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称政府资源配置权力过大(实录)

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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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在新闻发布会上

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吴敬琏在新闻发布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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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日上午10时，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主题为“积极献言献策、共绘‘十一五’蓝图”。政协委员吴敬琏、林毅夫、赵忠贤、邱晓华、鲁志强出席发布会，并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要点导读：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官员资源配置权力过大。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有四点原因

　　[吴敬琏简历]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讲习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是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拓者、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引进传播了众多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有益的现代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

　　其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如建设法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从源头上反腐败、积极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等，对于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很大的益处，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2004年1月开始，参加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十一五”规划专题研究，任组长；7月，在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上作《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的发言；12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送《关于十一五规划必须突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建议》；2005年3月，在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做《“十一五”时期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问题》的发言；11月，率队就“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发展”问题进行调研。

　　[林毅夫简历]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无党派人士。200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从研究我国农业问题入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关于中国农业问题，林毅夫始终坚持推行市场取向的改革。

　　在总结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后，他提出了要素禀赋结构和企业再生能力为出发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假说，在国际经济学界享有盛誉。2004年，参加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专题调研；2005年7月，在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上作《发展战略调整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言。2005年9月，参加全国政协举办的二十一世纪论坛2005年会，作《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和效率》发言。

　　[邱晓华简历]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常务副局长，高级统计师，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农业部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和综合统计，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先后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文章400多篇，著有《中国经济热点追踪》、《改革十年宏观调控分析》等专集，多次参加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多次参加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召开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2005年9月，参加全国政协举办的二十一世纪论坛2005年会，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协调发展》发言。

　　[赵忠贤简历]

    全国政协委员，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协副主席、中科院学部咨询评议委员会主任、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长期从事低温与超导研究，从自身的研究体会中曾对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发表过一些见解。他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言时认为，特定的国情和需求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要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2005年7月，在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上作《关于基础研究的几个建议》发言。

　　[鲁志强简历]

     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区域发展战略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著有《人口问题与战略》、《面对政策之剑》等著作，主持和参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核电发展政策研究》等课题。

　　2005年7月，在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上作《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放开发、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起飞》发言，并参加就此问题的相关调研；参加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就中部崛起问题进行调研；2005年月，参加了全国政协举办的二十一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

　　[主持人]: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们，上午好！记者招待会现在开始。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和宏伟目标的实现。去年以来，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和许多委员围绕编制“十一五”规划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此基础上，全国政协先后召开了专题协商会和第十一次常委会，开展专题协商，积极建言献策，形成了一批重要意见和建议，有的被吸纳到“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

　　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召开以来，广大政协委员又进一步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和制订实施好“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今天，我们邀请了五位全国政协委员就制订和实施好“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的有关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请来的五位嘉宾。第一位是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第二位是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先生。第三位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赵忠贤先生。第四位是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常务副局长邱晓华先生。最后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鲁志强先生。下面请记者提问。

　　[经济日报记者]:

　　请问吴敬琏委员，您曾经以全国政协“十一五”规划《纲要》专题调研组组长的身份参加过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调研，请您谈谈这次调研取得的主要成果？

　　[吴敬琏]: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制订十一个五年规划做准备的时候，也就是2003年冬天，就组建了自己的“十一五”规划调研组，跟有关部门同时进行调研工作。调研组有15位委员参加，经济委员会主任刘仲黎先生也参加了调研组的工作。调研组一直工作到2005年初写出我们的研究报告。

　　在2004年7月，我们形成了一些初步意见以后，政协常委会召开了专门的会议进行了专题讨论。这个专题讨论不但有许多政协委员、政协常委参加，而且邀请了社会上的专家参加讨论。经过热烈、深入的讨论，专题调研组起草了我们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又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在2004年底定稿，2005年提交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这个研究报告已经公开发表了，标题是《关于“十一五”规划必须突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建议》，它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是要使“十一五”规划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转变促成经济效益的提高，促成经济稳定、持续、较快的发展。就我自己参加调研的体会来说，在这次调研中，我们充分发挥了政协的优势，用简单的话说就是人才荟萃，地位超脱。

　　所谓人才荟萃来自各个方面，有来自学界、政府部门、企业界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他们各自的背景不同，所熟悉的方面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同的意见经过研究、讨论，可能形成一个更加切合实际、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可行的建议。这对政府制定规划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不是站在哪一个行业、哪一个部门的立场上说话，所以它形成的意见可能比较更好地照顾到各方面的看法、各方面的利益、各方面的诉求。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问题，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提出来已经很久很久了。60年代就提出了。对我们国家来说，自从改革开放，这个始终摆在我们经济工作的议题上，特别是在九五计划中，九五计划明确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个就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另外一个根本转变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九五计划规定。但是虽然有这么多的议论，而且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一直没有能够转过来。为什么没有能够转过来？

　　关于为什么要求转变，但是转变不过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从认识上解释，有的从具体工作背景来解释。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有所感觉，但是没有很清楚的认识，这就是体制上的障碍。国家的“九五”计划里说体制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体制为什么起这样的作用？包括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在当时认识不是那么清晰、不是那么具体，这次我们大有进步。

　　我还记得很清楚，在2004年7月份政协常委会的专题讨论会上，来自各方面的委员们非常热烈地讨论了体制性障碍的问题。增长方式为什么转变不过来，体制性障碍在什么地方呢？

　　来自不同方面的委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比如来自理论界、企业界的委员，他们从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和过去党和政府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各样论述中，对照我们的现实，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它的表现是政府、官员仍然掌握着很重要的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土地配置权力基本掌握在政府手里，而不是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另一方面，价格作为市场配置资源最重要的工具、最重要的手段，又是因为行政定价扭曲了，比如各种要素的价格、资源的价格都定得过低，使得企业在选择生产决策时也发生了扭曲。

　　有很多委员过去在政府里担任领导工作，他们讲了他们的切身体会，从道理上应该转变，但是他们受到两个压力：第一个压力是政绩的压力，有的委员说得很生动，增长率不到80%、90%，人代会做报告下不了台。另一个是财政收入的压力。现在的财政税收主要是来自生产型的增值税，而生产型增值税和产值之间是直接联系的。

　　所以，不管道理上认识需要怎么转变，但是在两个压力下还是向着速度走，不惜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资源去支持高速度。所以增长方式就难以转变过来。

　　经过这些调查研究，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在什么地方就非常清楚了，有四条：第一，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第二，政绩。GDP的增长率变成首要的考虑。第三，财政收入。要求产值的最大增长。第四，要素价格、资源价格扭曲。

　　这样我们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所需要在体制上作出的改革、改进就非常明确了，也具有非常好的针对性。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政协能够发挥很好的集思广益的作用，在政府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上能够发挥我们的作用。谢谢。

　　[中央电视台记者]:

　　请问林毅夫委员，中央在“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我们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您就农村问题有多年的研究，请问我国在现阶段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在什么地方？和过去的“三农”政策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谢谢！

　　[林毅夫]:

　　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过去“三农”政策的延续，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已经达到了需要解决城乡收入、生活各方面差距的新发展阶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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