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80万元黄金首饰劫案中的边缘因素

　　记者◎王恺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迅速告破的上海嘉定金店抢劫案中的一些元素被放大了。比如说关于劫匪的职业特征，媒体上知情人说她看见监控录像后印象最深的是:3名闯进店中的犯罪嫌疑人的帽檐压得很低，根本看不清脸，媒体强调:“是标准的职业罪犯特征。”而4名劫匪开着汽车提前踩点的行为，也被街头巷尾议论成了江洋大盗。被劫的80万元黄金数额，

似乎也在说明着什么。

　　事实上，从踩点那天开始，小头目栗君才都没有做好是抢劫还是盗窃的决定——从广东来的他只是想捞一票。上海市边缘的这条繁华街道太让他动心了:几家金店当街并排开着，而离开店只有500米的地方，就是通往外省的曹安公路——意味着，他们完事后，可以在半分钟内开上公路，逃亡外省。在他眼中，这是老天给他们的完美的路线设计。

　　一群“并非高手”的抢劫者

　　老庙黄金真新分店经过几天的修业整顿后，现在终于重新开张了。保安老张坐在门口，穿着不合身的服装，靠着卷帘门晒太阳。站在门外的另一个原因，是想起到威慑作用——作为案件发生时的唯一在场者，老张已经忘记了那时的惊险，他半笑着地说:“那天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劫案。”

　　3月5日的那天早上，老张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失职，在店里值班的他把卷帘门半开着，正在拖地，半开门的原因是便于通风，也因为开门，他把本来应该起到作用的报警器关了。警方调查后得到结论，“如果不关警报器，很可能这伙人就被吓跑了”。6点45分，天已经大亮了，他从楼上喝完水下来时，碰见了这伙在店里搬保险箱的人。看见下来人了，3个人的惊慌失措比他不轻，他们匆忙地把他绑起来，“没有把13个保险箱都拿走，就搬了3个，就一溜烟地逃出去了”。逃出去后，老张就听见开关汽车门的声音，听见刺耳的汽车摩擦地面的声音。他知道，“这些强盗开车逃跑了”。他心里叫，完了，跑上公路就抓不住了。

　　按照罪犯的交代，本来就是想来偷窃的，因为绑了老张，结果迅速恶化成了抢劫。

　　栗君才和他的3个小弟兄都是湖南邵阳人，他们并不是一个村的，在家乡原本也没那么熟悉，在广东打工的时候，大家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按照初步的审讯结果，本来都有工作的他们，慢慢地就半工半休息，时常去“挣点小钱”;后来就不工作了。4个人基本都定居在东莞，栗君才是有前科的，“经常斗殴、偷盗、抢劫什么的”，这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发案率最高的几种罪行。

　　一位研究珠三角犯罪情况的专家说:这两年，抢劫、抢夺发案率在珠三角地区居高不下，甚至在1997年后出现了“井喷”现象，而且这些案件的案犯都“学聪明了”，他们一般不动用凶器，骑着摩托车，把单身的步行者逼倒在草丛中，要么是抢金项链，要么是抢了包就跑，这些抢劫涉及金额不多，即使抓住他们也不能严惩，导致了这种罪行的普遍化。

　　按照警察的观察，几个人中，化名“李玉才”的栗君才一看神态就知道是小头目。“并不是说他看上去多么凶残，多像强盗，而是他神态最自然，眼神中有凌厉的光，和那几个的呆滞神态形成了对比。”那3个人——莫雄、吕成军和吕聪军基本上“没主意”，问什么就回答什么。栗君才总在回避问题，而不幸的是，已经查清他案底的公安们知道他在回避什么，瞎编什么。

　　几个人个子都不高，“典型的南方人长相”。都不富裕，穿得也不好，就像一般的打工者，他们目的性很强地来到了上海，就是为了发财，还要发横财。他们住在城市边缘的小旅馆、浴室里，焦虑而盲目地等着。

　　他们寻找在上海工作的老乡，湖南邵阳地区在上海打工者不算少，甚至有专门的“邵阳人在上海”的网站。但是他们不上网，他们只是靠熟悉上海的老乡们来获取信息。在真新街道附近的曹安公路和翔黄公路两旁，有大批的新建工厂和仓库，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几乎中间没有农田了”。其中，有间路牌号码都没有的大院里面，横七竖八有十几个单位，但是居住的大部分是湖南邵阳人，很多人是老乡带老乡来此工作的。栗君才他们在这里停留住宿了几天。

　　他们之中的一个，觉得这几个来自广东的老乡还是有气派，开着车，说他们想在上海找机会，大家坐在仓库里一起吃饭，他们问起来，附近有什么地方最热闹，有什么地方好逛逛给老婆买点金首饰。大家都说是真新路附近，那里有家轻纺市场，还有几家新开的金店，“和南京路不好比，但是在附近算是最高档的”。也就是这个老乡，在和另一个老乡——一位湖南籍的年轻警察闲聊中提供了这个记忆，成为破获此案件的最重要线索。

　　他们驾着拼装的“尼桑”汽车:发动机和车的主要部件属于“尼桑”，但肯定已经不是原装，挂着从湖南偷来的车牌，在这条街道上观察两天后，决定下手。他们的“踩点行为”被当地的清洁工看见了，但当时也没有在意，只是觉得这辆车总在这里晃什么，他估计是黑车在拉客。

