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富神话下的珠三角村民：单一集体经济藏隐忧

　　本报讯 暴富神话下的珠三角人，土地入股集体分红，村民享保险食房租，出有车住有楼还外出旅游，但单一的集体经济暗藏隐忧。

　　新农村新合作IV

　　又是春天，珠三角却没有田野可以“吹绿”了，到处都是城镇、工厂。珠三角的农民

早已洗脚上田，土地收归村组量化入股，集体分红。此外，自家物业的出租，办厂的办厂，经商的经商，本地人笼罩在暴富神话中。但是，民工荒、收入差距、单一的集体经济模式等问题，无不在考验着珠三角人的智慧。今天，他们开始了新的思考。

　　“你真的以为一间铺能养三代人吗？

　　外地人走了，谁租农民的屋和我们的厂？农民收入怎样算？”

　　办厂、物业出租、集体分红、住楼房、开轿车，这个家庭基本上浓缩了珠三角本地居民的收入和生活状况。

　　2006年3月4日，星期六，周炳焕睡了一个下午的觉，起床后，开着丰田轿车，接朋友去坤腾羽毛球馆打羽毛球。晚上7点多钟，他又驾着车接另外一个朋友到酒店吃饭。

　　这个28岁的年轻人，是东莞市常平镇政府派到塘角村的挂职干部，也是塘角村人，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毕业生。他现在的工资是2000多元钱，但是他家有一栋4层的住宅楼，有一栋3层的厂房，一栋3层的工人宿舍楼，还有五六栋两层的工人宿舍楼。他家开了一间毛织厂，共有90多名工人。

　　另外，周家投资100多万元，正在兴建一栋6层的楼房，占地面积近300平方米，计划全部用于出租。周家还有一块集体分红的收入，去年每人分得4000元。

　　办厂、物业出租、集体分红、住楼房、开轿车，这个家庭基本上浓缩了珠三角本地居民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是的，我们没有什么生活的压力。”周炳焕说。塘角村全村200多户人家，共有100多间工厂，其中80％都是毛织厂。

　　办厂炒股完成积累

　　一切都得益于改革开放，东莞市常平镇沙湖口村57岁的杨庆贤，经历了整个过程，也是受益人之一。

　　老杨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塑胶厂。他开的车，不是皇冠就是东南富利卡，这两辆车他和儿子交换着开。他家还有一辆奥迪，专门给儿媳妇开的，她是香港人。还有一台长安之星，用于运货，因为他的老伴还在经营一家小杂货店，尽管他家已经拥有7间店铺，3套房产，全部用于出租。

　　早在1982年，老杨开了一间五金厂，生产指甲钳之类的小五金，最初只有10个工人。那时候没有什么民办企业，竞争较少。上世纪90年代，“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增多。本地人帮助“香港老板”们(大多是早期偷渡出去的本地人)到生产队办一个营业执照，然后带着他们到镇政府外经办签意向书。办好这些手续后，港方将设备运到大陆，本地的合伙人出厂房、收取租金，还收取管理费、合作费，本地人同时协助招工、管理等。

　　那时候，本地人都进工厂打工，杨庆贤的老婆、弟弟、妹妹都在“三来一补”企业里打过工，年老的还可以到工厂看门。那时，本地农民还有田地，几个人在家种地，几个人进厂打工，本地农民逐渐富裕起来了。

　　几年之后，他们又慢慢出来，自己办厂，给大的工厂加工产品，获取加工费。竞争激烈了，杨庆贤的五金厂倒闭，但利用早期的积累，他于1988年开了常平镇第一家汽车修理厂。

　　当时，虽然还没有私家车，但有了走私车。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沿海地区走私频繁，最初，走私手表、丝巾、袜子、香烟、饮料等，后来走私电器、汽车等大宗物品。而这也是不少本地人实现原始积累的方式之一。

　　因为走私车，老杨的生意异常火爆。光顾修理厂的还有来往内地和香港的“直运车”，这是一种可以直接来往香港和内地的运输车，拥有内地和香港两个车牌。因为香港修车的费用是内地的10倍，所以司机们都愿意在内地修车。

　　后来，政府大力打击走私，原来在地下组装走私车的技术工人，转行开汽车修理厂。杨庆贤的汽车修理厂因为缺乏过硬的技术，1993年倒闭。

　　但杨庆贤赶上了1992年的春风。这一年的1月18日，邓小平南巡深圳，对中国首个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试验给予高度评价。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杨庆贤也怀揣多年积累的资金，和朋友到深圳炒股。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晨，杨就早早地赶到樟木头镇坐快车到深圳，晚上再赶回来。两年里杨庆贤赚了100多万元。

