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信力建

　　儒商信力建

　　一个亿与十个亿没太大差别

　　-本刊记者 万静波 实习记者 朱宝

　　信力建，1956年生于广州。1973年插队广东从化。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在记者采访过的企业家里，信力建应该是最“自在”的一个。

　　作为一个有近700名教职员工、近万名学生、包括幼儿园、中小学、敬老院在内有近30所单位的民办教育企业的负责人，如果不是出外旅游考察，没有朋友来访，他的一天会是这样度过：清早起来后，开上去年新买的宝马7系，来到白云山脚下，泊车，爬山。2个多小时后下山回到办公室，看报纸，上网。中餐后睡个午觉，下午呆到5点多，然后和员工们一样下班回家。

　　连他自己也说，每天真正的工作时间，只要5分钟就够了。其余的时间，三分之一是外出考察，三分之一是出国旅游，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交接天下文人墨客。

　　信先生好交文化界朋友，来自京沪、港台以及海外的学术名家和思想明星，只要造访广州，他总能结交拜访，最后成为他的座上宾。与他交往的名家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汪丁丁，颇受尊重的历史学家袁伟时、秦晖，新起的文化学者蒋庆、康晓光……

　　信先生是位有心人。记者采访中无意聊起北京声名不彰的作家王山，他提笔就在记事薄上写下来；提到社会学家郑也夫发行量不高的《信任论》一书，他马上就说：“好啊，能不能请他来广州讲学？”

　　信力建，广东最大的民办教育企业之一——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近年来颇有些“不务正业”，除了上述与学界中人交往外，去年他还干了如下几件事：与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合作，夏天在福建武夷山开办了“武夷论道”，把思想界的左中右三派代表性学者请到一起，就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走向等问题切磋比量；12月间又在广州召开了“儒学会议”，请了陈明等一批儒学派大将参加，为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又加了一炷香。同时还邀请两批学术与新闻界人士，考察欧洲和韩国。

　　企业家信力建不“安分守己”，时常“越位”，延聘名家广州讲学，开设讲座论坛，支持学术论争，还资助学者著书立说，推进学术在岭南的传播。如能持之长久，应该是一件有功德的好事。

　　不过，他本人的奇特经历似乎更值得一说：当过红卫兵、上山下乡、参军、考上大学成为78级的一员、工厂秘书、政府官员、银行职员……在干过了30多种职业后，他终于选定了民办教育，作为他的半生志业所在。

　　这个祖籍东北的广州商人的成长之路，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珠江三角洲他这一代企业家艰难历程的一个缩影。

　　中大中文系78级

　　1966年文革爆发时，信力建只有10岁，但对时代的风云动荡已经有所体察：广州街头的大字报、狂欢式的群众大游行、造反派在广州体育场揪斗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还是小学生的信力建，自己也参加了红卫兵，还组织了一支队伍，“自己当二把手”。

　　在点滴记忆中，信力建有如下片段式的印象：

　　当时人民桥建成，围绕庆典日期，保皇派和造反派发生了争论。“一派说今天开，另一派说今天不能开。本来保皇派要弄个仪式的，造反派提前把桥给开放了，剪彩搞不成，两派打起来了。”

　　还有广州著名的“太古仓事件”。“一派在桥那边建了个沙包工事，架设了机关枪，正对大桥。另一派就在革新路的太古仓，找了个号称全国第二的神炮手，连发三炮，均命中目标。据说当场就炸死了好几个人。我经过时还看到墙上有大窟窿。”

　　有工人干部子弟和农民子弟的争斗。“后来创办‘太阳神’的那帮人，就是我们的邻居，他们经常开着解放牌汽车，司机开车，边上站着两个‘主义兵’，穿着军装，带着枪。两边有时就打泥巴仗。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撞了，撞死了很多人。”……

　　“医生、司机、猪肉佬”，是当时广州比较受人尊重的职业：司机可以夹带外地物品、在肉店上班可以买到猪肉、医生可以开假条。信力建的父亲是医生，又是广州造纸厂医院的院长，当时的信力建因此多少有些优越感。不过，少年信力建的特权只是有辆自己的单车，结果，“老师和同学还经常借去骑”。

　　1973年，信力建中学毕业。他们姐弟三人，姐姐眼睛不好，“一户只能留城一个”，因此信力建和弟弟都下乡了。他被分到了广州以北的从化。在农村的两年里，信力建干过各种农活，真正目睹了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生活的艰辛。有年冬天，他被分派看护锅炉，粤北山区的冬天，同样寒风瑟瑟，夜深人静时，实在犯困的他往身上盖张报纸，躺在锅炉盖顶上就睡着了。半夜醒来，后背被锅炉盖烫得红痛，身体其他部位却冻得发青，手脚麻木，牙齿直哆嗦。

　　当时知青想回城只有两条路：当兵、考大学。不过1975年，已先期回城的信力建却糊里糊涂地成了解放军。“父母要求我去，结果一体检就验上了。”

　　在广西部队的受训生活终生难忘，尤其是海岛攻占演习。第一次害怕至极：游动的海鱼触到了他身体，以为是炸药要引爆；海底涌动的暗流，带动了炸药，也以为是要爆炸。演习结束时，信力建面色苍白，嘴唇发乌，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不过，军旅生活也给他打开了一扇认知的窗口：“军人的纪律、严格命令，和部队作为一种成熟的行为组织模式，了解了，会对创业有帮助。”

