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模式篇：新起点呼唤新模式

　　本刊记者 王秀真 张涛 吕雪莉 刘菁 苏娅

　　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经济社会的面貌。但是，也应看到，在新形势下，传统的发展模式已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局限和弊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创新发展模式，已成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选择，也是“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的新要求。

　　创新发展模式已成当务之急

　　我国当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遭遇到了种种困境，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资源、环境约束带来的困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高消耗。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重要资源的消耗大国，煤炭、

　　而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同时，我国经济的效率并不高。中国科协副主席邓楠表示，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设备投资60%以上依靠进口，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有39%左右。据介绍，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都要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依托于一系列基本要素的组合，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价格低。但是，近年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土地和房产价格大幅上升，“民工荒”持续存在及其引发的工资提高，这些现象都表明维持了20多年的建立在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虽然从全国来说，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以至缺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由于最先受到影响的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这些地区又是我国最具活力、在经济总量中比重最大的区域，因此低成本优势削弱所引发的冲击将是全局性和基础性的。

　　新增长点引致的外延扩张空间缩小带来的挑战。刘世锦告诉记者，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依赖于需求的快速增长，而需求增长主要来源于几年一个轮次的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消费和生产热点。由于后发优势的原因，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比，我国的需求结构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错位”，或者说“超前”。例如，先行国家是先有汽车后有彩电、电脑，而我国在汽车尚未大规模进入家庭时，彩电、电脑已经相当普及。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在汽车消费后出现一个电子信息产品的消费高峰。新一轮经济增长是由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等拉动的。这一批新增长点将会延续相当长一个时期。但是，这些增长点将逐步进入常规的较快增长轨道。随着时间推移，供求平衡、供过于求后，增长速度将趋于降低，前些年爆发式的超常规增长将难以重现。至于新技术(如生物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后所带来的新增长点，在发达国家的表现也不明显。这就意味着，在目前这一批增长点以后，出现规模意义上新增长点的机会将减少，相应地，依靠新增长点的更替，以外延扩张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将显著缩小。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寻找新的推动力量。

　　刘世锦认为，旧有的增长模式还面临其他一些挑战。如收入差距问题已成为宏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金融风险因为增长减速和开放扩大而增加；中国经济总量的“超大规模”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工业化的先行国家不可能提供现成经验，必定要由我们自己来探索。此外，我国在发展中也出现了“经济腿长，社会腿短”的问题，社会事业，特别是教育、卫生等事关全体人民福利的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贫富差距明显、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等。由此，我们面对的基本现实是，一个持续了20多年的发展模式需要出现实质性的改变。

　　重点从三方面创新发展模式

　　中央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这为新发展模式的确定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即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全面均衡和可持续的。

　　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入手，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刘世锦告诉记者，面对巨大的资源约束压力，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应对的战略要点，如节约优先、增加供给、优化结构、环境友好等，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可行、最容易见到成效的就是加强资源节约。

　　针对经济发展遭遇到的资源、环境瓶颈，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表示，“十一五”期间，将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在发展中落实保护，在保护中促进发展，切实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状况。在发展模式上，将由以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向以环境优化经济增长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空间布局上，将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能力相统一，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充分体现区域环境承载能力的差异。

　　发展循环经济是资源节约的重要途径。目前，全世界钢产量的1/3、铜产量的1/2、纸制品的1/3来自于循环使用。水的循环利用更为普遍，一些发达国家在17个产业部类的生产中，水资源的消耗速率已达到“零”增长，有的实现了负增长。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已经迈开了可喜的步伐，下一步应该在推行清洁生产、综合利用资源、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发展绿色产业和促进绿色消费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指出，“十一五”期间，江西省将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模式，重点发展资源消耗少、高利用、低排放、生态型的工业行业以及环保产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层次推行绿色制造、绿色生产，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告诉记者，天津将努力构建集约型、节约型、生态型发展模式，推行节水和再生水回用设施建设，改进农业用水管理；推广节能降耗技术，实施电机系统节能、燃气工业锅炉改造等10大重点节能工程，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规划建设5个循环经济示范区。

