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国安 公务员
在我国662个城市、两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1／5的城镇建设存在诸如“现代国际大都市”“百里长廊”等政绩工程，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负债。为此，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冯培恩建议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登记调查，建立政府偿债制度。
目前，全国乡镇政府欠债平均在600万元以上，县级政府平均欠债为2亿元左右，地级政府平均欠债大约在3亿元以上，全国地县乡三级政府债务累积大约2.5万亿元之巨。这种巨大的债务危机比金融风险更可怕，可能造成财政和整个政府破产。一方面给本地以后的经济发展形成巨额的还款负担，造成农民、个体户和各类企业负担太重，抑制后期经济的成长；另一方面，政府因迫于还款的压力，将会纵容其各部门乱收费、乱罚款，以税外收入来寻求还款经费；同时拖欠民工的工资、拖欠银行的贷款、拖欠建设单位的款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对政府债务进行清理登记，建立政府偿还债制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是应当看到，建立偿债制度只是属于“处理后事”，而治本之法则应在清理偿还已经形成的债务同时，从源头上刹住债务的不合理增加。如果不这样，就可能边还旧债，又增新债，甚至新债大于旧债，那么，原有的债务包袱只能是越背越重。
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首先来自于他们的政绩冲动。可以说，基层政府所欠债务，有一部分是为了保工资和维持行政及事业运转。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部分的举债是为了搞工程。某地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举办“姓氏文化节”，启动多项重点工程，单是改造太昊陵，就投入资金约为1.5亿元，建设姓氏文化节的主广场花费约3000万元。当年全县财政收入仅为1.21亿元，财政支出却高达3亿多元。为此，他们居然提出了“一年建设，十年还债”的荒唐口号。
基层政府敢于借债，又因为这种预支政绩的做法风险极小。一般来说，许多干部只考虑借债，不考虑还债，借债的和还债的不是一个人。因为那个预支十年政绩的官员肯定不会在一个地方干十年，也许才二年，他就因政绩突出而提拔走了。而后任也要考虑自己的政绩，很不愿意拿自己的钱为前任还债，他不造成新的债务就算是个好干部了。
政府大规模举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监督缺位。官员可以自由地决定举债而不受约束和阻止。当一个市、县、镇的书记或政府负责人决定举债时，借债活动就会畅通无阻地展开。借债就会成为工作的中心，有本领“引进资金”的能人会得到巨大的奖励。从理论上说，唯一可以阻止地方超能力举债的是地方人大。但事实上，地方人大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工作，人大主任基本由党委书记担任，完全可能通过议案。
因此，遏制地方政府举债搞形象工程，要通过教育，通过改革干部政绩的考核办法，遏制干部的政绩冲动，挖掉形象工程的土壤。同时要加大举债者的责任风险，实行谁举债谁还债。更重要的是剥夺官员的自由举债权，使他们想举债而不可能。这就要从制度上规范政府举债，例如可以由省、市政府出台规章，对政府借债适用范围、规模、方式、行为、使用、监督等等，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并且对借债的动议、审议、通过、监督等，出台法定的程序，对地方特别重大的借债行为应当进行社会听证，使政府的借债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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