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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圣聂卫平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20日19:52 南方人物周刊

  棋圣聂卫平

  只要我不出昏招,谁也下不赢我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聂卫平,1952年生。1969年插队北大荒。中国棋院棋手。

  下午四点,北京崇文区东四块玉南街31号,聂卫平围棋道场。

  “你俩谁是白棋?……哦,你是。你觉得白棋形势好吗?……不好,对,是不好,那你忙了半天为了什么,为了把形势搞坏?!”

  面红耳赤的孩子对面,是一头乱发的老聂,大眼镜儿已经滑到鼻子尖上,边框挡住了眼睛。忽而有眼光翻过那边框,“啪”的一下落在你脸上,使人一震。

  道场的孩子们似乎已经适应了他的麻辣教学,遭批的脸红不语,围观的掩口偷笑,一老众少之间有熟稔自得的欢快。

  “好,今天就到这里!”坐在他身边的小男孩不过六七岁,戴副小眼镜,老聂揉他的小脑袋,逗他,“我讲得对吗?”不待孩子回答,自己哈哈大笑两声。

  “我的性格啊,太急!不适合教小孩,真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早就开打了!”下了课的老聂更加随意,他仰倒在沙发上,几乎滑落下去,眼睛半闭,喃喃自语。

  在他发胖的已经重达160多斤的身躯上,手依然纤细秀气,“生活上我是个弱者,什么都不会做,”他开始自己的知青回忆,脱口而出的是,“要是我留在那里不回来,恐怕早就死了。”

  那些帮我洗衣服的女生

  1969年9月,17岁的聂卫平极不情愿地去往北大荒,火车开了三天三夜,“我跟谁也没讲话,闷坐到嫩江,再坐车到山河农场。”

  那时他刚刚一百斤。父母被打倒,围棋作为“四旧”被取缔,常去的北京棋社被查封,启蒙老师雷溥华先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对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就免修体育课的他来说,农场好比刑场,“那时候就觉得这一去恐怕是回不来了”。

  他在家大哭了一场,然后上路。即将到来的分别和磨难,是说得出口的理由,说不出口的,是苦楚比甜蜜来得更快的初恋。

  丫丫,是去年10月认识的女孩儿,彼此的好感一见面就萌生了,很快地,一天不见都不行了。然而1969年3月的一天,丫丫忽然失踪,辗转打听,方才知道她已经被家里送到东海舰队当兵了。

  16岁的少年为了找到心上人,向父母撒谎,取道山西太原,一路寻到青岛,“我们谈了很久,我抱怨她走时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她却不停地跟我讲大道理,什么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事事了。听她这么说,我心里难受,我说我希望你说清楚,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我们到底要不要保持联系?

  “她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应该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别在外面来回晃了。我一听心就凉了半截,我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看她,却落了个‘在外面来回晃’!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她现在进入了革命者的行列,而我则成了游手好闲的人,感觉完全不对了。我心里的失望、难过、羞愧就甭提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到农场之后,我给她写过很多信,”寄一封信需要八分钱邮票,因为农场停发他的工资,八分邮票钱都成问题,他宁可少买一个镘头,也要坚持给她写信,“但她一封都没有回,后来我也就不写了。”

  爱情被封存起来,放在心底最经不起触碰的角落,青春的梦想和尊严也全都打包扔向茫茫荒原。

  因为不会干活,他是场领导最不待见的人,“没有办法啊,是笨啊,别人看我都觉得又可笑又着急。”

  因为父母是黑帮,政治上的歧视他逃不掉。“指导员叫人的方式我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舌头打个卷儿,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后来我才听明白是‘我说!’这2个字,叫谁都来这么一句,我们是没有名字的。完全是劳改犯一样的待遇。”

  到农场一年之后,因与送水的鸡西知青打架,他被铐起来,这个经历让他至今心有余悸,“戴手铐啊,这是坏人才有的‘待遇’吧。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我不是坏人啊!我在那里还进过学习班,在当时,也都是流氓才能进去的。”

  就这么一个“看着挺傻、心眼不坏”的人,偏偏得到许多女知青的垂青,“好多女生给我洗衣服。当时哪个女的帮你洗衣服,就说明你们俩不是一般的关系。有个女生来你宿舍送衣服,别人看着也是件自豪的事情呢。”

  成名之后,他又多次去过那个让他吃尽苦头的地方,“一直想去找找这些给我洗衣服的女生,可惜都不知道她们去哪里了。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她们为什么喜欢我,也许人家都知道我不能干活,愿意帮助弱者吧。”

  肚子总比大脑饥饿

  1973年春,由周恩来总理提议、邓小平副总理批准,中国国家围棋队重新组建。聂卫平入选由三十多名全国各地的高手组成的集训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聂卫平的时代,他横扫中国棋坛,且创造了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连胜11场的惊人纪录。