　　那时做什么都赚钱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各种限制的逐渐解除，珠三角个体私营经济开始迅猛发展，大量外来工涌入珠三角，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卖米都赚钱。”杨庆贤形容说，“赚钱的渠道有很多，比如帮人家介绍厂房、土地、出租房等，都可以得到可观的介绍费。”

　　本地农民也开始经商了，时装店、士多、中介公司、发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收废品也能成为百万富翁。”自称“杨青天”的杨某就是凭此发迹的。1992年，他开始收购废品。“做了这个行业之后，我什么都不想做了。”与杨庆贤同一村的“杨青天”回忆，那时候，收购几百元的废品，就能赚几万元，比如收购的纯毛废品，0.6元/斤，而销售价格是6－8元/斤。从工厂收废纸，工厂非但不收钱，还给人工费，而废纸的销售价格为0.4元/斤。1992年到1994年的三年间，他到底赚了多少钱不得而知。

　　收购废品可以获取暴利，竞争也就异常激烈。本地人各自划分地盘“承包”，不允许外地人介入。后来，地方政府开始整顿废品收购行业，以每年几千万元的价格拍卖废品收购权，他因此“失业”了。

　　享保险有分红有补贴

　　在很多同龄人已经回家带孙子，或者跳舞、打麻将，享受生活的时候，1997年，杨庆贤和朋友合伙开了至今还在的塑胶厂，现有40多名工人。

　　杨庆贤总是抓住了机遇，但“杨青天”却没有那么“好运”。近年来，他家的主要收入来自物业出租。2000年，他花了30万元购置了一块地皮，面积200多平方米，又花费100多万元建了一栋三层楼房。除了二楼自家居住外，楼下的四间店铺和三楼的房间全部出租，每月租金为4000多元。2004年，杨又以60万元钱买下4间旧房，以每月2000元的价格出租。

　　作为常平镇沙湖口村村民，“杨青天”还有另一块收入，即村集体分红。上世纪80年代末，珠三角形成了“三来一补”企业发展高潮。从那时起，珠三角农村逐渐将分散的土地集中到村组两级，统一管理，通过土地转让、银行贷款等方式，获得资金，投资兴建厂房、商铺等物业，用于出租。土地量化入股后，逐步壮大的村组两级集体经济，除了承担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农民的福利，还要按照村民核定的股民身份给农民分红。

　　在常平镇，沙湖口村属于经济欠发达的村，集体分红较少。但在经济发达的村，村组集体的分红相当可观。如木棆村，2005年，村集体第一季度每人每月300元，第二季度以后为500元，今年第一季度开始是600元。此外，还有村民小组的集体经济分红，2005年，木棆村第二组每人分得8000元，第五组每人分得1.1万元。

　　村集体为每个村民购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因此，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享受150元的养老金。木棆村还为每位60岁到69岁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80元的生活补贴，70岁到79岁的为90元，80岁到89岁的为100元，90岁到99岁的为130元，100岁以上的为200元。

　　村里所有小学生的学费全免，初中和高中学生，村集体为每人每年补贴300元，中专为500元，考上大专、本科的，每人每年补贴3000元。

　　3月2日中午，正在吃午饭的木棆村村民萧耀光，接到村民小组长的电话，通知他下午开会，商讨“三八”节组织妇女去西安旅游的事宜。近年来，每年的“三八”节，村里都组织妇女外出旅游，费用由集体和个人各出一半。

　　“我们每家都有相当多的私人物业，每年的租金，多的有几十万元、十几万，少的也有几万元。”萧耀光说。

　　几年前，在木棆村，每4人就可以分到一块面积为65平方米的新宅基地，加上旧宅基地，每家都有多块宅基地，有钱的建了房子、厂房出租，没钱的出售宅基地。

　　年轻人求稳定爱享受

　　在珠三角，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回到村委会上班。在经济发达的村，一名村委会委员或者村支部委员的年收入约为十几万元。在当地，很多家长普遍希望子女有一份好的工作，比如在政府上班，或者在大公司里有一个好的职位，而不是鼓励子女创业。他们认为，自家的物业出租比办厂更加稳定。

　　虎门镇一份统计材料显示:该镇有各类经济实体32000多户，除外资企业外，80％的经济实体是由外地人创办的。

　　“自己做生意的也有，比如开店铺的，不同的是，外地人开了店铺，越开越大，又去办厂，但是本地人开了一年就开不下去了。”虎门镇的梁小姐说，“因为本地人安于现状，追求稳定，追求享受，喜欢旅游。”梁小姐在虎门镇某机关工作，每半年，她就要和朋友们去香港、澳门两次，主要是购物，甚至到澳门赌博。

