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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高官回顾医改20年:政府投入不足导致看病贵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08日04:06 京华时报
前高官回顾医改20年:政府投入不足导致看病贵

昨天,全国政协委员朱庆生在听取其他委员对医改的建议。本报记者 刘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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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委员、前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是20年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在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他分管的就是医疗体制改革。全国两会期间,朱庆生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表示,解决在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先解决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问题。

  朱庆生的“医仕”履历

  1981年,朱庆生任南京鼓楼医院院长。

  1985年,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伊始,朱庆生调任南京市卫生局局长。

  1990年,朱庆生调进北京,在爱卫会工作。

  1993年起,朱庆生历任卫生部计划财务司司长、卫生部办公厅主任。

  1998年,朱庆生就任卫生部副部长,主抓医疗体制改革。

  2004年,朱庆生从卫生部副部长岗位上退休。目前仍担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会长等职务。

  医改初衷 解决医疗资源严重短缺

  记者:您能不能先介绍一下我国医疗改革的历史背景?

  朱庆生:1981年,那时我在南京鼓楼医院当院长。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当时医院的主要工作是解决“早上是茶馆、中午是饭馆、晚上是旅馆”的混乱秩序问题。

  经过几年整顿,全国各医院的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后,一个矛盾出现了———改革带动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医疗需求也越来越多。可当时的卫生资源却非常短缺,根本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我记得当时有这么一件事,一个患者需要开刀手术,可排了整整一年的队。原因很简单,但当时的确很难克服———医院没床位。

  记者:医疗改革的关注点就是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吗?

  朱庆生:对,当时还真没有看病贵的问题。当时医疗价格很低的,挂个号一两角钱,做个阑尾手术只需要8块钱。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如何调动医院的积极性,解决看病难、手术难、住院难这“三难”。

  1985年,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揭开了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鼓励医院除了国家的投入,还要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以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发展医院,盖病房、扩大病床、买设备,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医院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我是搞心脏外科的,从一个礼拜安排我做三次手术,到一天内就要做三次;南京鼓楼医院从只有五六间手术室,到拥有20间手术室,这些都是医疗改革带来的成果。

  医改中期 市场化引出看病贵问题

  记者:大概什么时候,医疗改革的弊病开始暴露出来?

  朱庆生:医院市场化改革的弊病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显露出来,集中体现的就是现在老百姓反映非常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医院的公益性逐步减弱。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甚至有些失控。

  1998年我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刚上任,就赶上医疗体制改革中的一件大事。那一年,我国开始推行三项医疗改革,分别是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机构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这三项改革?

  朱庆生:其实在1990年至1998年,医疗改革也存在一些小改动,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例如当时推出的优质优价、进口设备按成本收费等措施。但这些改革都是单项的,小修小补,不是治本之策,这是三项改革的出台原因。

  记者:这三项改革推行的效果如何?

  朱庆生:保险、医疗机构、药品流通三项改革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系统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三项改革推出后,应该说还是有一些效果的,但实施时间太短,为什么说太短了呢?因为2003年“非典”就来了,医务人员表现很出色,把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又淡化了些。“非典”过后,大家反思的结果是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比较薄弱,最急需解决,因此卫生部门又开始抓公共卫生工作。

  但没过多久,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又浮现出来,这是因为根源性问题没有解决。但不管怎么样,三项改革是不应该否定的,这个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应该坚持。

  现存问题 医院补偿机制成桎梏

  记者:您刚才谈到“看病难、看病贵”存在根源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

  朱庆生:这个问题就是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医疗事业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坦率讲,这个发展主要靠的是医院。医院要发展,想引来病患就医,就需要自筹资金,盖大楼、装空调、买各式各样的设备,但这些钱都要还的,医院怎么还?政府投入是不够的,只能从医疗服务中收取、从药品加成里收取,这不可避免地把成本转嫁给了老百姓。据估计,这两部分的收入,占到医院收入的九成。目前,我国医疗制度的公平性在世界上排在第118位,倒数第四,很落后。

  所以现在很多公立医院觉得收费高的理由很充分,你政府不掏钱,我医院又要发展,我只能从老百姓口袋里掏。此外,政府监督机制也没有跟上,说句不好听的话,政府投入不足,说话的底气也不硬啊。种种因素最后导致,医院的公益性淡薄了,老百姓因为看病贵叫苦不迭。

  记者:在推动市场化的时候,政府是不是没有考虑到这种后果?

  朱庆生:一开始改革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是考虑不足,但发现问题以后,又发现手段不行,靠行政手段不行,但经济制约手段又没有。但我有一个观点,现在,谈不到要追究谁的责任。你也不能因为现在有了这个问题,就责怪当初,就否定医疗改革。因为如果没有当初的改革,医院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所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很复杂,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要解决,关键就在于改善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

  解决之惑 医改试点方案未获批

  记者:医院补偿机制的问题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到吧?

  朱庆生:对于政府来讲,首先要解决公益性和公平性的问题。为什么没提到呢,可能是政府方面认为一下子解决不了,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明白。

  据我了解,实际上,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完全解决中国看病难、看病贵,或者医改中所遇到其他问题的正确方法。现行的很多措施都还处在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中。但肯定的一点是,政府很关注这些问题,一直在努力解决着。

  记者:是不是目前在医改方面还存在争论?

  朱庆生:改革的思路是有了,但措施、手段还没有找到。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说要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的试点,但今年就取消了。关于医疗改革试点方案,卫生部门曾经多次修改,多次提交到国务院,但因为难以协调,最终没有得到批准。

  记者:这个方案的内容是什么?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功?

  朱庆生:就是选一些中等的城市作为试点城市,分别进行社区卫生服务、医疗保险、药品流通、分类管理等内容的尝试。至于没有成功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投入不多,试点城市的积极性也不高;另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对这个改革举措的考虑还没有成熟,不想贸然行事。

  达成共识 医院一定要保证公益性

  记者:那么在医改方面,目前政府各部门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

  朱庆生:首先达成的共识是,公立医院应该承担一定的公益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全国16000所医院,90%是政府的,也就是公立医院。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进行投入,怎么保证这些医院的公益性不会淡漠?对公立医院改革是必然的,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一个思路。

  记者:政府缺乏资金投入,是否要引入社会资本?

  朱庆生:对,要鼓励社会力量、企业力量共同参与,包括外资,都要引进。但公立、民营医院之间要有比例控制,否则,如果再来一次传染病的大爆发,政府可以控制的公立医院不足,我们怎么应对?所以,这个数字要好好测算,这不是能一蹴而就解决的,需要时间和过程。

  记者:您怎么评价像“平价医院”这一医院模式?

  朱庆生:这种医院是福利性质的,应该多办一些,是必要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所有的医院都办成这样是行不通的,这会造成政府负担的进一步加大。合适的措施是选择一些城市,选择一些医院进行试点,而且服务对象要严格明确。需要明确的是,这个平价医院一定要解决的是贫困人群的看病问题,不能所有人都来这里看病。本报记者 刘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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