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实验室再遭“人才贫血”困境

　　用钱买技术、单纯依赖引进，导致国内技术人才惊人流失,“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再建100个国家工程实验室以期吸引人才回流

　　本刊记者/常晟　

　　从湖南衡阳到广西友谊关的322

　　国道83公里处，有一条长满野草的小岔道。几乎没人会注意，小路尽头有一个国家级科学实验站—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

　　1994年这里曾走出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工作条件艰苦，该实验站人才不断流失，最近6年只招到一名大学生。“招大学生招得我们心都凉了，如果再没有人来，实验站可能生存不下去了。”53岁的副站长秦道珠说。

　　近日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表示，“

　　科技的“春天”之后

　　2006伊始，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京召开，开幕式是国家主席讲话，闭幕式有政府总理致辞。最高领导人的出席把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也是21世纪的第一次科学技术大会，彰显得无比重要。一夜间，“自主创新”开始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

　　事实上，早在20多年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已被提出，“但20多年来，中国科技界的大部分时间和力量都是在苦苦地追赶别人，自主研究开发的原创成果并不多，由中国科学家开辟的科学新领域更是凤毛麟角。”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分析说：“中国科技发展缺乏原创性、可持续的动力，缺乏跨学科、跨领域重大集成创新的能力，缺乏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影响力。”

　　在一些专家看来，“引进、引进、再引进”、“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败。有专家甚至发出警告，一个吞噬中国自主研发能力的“技术黑洞”正在形成，如果不保持警惕，中国不是没有屈居产业下游而难以翻身的危险。中国已经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泥潭。

　　科技与市场的博弈

　　事实上，“市场换技术”确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郭励弘介绍，“市场换技术”并不是当时政策制定下的一句口号，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转变过程中确实还存在一定阻力，因此宏观政策提出 “开放可以引进技术、引进管理”，这也是为了打破阻力。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高新技术研发上处于落后地位，同时国内市场高度封闭，在此情况下，“以市场换技术”思路应运而生。清华大学技术创新中心研究员高旭东分析说：“必须承认，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形式发挥了一定作用。而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内市场逐步开放，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跨国公司不需要用技术来交换也可以顺利进入，根本不愿意把核心的研发技术交给你，甚至就连制造领域的生产线专有技术都不愿意交给你。因此，现在以市场换技术已经失去了意义。”

　　国务委员陈至立在“2005中国自主创新品牌高层论坛”上感慨：全国只有近25％的大中型企业有研发机构，仅 3成企业有研发活动，而高新技术的研发经费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10。中国很多企业消化吸收费用平均不到引进项目费用的7％。而韩国、日本却要花比引进项目费用多3～10倍的钱来消化吸收，形成了“引进—吸收—试制—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

　　“科技生产力”遭遇尴尬

　　事实上，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性在建国后已有多次，但屡遭尴尬境地。1949年10月31日，新中国诞生还不到一个月，毛泽东便亲自将中国科学院印章颁给院长郭沫若。第二天，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这一举措在全国及海外华裔科技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和中央科学小组汇报科技工作十年规划时，更加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于1960年成立。在随后的7年里，这里的科研人员最多时达到5 7名，平均年龄24岁。村民们回忆说，实验站里整天发出小伙子们开怀的笑声。

　　遗憾的是，这样的情景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改变。“文革”十年中，这样一个国家级的实验站与全中国的科技事业一样，受到极大挫折。大部分科研人员被打倒，只有4人留下，给实验站看家。他们白天接受劳动改造，偷偷摸摸做试验，晚上躲进小屋，点着煤油灯查资料、写实验报告，科研工作几乎中止。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京举行，复出不久的邓小平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后来强调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正是在1978年，祁阳红壤实验站迎来了分配来的46名大中专毕业生，焕发了新活力。

　　要引凤先筑巢

　　用钱买技术、单纯依赖引进，导致国内技术人才惊人地流失。“清华大学培养了大量芯片专业的研究生，百分之八九十跑到国外去了”。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国家实验室CPU中心主任汪东升介绍说，有一个这样的逻辑：中国花高代价培养的人才流失到国外，给外国企业搞科技创新，然后这些跨国公司再来到中国，利用其创造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出国

　　当祁阳红壤实验站的科研工作再次走上正轨时，1984年，华中农业大学一位大学生在实验站呆了两年之后，提出离开。理由很简单，实验站离他老家湖北太远，加上工作生活环境太苦不能适应。他的离开把实验站青年人的思想炸得七零八落。面对艰苦的环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离开的念头。

　　“如果把人才‘吸引’在无用武之地混日子、受折腾乃至遭排挤，最后他们还怎么做研究、出成果？即使上上下下都很重视，但科研条件有限，巧媳妇又能如何制作无米之炊？”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副秘书长乔东分析说，“国家要加大力度建设一批国家级实验室，才能让人才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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