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下午茶 水还没有开

　　-本刊记者/程海涛

　　领导干部“诫勉谈话”办法一出台即遭争议，专家直指问题核心“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适合这种制度生长的土壤

　　实施了30余年的香港廉政公署

　　“喝咖啡”谈话制度因推行有效而被国际反腐机构认可。2月26日，中央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对党员领导 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规定明确了干部领导用人失察失误将被 诫勉谈话。这一规定的出台，被很多业内人士理解为中国纪检部门的“喝咖啡”制度。

　　香港廉署经验

　　“‘喝咖啡’只是外界的一种传言，既是一种调查手段，也是一种预警制度，什么时间喝过“咖啡”都会记录在案， 这可以说是为官员打了一针有效的预防针。但只要是被廉署请去“喝咖啡”的人，就意味着这个人要么是以涉案人的身份被谈 话取证；要么他与案件有关联，可以提供与案件相关的线索，被邀请去谈话以取得相关证据。”

　　香港廉政公署新闻组总主任陈洁云女士笑称“喝咖啡”是廉署职员礼貌地请谈话人坦白从宽，“所以在香港一般人不 怕廉政公署，但只要是有犯罪意图的就非常恐惧廉署。”

　　其实，香港廉政公署请客“喝咖啡”之所以让被请者不寒而栗，不在于“咖啡”本身的诱惑有多大，也不是这一制度 有多厉害，而在于廉政公署的权威性和威慑力。

　　大概上世纪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贪污腐败成了香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警务人员，更是警匪一家，公开包 庇黄、赌、毒等各种犯罪行为，整个警队贪赃枉法的问题非常普遍。在此背景下，1974年2月廉署成立，并迅速接受了一 批大案要案，并先后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被称为“廉署反贪风暴”。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廉署所向披靡，肃贪风暴席卷香江。香港廉政公署成立时的全称为“港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 英文名直译为“反贪污独立公署”(英文缩写ICAC)。

　　作为独立的调查机构，廉署可以说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执法权。香港的廉政建设被公认为是世界上做的最 好的地区之一，这也得益于它的“喝咖啡”制度。

　　“为方便开展办案，廉署赋予了专员很大的权力，调查人员如果怀疑有人触犯法律所规定的罪行，或者在调查过程中 发现与贪污有关的犯罪行为，可以无须手令而将疑犯直接拘捕；可以调取任何与案件有关的个人银行资料、处置扣押财产、收 缴旅行证件；调查案件时，可以进入任何政府部门或私人场所进行搜查，有权要求政府公务人员对其与职务不相称的财产来源 限期做出解释，否则可能被检控；若专员对属下任何一名工作人员失去信心，决定终止对其职员的委任时，书面告知并说明理 由后将其解雇。”陈洁云女士说。

　　香港廉政公署设有三个部门：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廉署1300多名职员并非政府

　　生存土壤差异大

　　对犯罪嫌疑人来讲，被香港廉署邀请去“喝咖啡”无异于赴一场“鸿门宴”，而在大陆，“双规”也被腐败者形容为 一道难过的“鬼门关”，在此基础上，中纪委又出台了干部诫勉谈话办法，可见其反腐力度之大。

　　“我们的‘双规’其实也是一种相当严厉的反腐败措施，中纪委之所以出台‘干部领导用人失察失误将被诫勉谈话’ 是因为这一制度更加人性化，突出了人权。”中共中央党建教研部王长江教授认为，“从‘双规’到‘诫勉谈话’，实质上透 露出中国反腐策略的调整，作为一种普遍的廉政制度，‘诫勉谈话’还有别于‘双规’，前者起到的是一种预警的作用，后者 则针对组织认为已涉嫌违纪违规，或者对违法对象的处理方式。”

　　“对新任领导干部进行任职谈话，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进行诫勉谈话，这些都是近年来各地开展党内监督的形式，事 实上《中国共产党党章》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反腐败最有力的武器，但真正执行起来却很困难。”

　　中央党校研究政治体制的王贵秀教授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与香港比，只不过我们的谈话是将‘咖啡’换成了‘茶’ ，而我们这种‘喝茶’谈话的方式更像是一种交易，纪委出面负责谈话的人要首先向‘客人’保证不会泄密，不对他的政治命 运构成威胁。”

　　相比之下，内地的“咖啡”多少显得不够“苦”，倒更像是一杯放了糖的咖啡。

　　“中央三令五申出台各种反腐制度，但有的官员并不在意。那些拿法律都不当回事的官员，还在乎纪检委找去谈话吗 ？”

　　对刚刚出台的新规定，王贵秀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适合这种制度生长的土壤。香港反 腐制度的背后有一系列的配套机构在支撑着，所以香港廉署的作用才得以发挥，这也就是‘喝咖啡’的厉害之所在。”

　　孤立制度难长久

　　陈洁云女士所在的社区关系处主要职责是倡廉及防贪教育工作，她的任务就是通过媒体将宣传教育的触角伸展到每一 个街区，与市民密切接触。

　　谈到廉署在反腐倡廉中所起的作用，陈洁云认为关键在于制度，“虽然廉署有着相当的权力，但也并非‘滥权’。现 在廉署专员办案，搜查令、扣押财产、收缴旅行证件必须经法庭批准和签发，另外针对廉署的三个部门之外还设有的三个与之 相对应的监督机构。在整个廉署之上，还特设了一个审查、贪污、举报问题咨询委员会，对廉政公署的总体运作程序和反贪政 策实施总监察。”

　　“要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反腐工作的关键，香港是在过去集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建立起的一套制度，它有自身的优 势和特点。”王长江认为制度体制化是大陆反腐的关键，在他看来，大陆的机制更多地表现在责、权、利不明，即使是新的干 部诫勉谈话制度出台，也只是“一条腿走路，最终很难执行下去。”

　　王贵秀认为，好的制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相应的辅助配套制度。“在国外，对腐败行为媒体予以曝光就可以， 也根本不用谈话，但在国内做不到。”

　　香港廉政公署的制度建设,其实也并非只停留在过去的制度之上，而是在不断的改革中向前迈进。采访中，陈洁云称 ，“在香港廉署成立的30余年间，共有过两次改革。1994年有过一次重大检讨，检讨的内容主要针对大部分权力需要廉 署拥有，但廉署自身也要有监督，这就能保证对被调查人的人权要求和廉署自身运作加强透明度。”

　　陈洁云认为制度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办案人员的工作态度。“廉署办案人员都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 办案精神，也正因此，香港在治理打击贪污腐败方面有着很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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