来更象是用西方话语来证实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经验的总结：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西方社会把中国的经验总结为“北京共识”，而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更喜欢称之为“中国模式”。他指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他将“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自身优势与全球化的优势相结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

　　无论是俞可平，还是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王逸舟都认为，“中国模式”其实并没有定型，“有些可能是转型期和过渡期的特征，有些可能预示着未来的方向。”

　　“中国世纪论”下不可昏头

　　对于中国的认识，还有一种既不同于“机遇论”与“贡献论”，也不同于“崩溃论”和“威胁论”的论点——“中国世纪论”。

　　在《中国即将崩溃》出版之前的2000年，就有一本《中国的世纪》在美发行，该书作者劳伦斯布拉姆也是美国律师，他说：“我所看到的不是中国即将崩溃，而是中国逐步强盛。我从心底里相信，中国将在21世纪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

　　随后，“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等呼声对中国的看好程度，就远远超过了《中国的世纪》一书里的结论。大量外国媒体报道用飞扬的文字和炫目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中国欣欣向荣的社会现实和气势磅礴的经济规模，把身价亿万的房地产大亨、为美国市场缝织衣服的打工妹和“特立独行”的电影人都拿来做例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在世界强国中再次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未来属于中国”。

　　“说中国创造奇迹还说得过去，尽管很多国家都曾创造过奇迹，但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就言过其实了。”楚树龙说，中国目前只有经济总量排在世界前几位，人均GDP仍在世界100位之后，经济质量、科技、教育等决定竞争力的方面都还相对比较落后。在可以预见的时期，比如说21世纪头50年，中国还不可能成为世界最强大和影响最大的国家。

　　郭建平分析说，中国现在综合国力十分强大，但是，必须看到，如果按人均来算的话，中国还是比较落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对自身有客观的评价，仅就目前国内的一些粗放的发展模式来看，就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也曾讲过，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要解决两个心态，一是“暴发户心态”，有点成绩就翘尾巴。二是“弱国心态”，对外部世界的评论过于敏感，说好就高兴，说坏就生气。

　　沈骥如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中国世纪论”可能的危险，一方面，“中国世纪论”可能是一种潜意识的“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可能“把你捧昏，让你洋洋自得，骄傲自满，最终是要吃亏的”。他说，在各种纷纷攘攘的吹捧或指责中，要保持清醒头脑，如中央领导同志讲的，“要准确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这些问题如相对落后的经济质量和科技教育水平、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环境恶化、资源瓶颈、腐败现象等。 记者汤耀国　实习记者游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