　　1977年，信力建复员返城。当时工作很难安排，他干过的工种有：锅炉工、电工、维修工……

　　从1960年代开始，已开始有逃港者，到70年代人数愈发增多。逃港的方式多种多样：游泳，划舢板，扒车。被抓住了，也就是被遣返，“整火车皮地被拉回来”。信力建也曾考虑过坐闷罐车出逃，但因“怕闷死”、那边也没熟人接应而未果。

　　1978年初，恢复高考的好消息传来，他边上班边复习，终于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成为78级中的一员。

　　广东民办教育先行者

　　那是一段黄金岁月。

　　“老先生们还穿着长衫，走路一摇三晃；同学们只知道教室、宿舍和课堂，三点一线，路都不拐的。那时还瞧不起香港，认为是文化沙漠，但系里已开了港台文学课，讲白先勇、陈映真……”

　　大学里，天性自由的信力建非常活跃，参加各个沙龙，高谈国家大事，每天泡在图书馆里，还和朋友合办杂志，对经济学的关注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不过，他的个人自由主义风格，自然是辅导员“看不顺”的，辅导员经常是一到班上就开问：信力建又到哪里去了！

　　1982年大学毕业时，信力建果然尝到了对抗辅导员的后果：他被分到了广东电力局的下属企业，而他的同学们，有50%被分到了北京的部委办。这段经历，曾使得他有过“自卑感”，直到90年代事业顺利后才参加同学聚会，同学们戏称“出土文物最值钱了”。

　　分配到那家科级企业后，领导很为他的工作安排发愁：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干部，行政22级，一毕业就是科级待遇。怎么办！

　　后来他被转到了电力系统的另一家企业做文秘。没多久，广东省委成立“经济工作小组”，也就是后来体改委的前身，信力建被抽调了过去。后来又转到了省工商银行。

　　政府机关工作的经历，培养了他的宏观视野和用政治眼光观察国情。“老干部都比较左，但还很清廉，没有以后的权钱交易那些。”

　　不过他也看到了这样一幕：从北京来的高级干部，结束考察返回京城时，收到的礼物有时能装两火车皮，都是冰箱和洗衣机之类的物品。这也是物资匮乏年代解禁后官场的特有场景。

　　在银行的几年，他直接参与了全省200多个大型项目的融资贷款工作，近距离观察了现代企业运作的幕后过程，对企业的运转过程产生了直接认识。

　　不过，“不安分”的信力建最后还是放弃了金融业令人羡慕的工作。当时同在银行的要好年轻同事，有7个后来做了行长。时至今日，他对这段辞职经历并不后悔，“(做银行很危险的)，一只脚在银行，另一只脚踩在监狱里。”

　　1989年底，等待出国却卡在签证一关的信力建，拿着全部积蓄2000元，租了一间50多平方米的房子，办起了英语培训班。这是他的创业之始。在他的78级同学中，他是最早下海的。以后又陆续有十多名同学离开体制，投身商海，这十多人的命运走向不一。

　　信力建赚到的第一桶金，是招生交来的学费3万元。当天晚上拎着钱回家后，他想到的居然是：“(生活窘迫的)同学买奶粉的钱有了”。

　　1990年底，终于走出国门，来到英国，为了生存，他和两个中国人住在一起，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在华人餐馆烤面包的工作。求职时的窘迫和洋人傲慢鄙夷的眼神，信力建迄今记得。

　　3个月英伦生活后，他返回广州，真正开始投身于民办教育领域，并幸而成功，成了广东民办教育的先行者之一。

　　儒商

　　今天的信力建，无疑是成功人士。不过，当他坐在你面前，面带微笑低调回忆过去时，并不张扬和狂傲。这位自述早年还是儒家，推崇出将入相的自我砥砺教育的胜利者，现在更喜欢老庄思想，黄老之学。“一切都要回到生活本源”，除了谈学术思想，对社会时局的看法之外，他还会谈“中医中药，食疗，煲汤，出国旅游”。

　　总结信力建的创业成功，在时代大势、广州的商业氛围、个人的强硬意志以及必不可少的机遇外，还离不开如下几个重要词汇：

　　自我学习

　　信力建好读书，涉猎甚广，“喜欢琢磨现象背后的原因”，小时候就读完家中满柜子的医书，当卫生兵时从部队图书馆借《史记》看，到大学时开始学经济，最后创业，他始终信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放弃与坚持

　　从事过30多种职业的他，在1990年代还搞过理发店、美容馆、房地产，倒卖过汽车……后来慢慢都放弃了。“英镑的升值机会我看到了， A股和B股的合并，只要投钱进去，就可以翻倍，都没有去炒。”“只有在你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你才能做好。”他自称曾放弃了上市机会，除了多少有一定风险外，“一个亿与十个亿没太大差别”。

　　商业嗅觉

　　信力建曾和广东的影视商人邓建国谈合作。借这位炒作大王之力，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上，与他企业名称相关联的网页一下多了几万条。他资助的学术活动，“武夷论道”、“儒学会议”，除了有塑造企业形象的直接功用外，“自由派与文化保守派的观念交战”等新闻传播热点，本身也极具注意力。

　　自由与独立

　　“其实大学一分配就决定了我的命运。我是有独立思想的人，有自己的观点，不能顺应上级的思路，和整个官场文化是不符合的。”从这一思路出发，他大学期间的自由自在，分配受挫，离开政府机关与银行，出国，直到创业，都是他自发寻找出路、独立掌握个人命运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体现。

　　但作为代价，他家五口人，除了他以外，父母和姐姐弟弟都是党员。直到现在，他都很少和父母交流看法，“十多年来都是这样”，不然，“回家就吵，吃饭就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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