　　这样的拼装车在上海的城市边缘大量存在，非常便宜，是当地主要的交通工具，相比起正规的出租车，这种车索要的价钱很低，开车的全是外地人，和上海的出租车司机泾渭分明，“一看就看出来了”。

　　栗君才31岁，他始终安排着一切:踩点;自己开车，让3个人下车去“干一票”;让他们带上撬棍和手套去撬保险箱;开车逃跑的时候，他驾车在四车道上安装的圆弧探测器前面转一圈，意图避开街头的探测器——但是，按照警方的分析，这伙“抢劫者绝不是职业高手，甚至可以说是业余选手”。

　　他们看见了街上的探测器，却连店里的探测器都没有发现，发现后也没有毁掉;他们没有撬开保险箱，事实上，技术型的抢劫者完全可以在半小时内撬开13个保险箱，“那就成了惊天大案了”，总价值远远超过80万元，可是他们慌忙带3个保险柜跑了，车前座放一个，后备箱放两个;逃跑中，他们的车牌没有遮挡;而最笨拙的是，把掏空的保险箱扔在了案发现场附近的小河道里，一条河甚至很浅，保险箱扔进去，都露出一个角。“要是经验丰富的抢劫犯，肯定把保险箱扔远点，反正有汽车，扔到浦东或者杨浦，警察的搜索范围更广泛，很难一下子侦破。”

　　按照栗君才的交代，他们并不想“明火执仗”地抢，只是碰到了张老头发现了他们，所以只能绑起老头，罪行加重了不少。他们在上海甚至还停留了两天，直到看见大小媒体上报道的此案后，才慌忙跑到无锡，将金首饰装在电视机盒里，寄回东莞——又是一个近乎暴露目标的行为。

　　现场的双重边缘因素

　　老庙黄金真新分店离曹安公路让人震惊地近——即使是步行，也就是5分钟的路程，而“公路”代表着通向远方的可能。小金店彻底地坐落于城市中心的边缘。

　　嘉定本来属于上海的郊县，撤县改区后，

　　按照街道的统计，本地区有上海户口的人要少于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非上海人。也就是说:常年在这里工作、生活的人口全是“移民”。在白天，居住在高楼里的上海人上市中心上班后，他们更加成为这里的主人。

　　最繁华的金店所在街道的诞生不过是这两年的事情，随着较高档

　　离开金店车程10分钟，也就是栗君才他们所寄居往来的湖南老乡的大杂院。站在大杂院里的湖南人孙军说，他在这里开了家小木材厂，专门拆卸集装箱的木材，“我也听说过这件事，但是那天的饭我没吃，和我们厂的人无关”。他字斟句酌地说，老乡来了总要接待吧。因为，在这里，各个区域来的人是分得很开的，湖南人绝对不会和安徽人交往，“大家各做各的生意”。所以，老乡除了在老乡处寻求帮助外，没有别的人肯帮助他们。而一名警察印象很深的是，在他带着栗君才等人来辨认的时候，有个湖南老乡特地拿了件毛衣给囚车里的栗君才，“像给被带走的亲人送东西一样。我们告诉他用不着”。

　　大杂院周围，是嘉定的村庄，在井边洗衣服的本地老人说，“这两年，村里外地人肯定比本地人多，因为公路两边都是工厂啊，那些打工的全部找我们租房子住，一个月120块钱，电费另外算”。村里也基本按照外地工人的口味增加了很多新项目:打长途电话的“话吧”有几个，供年轻工人们看录像的小房间也有很多。但是，这些小店也是外地人来租房开设的，本地年轻的村民都到上海市区买房了。

　　热闹的真新菜市场中，不时地可以看见上海本地居民前来买菜，但是，菜场的小餐馆里，吃饭的人全是外地口音。安徽来的孙于周说:开餐馆两年了，他也希望小餐馆能融进上海，和当地的小餐馆一样，因为那样一来，“菜价就能上去了”。外地人多的小餐馆菜价是上不去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上海人就是不进他的店，即使他在玻璃窗上写了“新派上海菜”也无济于事。“上海人和外地人分得太清楚了，外地人之间也分得很清楚。”而不融合，意味着难以管理——居委会、村委会都难以将触角伸进各个外来人团体中。

　　庞大的真新街道就这样被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个区域:较好的住宅楼，居住着本地居民或有钱的新移民;平房和附近公路两旁蔓延出去的灰色地带，居住着外来者。

　　这样的地区内，是最容易发生各种案件的，专家说这里面有两个边缘因素:地理上的边缘利于逃跑，而部分居住人口的边缘化，使他们很难被管理。

　　城市边缘地带发生的案件在增多，以上海为例子，在外滩发生抢劫案的几率非常低，因为抢了之后根本无法逃走。上海市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外环线和中环线之间的案件发生率要远远高于中环线以内的地区。

　　这次上海市公安局在金店抢劫案件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就大张旗鼓地开始在媒体上公布了案件的发生，并且发动群众进行破案，按照法律专家的理解，正是为了表示上海打击抢劫犯罪的决心，“珠三角的抢劫案件有逐渐北上的危险，而城乡结合地带正是此类案件的多发区域。流动人口多，很难管理”。

　　破案后，上海市公安局长甚至到机场去迎接捉拿罪犯回来的民警，如此高调，也是为了表明上海打击此类犯罪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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