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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50年7订科学规划 科技创新人文土壤仍贫瘠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10日04:28 中国青年报
我国50年7订科学规划科技创新人文土壤仍贫瘠

本报记者对话王渝生委员(中)和郭国庆委员(右)。本报记者杨得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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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到底是什么?怎样让整个民族的创新精神涌动如潮?今天,本报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创新文化与科学普及研究组组长王渝生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评审组专家、博士生导师郭国庆来到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新浪网联合嘉宾聊天室,和公众一起探讨这个话题。

  50年7次制定科学发展规划 创新文化首次列为独立专题

  在最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创新文化与科学普及”首次被列为独立专题。

  王渝生委员说,从1956年开始,我国制定科学发展规划至今已经7次,这是第一次有创造性地引进了这个专题。科技创新需要有投入、有设备,但是它更需要在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及整个社会上创新文化和创新氛围的支持。

  “科技创新的最终目地就是要把科技创新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普及到公众当中去。科技普及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这样有利于给科技创新营造一个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环境。”

  王渝生认为,目前我们国家的创新文化存在很多缺陷。

  首先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在创新文化方面的缺失。我们重视应试教育,但缺乏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培养;我们重视书本,但缺乏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我们在整个社会中强调有序,但对敢于冒风险、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太支持。

  第二,我们的制度安排和社会价值观念、氛围,影响了创新文化和创新思维的发展。比如说申请自然科学基金,要填表、找人推荐、预测这个项目几年以后有什么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最后还要不停地进行评审。所以社会上有一句话叫“小项目大评审”,可有时候大项目倒是小评审,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特大项目不评审”。而且,在层层评审过程当中比较重视最后发表论文的数量,而不大重视它的质量。

  创新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文精神。许嘉璐副委员长曾对王渝生说:“科技创新的源头在人文。”我们搞科技创新不要只从科技方面考虑问题,还要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下功夫,年轻人一定要成为一专多能的‘杂家’”。

  大科学家李政道也有一句话——“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希望年轻的科学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综合素养,只有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才能攀登更高的科学高峰。

  有司局级干部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

  王渝生委员曾在国家行政学院讲过科学课,面对司局级干部,他出了几道非常简单的测试题,第一题是选择题,A项是太阳围绕地球转,B项是地球围绕太阳转。

  “我以为这个题是送分,可居然有人回答太阳围绕地球转,我心里很难受。”王渝生委员说,不少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这对自主创新极为不利。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我们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要求,恐怕不仅仅是了解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更要让他们树立科学发展观,用科学进行决策,用科学制定政策、执行政策。”

  他介绍,中组部提出提高科学素质计划,原来的重点人群主要是未成年人和农民,可很快就有人提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也是重点。

  除了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科研人员的素质和状态也是决定我国自主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曾经在科研一线呆过的王渝生委员说,现在一些优秀的科研人员为了找经费,要花很多时间应付验收和检查;由于受经济关系的影响,团队关系、师生关系也造成了近亲繁殖、封闭的现象,形成了官本位的倾向,把权力、荣誉、利益都挂在一起了,科学权威、行政权威、社会权威也等同在一起了。他说,有些院士本来只是科学领域内的一个带头人,但只要当上院士,就有很多社会活动,到处开会,到处剪彩,这不太合适。

  他建议不要把学术荣誉、社会职务和科技人员的经济利益挂钩,要让学术科学研究更单纯一些。

  郭国庆建议,“对人才要宽容一些,因为很多人才,科研人员、知识分子人际交往能力比较差,但他们有研究能力,领导要有宽广、长远的眼光去发现人才、识别人才、运用人才。”

  国企领导重任期政绩阻碍科技投入

  郭国庆委员认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毫无疑问是企业。政府不可能做科技创新的主体,政府有自己的职能;科研院所、大中院校也不能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很多科学问题,但是他们距离市场比较远。

  他建议,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来跟踪国内外最新技术的发展,包括国外有了哪些专利。

  最近很多企业因为

知识产权问题和国外打官司,在很大程度上不一定是我们的企业故意假冒人家,很多是对国外已经取得专利、已经取得知识产权的情况不熟悉。所以一定要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同时,对从事科技创新的人员还要有一套激励机制,要鼓励成功还要宽容失败,对于勇于创新的科技人员所作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补偿。

  企业不能简单地把自主创新理解为“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必须和品牌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有机结合起来。

  但目前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在科技研发投入上是没有考核标准的,怎么让他们主动地投入科技创新?

  郭国庆委员说,很多企业领导人不是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考虑任期内如何有成绩。而技术创新往往不是立竿见影的,所以很多领导人觉得花很大精力投入研发对个人没有什么意义,出现了风险还要承担责任,所以对国企领导人的任用、晋级制度一定要加以完善,把科技创新纳入考核体系。

  最有创新活力的年龄段是18岁到28岁。郭国庆委员说,青年人创新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大的阻碍。

  第一,我们现在的制度是分数决定一切,动不动就考外语,这很不利于年轻人创新。

  第二,论资排辈的做法流行。作为长者,应该鼓励青年一代超过自己,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第三,青年人创新在经费上获得支持较难。目前,谁越有名、谁越资深,就越容易获得项目支持,这对初出茅庐的一些青年来说很不公平。

  王渝生委员也深有同感:“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说,5岁的孩子是天生的科学家。青年人要保持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保持对自然界的敬仰态度,有这种好奇心,再加上责任心,有一点点功利心,我们的科技创新就有希望了。” 本报记者 杨得志 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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