　　青海将突出抓好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青海湖流域湿地生态保护建设、湟水河流域保护与治理等重点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中共青海省委书记赵乐际表示，青海将继续实施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治理等工程，争取“十一五”末重大生态恢复和保护取得重要进展，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主任马凯认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整体素质不高和运行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十一五”期间，应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关键是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认为，只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利用自己的技术成果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信息产业等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物质能耗少、环境污染低的产业的投资，我国才能真正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

　　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拉动2005年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相比高速增长的贸易顺差和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增长相对滞后。而且，我国近年来一直处于投资率持续上升、消费率相对降低状态。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工业带动，在带来高消耗、高污染的同时，也必然影响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刘世锦认为，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需要长期实行的基本战略。从国际经验看，大国通常以内需为主，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内需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扩大内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第一，继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以带动需求扩大。第二，在鼓励中高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第三，在产业选择上，让各种有条件发展起来的产业都发展起来，不要轻言某个产业不能发展。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为创新发展模式提供制度保障

　　高尚全认为，要转变发展模式，我们在体制机制上还存在着许多障碍。首先，从资源配置来看，生产要素市场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比如，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市场化程度不高。在当前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征地制度下，土地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的手段。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人为压低土地出让价格，甚至搞零地价。有的地方一届政府就把几十年的土地都批出去了。土地价格不能反映其价值，结果造成了利用效率很低，浪费严重。其次，从市场中的主体看，政府对经济起着主导作用，并且经常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这使得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并且投资结构扭曲，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第三，目前的财税政策等制度安排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前我国的财税体制实行的是分税制，出于对本地财政收入、就业的考虑，地方政府往往会容忍甚至鼓励一些高污染的项目……

　　由于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我们的发展模式转变很难落到实处。因此必须要从体制创新入手，为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保障。

　　一、为节约资源提供制度保障。经济学家高尚全认为，要抑制对生产要素的过度需求引发的扩张式增长，最有效的办法是改变资源的定价机制，加快建立生产要素市场，由市场来决定资源价格，使资源价格反映其稀缺程度。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很重要。鉴于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政府应积极通过有关政策，调控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如实行资源有价开采与使用，调动生产者开发和使用替代资源的积极性，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同时，要完善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的补偿机制，做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产前产后工作。另外，要扶持使用节能产品的开发，如低油耗、低排量汽车、

　　二、建立环境治理的激励机制和监督管理体系。建立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体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机制，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由过去的政府行为，转变成一种在利益驱动和法律约束下的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真正使节约资源和治理污染成为社会公众自觉参与的行动。这一系列经济激励机制包括税收调控、污染治理收费、污染治理企业化和市场化，以及建立环境与资源的价格补偿机制等。要健全法规标准，强化监督管理。加强法规建设，抓紧制定和修订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法律法规，解决无法可依和法律不完善的问题。制定和完善标准，对高消耗、高污染行业新建项目，要从能源、水资源消耗以及土地、环保等方面提出更为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依法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并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查力度。

　　三、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在当前的干部考核体制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更趋向于追逐任期内的政绩特别是经济增长指标，侧重于考虑本届政府的利益，很少考虑下一届政府的事情。因此，就事论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投资率过高问题。根本的办法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在企业。为什么长期以来，企业对新技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热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企业转变增长方式面临着风险。以技术创新为重点的发展模式转变，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需要有序的市场、对技术产权的有效保护、获得可行承诺的经济政策、更加透明开放的产业政策与信息等，这都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果政府不确立公共政府的职能，企业就缺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条件。

　　四、推进民生类制度创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认为，民生类制度创新包括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制度。一方面要妥善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努力做到使群众安居乐业，实现社会公正；另一方面又要实事求是地调整社会政策，防止片面过激的倾向。（半月谈）

　　相关专题：2006年全国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