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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中国要变革发展模式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04日10:47 财经时报

  中国政府主导、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利于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加剧贸易摩擦,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下滑。应加大支农投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同时将政府控制的财产分配给国民,为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奠定基础

  中国经济正面临内外两重困境:内部的贫富不均导致社会关系难以和谐;对外贸易的发展则带来日益升温的贸易摩擦。内外双重困境的显现,表明政府主导、出口与投资驱动
的发展模式可能不再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最好是在这些紧张关系触发经济衰退之前转变其发展模式。

  调整发展模式

  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之下,资源主要掌握在政府以及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手里。这导致消费不足、财富和收入过于集中、贸易顺差日益增加,以及资产泡沫频繁,所有这些现象都会对

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危害。

  这种模式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人们逐渐认识到,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不是公平性竞争所带来的,而是由权力干预市场引起的;这种认识引发了一些社会事件,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中国的就业增长过于依赖贸易,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由于产能过剩引发投资减缓,2006年和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急剧上升。中国与贸易伙伴间的关系可能更为紧张。

  如果中国发展模式的内部矛盾继续升级,可能会触发中国难以承受的经济衰退。为了防止潜在的经济衰退、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中国亟需对现有发展模式做出调整。最关键的调整是,把政府手里的经济资源转移到普通国民手中。

  加紧改革步伐

  中国近年改革的步伐有点缓慢。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而外资仍然在出口生产上享受政策优惠。在国内市场,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内地企业带来不公平竞争。中国经历了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仍然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内地企业,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政策取向所致。这种早已过时的政策,中国为何还要让它继续下去呢?

  我认为,中国应该在2006年的全国人大会上审议通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的法案。中国应该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统一在22-25%的范围内,取代目前外资企业15%、内地企业30%的所得税率。

  另一个问题是农业改革。中国政府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个愿望是良好的,但在我看来提高农业生产力无益于问题的真正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很简单,就是农业人口太多而土地太少。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不能改变农民贫穷的现状。它只会使农产品价格降低,从而将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效益转移到城市。

  要让农村保持稳定,必须加大支农资金投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农业人口逐渐下降,支农资金也可以逐步减少。中国政府称,2005年国家的支农投入为3000亿元,占GDP的1.6%。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是中国还可以大幅增加农业投入。中国目前的经常账户盈余约为GDP的5%。为何中国可以将这么多钱送到国外,而农民却如此困窘呢?我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在2010年之前将支农资金提高到1万亿元(约占2010年GDP的3%)。

  用利息税和财产税支援农业

  我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两种税收途径来支付支农财政债券的利息。政府、企业和普通家庭的存款达27万亿元。这些存款的利息收入可能达到4050亿元。按20%的税率对这些利息收入征税,可以获得810亿元的税收收入。

  对利息收入征收20%的税,是中国几年前为鼓励消费采取的措施。这个税种的确没有促进消费,它只不过使投机更甚。对于这个税种,政府应该要么废止它,要么就将它的收入用于支持农业。考虑到农村面临的稳定性压力,我认为政府最好是选择后者。

  中国能够而且应该按0.5-1%的税率逐步征收财产税,用来支付支农财政债券的利息。中国普通家庭的财产总额可能接近GDP总值——只要征收0.5%的财产税,就可以获得900亿元的税收。

  这两部分税收加起来约为1700亿元,它足以支撑国家以4%的利息发行4.2万亿元支农财政债券。通过发行这种债券,中国的过剩储蓄将不再转化为贸易顺差,而是转化为来自农村的内需。这个政策可以同时解决中国的两个最大的问题:使农村更加稳定,并减少贸易摩擦。

  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另一步关键举措。中国的劳动力在被纳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摩擦,这使得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无法通过降低工资的途径来解决。

  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维持一个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当工资降到接近零的水平,现金流向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就会出现供给过剩、通货紧缩、资金流动性过剩以及资产泡沫。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可以增加消费、稳定经济。

  就沿海地区而言,我认为中国应该在2010年之前实现2000元/月的最低工资水平目标,这大概是当前通行的最低工资水平的三倍。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大多数是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将打工赚来的钱寄回老家,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至今保持稳定的最重要的原因。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应该是稳定农村、促进消费的战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把国家财产分给国民

  最后,中国还应该将政府掌控的财产分配给国民,从而为大众消费主导型经济创造基础。没有财富基础,消费只能是疲弱的。二十年前,中国普通家庭基本上没有任何财产,因为一切归政府所有。到现在,尽管家庭财产总额已经增长到GDP的两倍,但是大部分财产只属于其中很小一部分人。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0.6%的家庭,拥有着私有财产总量的60%。针对收入和财产所做的其他所有研究都表明,中国人没有足够的财力基础来支撑一个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进行补救的钥匙,掌握在中国政府手里。

  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大量国有企业、土地以及矿产资源。这些资产的总价值分摊到国民身上,可能达到15000元/人。如果政府把这些财产均分给国民,将带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消费型繁荣。

  而且,这个举措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这笔钱可以使大量农民买得起城市房产,从而成为正式的城市居民,而不是居住在建筑工地宿舍的没有着落的农民工。

  中国面临的挑战很严重,但是并非无法解决。通过适当的政策调整,中国应该可以战胜需求不足、农民低收入、收入分配不均以及和贸易伙伴摩擦加剧等方面的挑战。

  (作者为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徐寒梅译,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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