　　杨庆贤的朋友大多都是做生意的，因为大家忙于做生意，没有时间监督子女，所以有的年轻人吃白粉，有的赌博，有的因此欠债失踪了，“但80％是好的，有的是公务员，有的子承父业，有的自己做生意”。

　　杨的儿子高中毕业后在广州的一所高校上学，但是仅一年就回来开台球室。“因为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感觉食堂的饭菜太难吃了”。台球室最终也失败，杨又投资40多万元，给他开了一家大型餐厅。“现在，他娶了一个香港太太，生了一个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又给他一只鸡(指餐厅)，会不会生蛋，就看他的了。我们不能再管他了。”杨庆贤说。

　　富裕地也有“穷人”

　　不同的镇、不同的村、甚至不同的村民小组，都有着很大的收入差距。“在沙湖口村，现在还有人买不起摩托车，我有些亲戚常常来借钱，说是借，但都不还的。”杨庆贤说。

　　以东莞市为例，该市共有559个村。其中，有100多个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比较突出，仅村委会一级集体经济净资产超过1亿元的有120多个，村组两级集体经济净资产超过1亿元的有200多个。2005年，全年纯收入超过1000万元的有120个村，而全年收入低于50万元的村有62个，资不抵债的有6个。

　　按照东莞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的测算，各村委会全年大约需要400万元的收入，才能保证村委会的正常运转，包括为村民购买保险，发放各项社会福利，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等等。而去年，东莞市有220个村委会支出大于收入。

　　在沙湖口村，目前仅有杨黄泽5兄弟的23亩地没有集中到村里统一管理，杨家至今还在种植蔬菜、荔枝和龙眼。原因是杨家认为村集体的分红太少了。

　　1993年以来，该村耕地一点一点地被集中到村委会统一管理，连先人们的墓地也挪了出来，后人们撬开先人们的墓穴，拿出骨头，放进缸里，然后集中放在一块露天墓地里。安排4名保安看守。尽管如此，该村每亩地每年的分红，从500元逐年增加，现在也只有800元。村集体经济的分红，从最初的每人每年100元，逐年增加，2005年为900元。

　　“分红太少，如果土地再被收了，我们就没活干。“杨黄泽说，其他村都以低廉的价格给本村村民分配宅基地建房，而沙湖口村只投标卖地，一块70平方米的土地，最后成交价一般为10万元到15万元。“所以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到，没钱的买不到。”

　　正如杨黄泽所言，在珠三角，有钱人、掌握信息的政府官员甚至包括“村官”，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变得越来越富有。

　　分红租金能享多久？

　　在东莞市虎门镇虎门寨居委会党总支部书记王洪亮看来，集体经济的增值与否和两极分化，是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如果村集体经济的收入少了，村民分红少了，无疑会影响农村的稳定。但是集体经济的增值不可能完全靠物业出租。”王洪亮说。不过目前东莞市乃至珠三角地区农村集体经济，仍然是单一的以物业出租为主的模式。

　　东莞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统计，到2005年，东莞市农村集体总资产929亿元，去年的经济效益72亿元，其中村级集体经济效益43亿元，村民小组的有29亿元。但其收入都来自厂房、铺位等物业的出租。

　　显然，这种单一的模式是脆弱的。虎门镇镇口村村民万守业至今还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时候，村内的工厂都纷纷要求降低厂房租金，迫于压力，厂房租金从原来的每平方米9元下降到7元—8元，以至于现在都很难恢复到原来的价格。

　　近年来出现的

　　“现在我村的书记在想，能保持(现有的经济收入)就好了，别说每年都增加了，你明白压力有多大吗？书记他自己也想不出有什么项目能一定赚钱。有一天，我问他什么投资好？他沉思一会就说，我自己也看不准啊。”虎门镇镇口村干部方泽众(化名)说。

　　镇口村有200家企业，“但我们村的厂房很多都是每层只有一间，而一间厂房就有5－6家企业。你想想企业规模有多小”。

　　“靠分红和物业租金能长远吗？你真的以为一间铺能养三代人吗？市场不断在变化啊，今日有人来我村租屋，难保经济结构调整，无人来，怎么办？他们食什么？现在我村都是细厂，万一东莞产业升级，你想想后果怎样？如果真的升级，我村应走哪条路？都是小加工厂，以后很难生存的。外地人走了，谁租农民的屋和我们的厂？农民收入怎样算？我村都是小型厂，留不住工人怎么办？况且，现在的工人不同以前了，很会选择的。所以，我们村也在考虑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现在就是想方向和方案的时候了。”方泽众抛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本报记者 鲍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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