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求破三重壁垒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温州报道

　　2006年3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了五位专家，他们都来自民间金融最发达、民间资本最雄厚的温州，长期在民间金融第一线从事研究、实践工作。这些专家认为，中国发展民间金融，需要突破三重壁垒。

　　民间金融作用巨大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是民间金融造就了温州？

　　刘爱芬：温州民营经济从最初的起步，是一种土生土长的草根经济，是小打小闹的经济，国有银行不可能为民营经济提供资金上的援助，因此温州经济的率先起步，和温州的民间金融发达很有关系。

　　戴海东：民间金融对温州的作用，怎么说都不过分。可以说，没有民间融资，就没有温州模式的诞生。

　　周德文：我举一个例子，德力西集团的发展初期，准备建一个产品检测中心，需要30万元，现在德力西集团一年产值有180多亿元，但当时30万元确实拿不出来，向银行贷款也贷不到，在这种情况下，胡成中就向民间借贷，结果他的父母亲都苦苦地哀求他，不能借这个钱，他们怕是高利贷，借了以后万一还不掉怎么办？但胡成中顶住压力借了30万元，建了十分关键的检测中心。可以这么说，许多温州大企业能有今天，多多少少和民间金融有点关系。

　　传统观念是第一壁垒

　　《瞭望东方周刊》：从德力西的例子看，不少人还是对民间金融不太信任。

　　马津龙：是的，发展民间金融要突破的第一个壁垒就是传统观念。有些人认为金融业关系到国家命脉，所以不能对民营企业放开；有些人甚至反对国务院颁布的“非公三十六条”，但事实上，现在金融最稳健、安全的一些欧美国家，金融业绝大多数都是民营的，中国在19世纪末期就搞了民营商业银行，并且办得很成功，所以，这种担忧是毫无必要的。

　　周德文：许多人把民间金融等同于标会、抬会等等，这种等同是错误的，标会等确实是民间金融的形式，但不是主流。标会等畸形的民间金融形式的存在，其实和民间金融没有合规化很有关系。

　　戴海东：以民间借贷为主要形式的民间金融，其实自古就有之，南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在国外，民间金融也十分发达，所以有些担心是不必要的。

　　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挠

　　《瞭望东方周刊》：民间金融的壁垒，仅仅是观念问题吗？

　　马津龙：利益问题也是一方面。垄断可以带来垄断利益。因此，需要一种强有力的能超脱垄断利益之外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打破垄断。

　　制度保障十分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发展民间金融的一些细化政策好像尚未出台？

　　马津龙：是的。民间金融真正走向前台，一套严格的监管制度，合理公正的游戏规则，十分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一些民间金融行为，我国的刑法是否也有一些规定？

　　周庆春：民间金融有几条高压线，现在有五条高压线是碰不得的。第一条就是非法集资罪，第二条就是非法协助公众存款罪，第三条叫做非法套出信贷罪，第四条就是擅自成立金融组织罪，第五条就是洗钱罪。

　　改革宜早不宜迟

　　《瞭望东方周刊》：既然壁垒重重，推进民间金融发展的时机成熟了吗？

　　刘爱芬：李德水局长到温州调研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他强调国家把温州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对于这些越来越活跃的民间金融，政府采取的不再是只堵不疏，而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发挥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马津龙：改革宜早不宜迟。现在经济形势很好，许多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率也在降低，国家财政力量很宽裕，民营企业发展态势也不错，所以，要利用现在的大好时机，加速民间金融发展的进程。

　　《瞭望东方周刊》：从目前来看，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还是不少的，还需要进一步放宽吗？

　　周德文：许多民间资本确实可以参股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等，但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还是没有的。

　　马津龙：多数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股东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决策权，行长的委派还是地方政府说了算。这就像是清末一些近代工厂的“官督商办”模式，你说到了21世纪初期还这么搞，会不会不是优势互补而是劣势互补呢？-

　　●马津龙

　　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温州政策

　　研究室主任

　　●刘爱芬

　　温州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周德文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

　　●戴海东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周庆春

　　浙江浙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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