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春兰事件背后冠军退役之惑：冷热门的差距

　　冷热门的差距

　　“这是市场的选择。”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说，该局无法专门针对两种不同项目的落差出台协调政策，只能依靠运动员自身努力。

　　“现在中国体育看重的是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国家举摔柔中心主任马文广说

，特别是重竞技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项目，如果没有这两种金牌，退役以后的日子肯定难过。

　　在此情况下，往往是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奖励较多。有关研究人士认为，全运会之所以奖励多，是因为代表着各省官员的体育政绩，省里给的资金较多。

　　在西安体育学院一位教授看来，群众基础也将直接决定了从事该项目运动员的出路。

　　据记者调查，像柔道、摔跤、举重等项目，观众少，很难进入市场。这些作为我国“世界金牌战略”的重点攻克项目，其运动员大多数都来自农村，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拿冠军、改变命运、跳出农门。

　　“要想继续保持我国在这方面的竞技优势，国家就必须对其重点支持，拨专项资金保证运动队训练、比赛的经费和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保障及伤病治疗。”全国

　　相对冷门的重竞技体育项目，很多商业化的运动项目已经成为名利场。如职业化程度较好的甲A足球明星，其身价即使在足协限薪令之下，也常常可以达到百万年薪。

　　田亮在电视上一个微笑就可以赚取百万元的收入，姚明更是成为国内最有钱的运动员。这与他们所从事的项目本身不无关系。

　　“这是市场的选择。”3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告诉记者，该局无法专门针对两种不同项目的不同落差出台协调政策，只能依靠运动员自身的努力。

　　经济补偿和人才之忧

　　“退役运动员得不到妥善安置将可能导致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出现危机。”邓亚萍等14人提交提案，希望国家做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工作。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由于并无谋生技能和资金支持，运动员自己难以解决后顾之忧。

　　目前，退役后的运动员，国家并没有统一的安置规定，主要是“买断”后自主择业，并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一般情况是，国家队的运动员退役后，要么继续当教练，要么回省队，即不存在国家队队员退役的补偿问题。

　　各省的通常做法为，根据运龄、成绩和退役前津贴等因素，计发一次性经济补偿。记者查看了江西、广东、湖南、东三省等补偿办法，数额大体相当。

　　以湖南省为例，具体分为基础安置费、运龄补偿费、社会保障补偿费、运动成绩奖励费4部分。

　　最大的一项是运动成绩奖励，根据比赛成绩不同，给予5000至60000元的奖励，获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冠军者，分别给6万、5万和4.5万元奖励。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测算，实施经济补偿办法后，全国每年需要补偿经费1亿元左右。由于每年全国退役的运动员在3000名以上，以此推算，平均每人不足3万元。

　　另一个问题是，补偿经费在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基本可以保障，但是在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则很难到位。

　　在一次性补偿政策之前，对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退役运动员来说，他们的身份不同，安排就业的方式也就不同。

　　一般情况下，运动员分为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从运动员被选拔到地级市队即为工人。国家体育总局相关官员介绍，当时通常的做法是，凡获世界级赛事、亚运会和全运会好名次、或者破世界纪录等，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按干部进行安置工作。

　　对于其余按工人安置的运动员，要求接收退役运动员的企业调高工资，但问题是，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往往不愿再接受运动员。

　　“退役运动员得不到妥善安置将可能导致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出现危机。”有着多项“世界冠军”头衔的邓亚萍在2003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联合马俊仁等14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提案，希望国家采取措施做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工作。

　　单铁，江苏省体育局原人事处官员，曾长期关注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3月29日，他告诉本报记者，优秀运动队作为体育行政部门所属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其编制、经费等都是一定的，退役运动员长期滞留在队内，年轻运动员就会因编制等原因无法正式入队。

　　从2004年6月到去年底，国家体育总局便开始对全国体育系统人才状况进行调研，由总局副局长王钧担任组长，希望通过调研为“十一五”全国体育人才资源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读训一体化”的设想

　　这个培养体系可能完全有别于以往的“专业队运动员跟教练脱离”的体系，必须是从运动队中回归到教育中。

　　邓亚萍等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除了希望建立退役运动员就业培训制度外，还强调建立、强化训教一体化制度，保证质量，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并放宽对运动员入学的要求，以便运动员尽快掌握谋生技能。

　　目前我国实行举国体育体制，实行县市业余体校、省级专业队与国家集训队三级培养训练体系。这个“一条龙”运动员培训体制已经运行了50年，在帮助中国体育事业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回避的矛盾。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运动员的退役安置的问题，运动员文化知识普遍较低直接影响体育人才的培养，也使得很多积压的运动员无法推到社会上。

　　“发挥高校优势这一点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好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3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介绍，自2003年5月1日起，中国大学生体育活动以及世界大学生冬、春季运动会工作，已由体育总局整体移交给了教育部大学生体育协会，相应的运动员培养机制也过渡到了新的阶段。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将此称为“读训一体化”，注重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培养，是一个对他们人性化关怀为主的培养体系。

　　而这个培养体系可能完全有别于以往的“专业队运动员跟教练脱离”的体系，必须是从运动队回归到教育中。除此，国家体育总局还鼓励运动员退役后去高校进修学习。

　　冯建中介绍，目前运动员上学有3种主要渠道：获全国前三名的运动员免试上大学，普通高校体育特长生招生，体育院校单独招生等渠道。另外，各省还都作出类似的规定，退役运动员报考高等院校或中等专业学校，应给予照顾。

　　凡获奥运会前8名，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前3名，亚运会、亚洲、全国最高水平比赛冠军，有机会被免试送院校学习，另一相关条件是“具有高中文化程度”。

　　不过，这样简单的文化要求，很多冠军却难以达到。邹春兰，昔日举重冠军坦言自己文化水平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连拼音都不会写。

　　邹所在的吉林省体工队人事部主任助理李福民坦言，以前运动员除了训练就是吃饭睡觉，没别的事，现在都要上文化课了，“学点知识，有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四年改革路

　　2005年，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全国体育局局长会议上称，深化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在国家层面，已经注意到体育体制改革和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

　　“为解决退役运动员，为做好优秀运动员的保障，国家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3月29日，冯建中告诉本报记者。

　　2002年7月22日，在

　　“竞技体育方面去年投入了4.8亿，群众体育投了2.7亿。”冯建中说，虽然群众体育近些年有了大幅度发展，但相比竞技体育，在财政投入上依然处于绝对劣势。

　　在冯建中看来，这种比例投入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历史的沿革，社会的发展来安排的，符合中国国情。

　　2005年，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全国体育局局长会议上称：“不断深化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育体制，势在必行。”按照冯建中的说法，长久看来，中国体育必然走上社会化、职业化的道路，运动员的退役安置也要社会化。但是在现阶段，还必须依靠国家的相关政策。

　　单铁认为，更应该改变严重带有“计划性色彩”的“安置”为“再就业”。他的具体建议是，为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提供优惠政策，并通过财政统筹、社会捐助、提取体育彩票公益金等途径尽快建立退役运动员创业基金。

　　“这需要时间，改革需要一个缓冲期，2010年后，中国的体育改革必然要走向市场化，更人性化，社会化、职业化。”华南理工大学体育系教授王跃说。(本报记者韩双明 实习生赵艳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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