  声名远播之后,三年农场生活对于聂卫平围棋生涯的影响被一再放大,传说甚多:徒步千里到另一个分场与程晓流对弈三天 ;自己左脑执白、右脑执黑,左右互搏,练成绝技;以及千里山河对他棋盘大局观的影响等等。

  一段甚为抒情的文字这样描述,“聂卫平说,我一到黑龙江,就有一种‘天高地阔’的强烈感受。无垠的荒原,无遮无盖的蓝天,和瑰丽的日出日落景象,给我强烈的震动。当我重新坐在棋盘上的时候,感到棋盘更广阔了。”

  率性、真实的老聂为本刊给出了彼时真相,“这些都是夸张,把我文学化了。能想围棋就说明干活还不累,吃了东西,稍微擦把脸,赶紧就得睡了,那个时候的口号是‘早起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基本上一有空就睡啊,哪有空去想棋啊。”

  棋力真正增长是在1972年至1973年间,1971年冬他跟许多知青一样,趁着农场的冬歇期偷偷跑回北京,他不想再回去空耗时间和精力,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黑龙江农场局驻京联络员,安心下棋的梦想渐成现实。

  他经常跑到北京第三通用机床厂,那里聚集着以陈祖德为代表的围棋“七君子”。“白天拼命下棋,晚上再把白天下的棋摆出来反复研究,思路一钻进棋里,就忘了一切,下完棋骑车回家,不是闯了红灯就是骑错了路。”

  国家集训队成立之后,他下棋更是几近疯狂,“对别的棋手来说,一周三四局正规比赛已经相当累了,但远远满足不了我。星期六我都不回家,只要有人奉陪,我能从早上一直下到深夜。”

  集训队里的高手最怕被聂卫平缠住下棋,因为赢了,聂卫平不肯放他们走;输了,自己又不甘心,所以经常下个没完没了。“我敢肯定地说,那一时期我下的局数,超过任何三名集训队员的总数。”

  他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日擂台赛上他先后战胜了当年日本棋界几乎所有的超一流棋手,连续三次从悬崖边上拯救了中国围棋队,使中国队获得了前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最后胜利。

  如果我留下,肯定早死了

  棋盘外的诸多事务最终还是影响了他的精进,他的好友兼桥牌伙伴沈君山有一次私下问他:“你的棋怎样?会不会退?”他苦笑着回答:“退倒不会退,可也不会进呀!”

  沈君山为此曾特意写信给老聂的朋友,说聂卫平的个性和棋风,像大漠英雄,但京城浮华世界,灯红酒绿的力捧,非退不可,“自古英雄怕进城”。后来在1989年新加坡首届“应氏杯”的决赛中,此语不幸而言中。

  “应氏杯”决赛上功败垂成,成为聂卫平围棋生涯的又一重大转折点,沈君山说,“至此,他作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

  老聂自己却似乎从未认输,他收古力等人为徒,盼着弟子代他实现世界冠军之梦;他开围棋道场,耐着性子教小娃娃们下棋,希望这些小苗子养性怡情,能从黑白天地间觅得个中玄妙;而他自己,正式非正式的比赛也都不曾中断,他仍然好胜,仍然牛气,“只要我不出昏招,谁也下不赢我!”这话是坊间流传的,向他求证,他笑着说,“是啊,本来就这样嘛!”

  两年前老聂听说当年一起下乡的一个朋友去世了,“他是北京知青,没有回城,跟一个鸡西女知青结了婚,留在农场当农工。”

  这个死讯令他震惊,因为这一对知青在当时都是劳动好手,尤其是绰号“野狐狸”的鸡西知青,在当时孱弱笨拙的他看来,实在是偶像级的人物。“当时割豆子,我最多割900米,最后动弹不得,她很厉害,几个小时割一万米,谁都比不了她,一万米啊,简直是天文数字。”

  下次再去农场,他想去看看她,“那里条件太苦了,如果我留下,肯定早就死了!”

  北大荒到底是人生的财富还是青春的灾难,他摇头说不清楚,“没有这段生活,一直专心下棋,成就能大过现在吗?农场的很多知青,都生活在意志崩溃的边缘,挺过来了,对忍耐力、意志力的锻炼是巨大的。”

  沉吟片刻,他的语气变得坚定,“对个人来说,可能是种积累和磨砺,但是作为一项政策,肯定是个失误!几百万人下乡做知青,太荒诞了。”

  对于一些知青倡议筹建“北大荒知青纪念馆”,他坦言“我没兴趣”,“这是历史造成的错误,不必多驻足。有什么啊,都对自个儿过去过于留恋了,过去就过去了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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