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高官回顾医改20年：政府投入不足导致看病贵

昨天，全国政协委员朱庆生在听取其他委员对医改的建议。本报记者 刘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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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委员、前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是20年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在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他分管的就是医疗体制改革。全国两会期间，朱庆生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表示，解决在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先解决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问题。

　　朱庆生的“医仕”履历

　　1981年，朱庆生任南京鼓楼医院院长。

　　1985年，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伊始，朱庆生调任南京市卫生局局长。

　　1990年，朱庆生调进北京，在爱卫会工作。

　　1993年起，朱庆生历任卫生部计划财务司司长、卫生部办公厅主任。

　　1998年，朱庆生就任卫生部副部长，主抓医疗体制改革。

　　2004年，朱庆生从卫生部副部长岗位上退休。目前仍担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会长等职务。

　　医改初衷 解决医疗资源严重短缺

　　记者：您能不能先介绍一下我国医疗改革的历史背景？

　　朱庆生：1981年，那时我在南京鼓楼医院当院长。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当时医院的主要工作是解决“早上是茶馆、中午是饭馆、晚上是旅馆”的混乱秩序问题。

　　经过几年整顿，全国各医院的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后，一个矛盾出现了———改革带动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医疗需求也越来越多。可当时的卫生资源却非常短缺，根本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我记得当时有这么一件事，一个患者需要开刀手术，可排了整整一年的队。原因很简单，但当时的确很难克服———医院没床位。

　　记者：医疗改革的关注点就是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吗？

　　朱庆生：对，当时还真没有看病贵的问题。当时医疗价格很低的，挂个号一两角钱，做个阑尾手术只需要8块钱。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如何调动医院的积极性，解决看病难、手术难、住院难这“三难”。

　　1985年，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揭开了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鼓励医院除了国家的投入，还要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以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发展医院，盖病房、扩大病床、买设备，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医院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我是搞心脏外科的，从一个礼拜安排我做三次手术，到一天内就要做三次；南京鼓楼医院从只有五六间手术室，到拥有20间手术室，这些都是医疗改革带来的成果。

　　医改中期 市场化引出看病贵问题

　　记者：大概什么时候，医疗改革的弊病开始暴露出来？

　　朱庆生：医院市场化改革的弊病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显露出来，集中体现的就是现在老百姓反映非常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医院的公益性逐步减弱。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甚至有些失控。

　　1998年我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刚上任，就赶上医疗体制改革中的一件大事。那一年，我国开始推行三项医疗改革，分别是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机构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这三项改革？

　　朱庆生：其实在1990年至1998年，医疗改革也存在一些小改动，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例如当时推出的优质优价、进口设备按成本收费等措施。但这些改革都是单项的，小修小补，不是治本之策，这是三项改革的出台原因。

　　记者：这三项改革推行的效果如何？

　　朱庆生：保险、医疗机构、药品流通三项改革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系统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三项改革推出后，应该说还是有一些效果的，但实施时间太短，为什么说太短了呢？因为2003年“非典”就来了，医务人员表现很出色，把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又淡化了些。“非典”过后，大家反思的结果是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比较薄弱，最急需解决，因此卫生部门又开始抓公共卫生工作。

　　但没过多久，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又浮现出来，这是因为根源性问题没有解决。但不管怎么样，三项改革是不应该否定的，这个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应该坚持。

　　现存问题 医院补偿机制成桎梏

　　记者：您刚才谈到“看病难、看病贵”存在根源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

　　朱庆生：这个问题就是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医疗事业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坦率讲，这个发展主要靠的是医院。医院要发展，想引来病患就医，就需要自筹资金，盖大楼、装空调、买各式各样的设备，但这些钱都要还的，医院怎么还？政府投入是不够的，只能从医疗服务中收取、从药品加成里收取，这不可避免地把成本转嫁给了老百姓。据估计，这两部分的收入，占到医院收入的九成。目前，我国医疗制度的公平性在世界上排在第118位，倒数第四，很落后。

　　所以现在很多公立医院觉得收费高的理由很充分，你政府不掏钱，我医院又要发展，我只能从老百姓口袋里掏。此外，政府监督机制也没有跟上，说句不好听的话，政府投入不足，说话的底气也不硬啊。种种因素最后导致，医院的公益性淡薄了，老百姓因为看病贵叫苦不迭。

　　记者：在推动市场化的时候，政府是不是没有考虑到这种后果？

　　朱庆生：一开始改革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是考虑不足，但发现问题以后，又发现手段不行，靠行政手段不行，但经济制约手段又没有。但我有一个观点，现在，谈不到要追究谁的责任。你也不能因为现在有了这个问题，就责怪当初，就否定医疗改革。因为如果没有当初的改革，医院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所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很复杂，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要解决，关键就在于改善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

　　解决之惑 医改试点方案未获批

　　记者：医院补偿机制的问题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到吧？

　　朱庆生：对于政府来讲，首先要解决公益性和公平性的问题。为什么没提到呢，可能是政府方面认为一下子解决不了，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明白。

　　据我了解，实际上，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完全解决中国看病难、看病贵，或者医改中所遇到其他问题的正确方法。现行的很多措施都还处在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中。但肯定的一点是，政府很关注这些问题，一直在努力解决着。

　　记者：是不是目前在医改方面还存在争论？

　　朱庆生：改革的思路是有了，但措施、手段还没有找到。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说要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的试点，但今年就取消了。关于医疗改革试点方案，卫生部门曾经多次修改，多次提交到国务院，但因为难以协调，最终没有得到批准。

　　记者：这个方案的内容是什么？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功？

　　朱庆生：就是选一些中等的城市作为试点城市，分别进行社区卫生服务、医疗保险、药品流通、分类管理等内容的尝试。至于没有成功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投入不多，试点城市的积极性也不高；另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对这个改革举措的考虑还没有成熟，不想贸然行事。

　　达成共识 医院一定要保证公益性

　　记者：那么在医改方面，目前政府各部门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

　　朱庆生：首先达成的共识是，公立医院应该承担一定的公益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全国16000所医院，90%是政府的，也就是公立医院。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进行投入，怎么保证这些医院的公益性不会淡漠？对公立医院改革是必然的，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一个思路。

　　记者：政府缺乏资金投入，是否要引入社会资本？

　　朱庆生：对，要鼓励社会力量、企业力量共同参与，包括外资，都要引进。但公立、民营医院之间要有比例控制，否则，如果再来一次传染病的大爆发，政府可以控制的公立医院不足，我们怎么应对？所以，这个数字要好好测算，这不是能一蹴而就解决的，需要时间和过程。

　　记者：您怎么评价像“平价医院”这一医院模式?

　　朱庆生：这种医院是福利性质的，应该多办一些，是必要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所有的医院都办成这样是行不通的，这会造成政府负担的进一步加大。合适的措施是选择一些城市，选择一些医院进行试点，而且服务对象要严格明确。需要明确的是，这个平价医院一定要解决的是贫困人群的看病问题，不能所有人都来这里看病。本报记者 刘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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