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二代移民犯罪调查：更趋于激进暴力化

　　与第一代相比，他们可能会更加趋于激进，诉求的简单化、暴力化和突发性将会更加突出

　　17岁的陆丰如今已经习惯了大墙内的生活，但他更向往大墙外自由的生活。倘若不是一年前的一念之差，他不会来到上海市少年管教所，而是继续在学校读书。

　　2005年里，像他这样来到上海市少年管教所的孩子，有485个。

　　上海市少年管教所是上海惟一收押未成年犯的监狱，从2003年末开始，收押的未成年犯人数迅速上升，2005年每月平均收押32人，是2002年月均收押的近三倍，比2004年增加近55%，创1996年以来新高。

　　“不仅人数增多，而且五年间在押犯结构明显发生倒置。2005年在押外省籍贯未成年犯占总人数的68%，涉及22个省市。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为6:4，但到了2005年的比例是7:3。”上海市少年管教所所长洪勇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16岁，他杀死了同学

　　2005年1月13日下午，陆丰和同学发生了冲突。陆丰说，对方当时很凶，一直在骂人，并且想打架。上完最后一节课，他们在楼下，相互问“打还是不打”。

　　“走到校门口时他说，‘那就打’，于是我放下书包说，‘打吧’，但是他没有动，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准备拿着书包走。这时他拿了一块砖头，走了两小步准备砸我。我从兜里拿出了弹簧刀，向他刺去，一共刺了三刀，最后不刺了，他说‘你惨了，我中了’。我拿起书包准备走，这时他开始流血，就倒下去了，我吓死了，全身发抖。

　　“我赶紧去拿自行车，这时已经有很多人围观，我叫住一辆车送他去医院，但他不肯。我又叫住了一辆黑色的车，拼命拍车窗，让司机帮忙送他去医院，司机点点头，我以为他会送他去医院的，我就回家了。我没想过他会死，最多刺到手臂，我真的没有想过他会死。

　　“回家后，母亲去买菜了，父亲已经被通知到学校，我和小工在店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父亲回来了，带我去了派出所。然后我被带到看守所，我一直像在梦中一样。1月28日我正式被捕，我才知道他死了。”那个孩子和父母来自湖北，父亲在一家涂料厂打工，一个月2000元，母亲打短工，一个月500元，他是家里惟一的儿子。

　　“这把弹簧刀是同学花10块钱买的，很漂亮，我第一天把它带到学校。”陆丰说。

　　17岁的陆丰是一个白净乖巧的少年。他说话时语速很慢、很平静，目光中有一种冷漠和迷茫。“我没有想过将来的事情。考大学，那是很遥远的事情，我肯定考不上。但我没有想过自己会犯罪，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现在还糊里糊涂的。”

　　在陆丰眼中，父亲一直很忙，很要面子，母亲没什么文化，他们都不会教育人。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发现父母其实是很关心我的。在法庭上，父亲开口说出15万元的赔偿金。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肯定是尽最大努力拿出了家里所有的钱。父母这么好，把我带到上海，供我上学，还倾力拿出这么多钱。现在他们每月都来看我，从来没有责怪过我。”

　　“上海不是我的家”

　　1989年2月，陆丰出生在河北沧州农村。父母1996年来上海做管道配件生意，他们在普陀区租了一个170平米的门面房，一楼是门面，阁楼是他和父母弟弟以及三个小工的起居地。

　　1998年，父母把陆丰接到上海。“上海很繁华。”他一直重复着这句话。10岁的陆丰开始进入民工子弟学校学习。

　　陆丰辗转呆过三所学校，都不太适应，最后进入育苗中小学校学习。他觉得那里是最好的，老师比家乡的老师更有学问，透着温文尔雅的气质，特别提到一位任姓老师，“她是我们校长请来的上海老师，非常亲切，对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不好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很平等。”

　　在上海生活整整六年的陆丰始终不觉得上海是他的家，“我的家在河北沧州，那里有我的爷爷，姑姑，还有去世的奶奶，我常常会想起那里的路、那里的房子，那里的一切都是我熟悉的。”

　　“我一直在民工子弟学校上学，不会讲上海话，朋友和同学都是外地的。我很羡慕上海同学，我也想去上海有名的学校上学，那里很大，都是很好的上海老师，像任老师一样。”他看着窗外，喃喃道。

　　像陆丰这样的少年，被社会学家称为第二代城市移民。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的父辈陆续来沪，并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通过各种努力站稳脚跟之后，便逐渐扩大生存基础，最终是让远在家乡的子女——他们的第二代来到城市，一同感受城市的生活，并希冀改变他们的人生。

　　“民工子女学校的这些孩子，物质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是大部分民工子女学校的师资情况令人担忧。这些老师大部分没有受过正规本科教育，很多是中学毕业，从安徽等地聘请而来，他们的工资很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于海曾经走访了几所民工子弟学校，并且为这些学生讲过课，“这些孩子很聪明，他们眼中充满灵气，可惜这些灵气会慢慢消失。”

　　“然而他们作为城市结构的新生组成部分，却不仅仅是生存意义上的融入城市，更在自我认同、生存方式乃至价值观等方面试图融入这座城市。”于海强调。

　　在随机调查的83名外省籍未成年犯中，有18人曾就读过民工子弟学校，所占比例为21.69%，这些少年来沪时间最长的14年，最短的半年，平均来沪时间为6.5年。他们的父母最长的来沪20年，最短的来沪也有3年，平均来沪时间为10.22年。

　　据统计，上海市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有357所，入学人数在20万左右。“这些孩子极容易发生认同危机。上海文化不认同他们，而更多的孩子从小就被带到上海，家乡对于他们是模糊的概念，自然也不会对家乡产生认同感。他们见到了上海的物质繁华，但是却融不进上海文化。他们受到同龄人的歧视，加上本身教育的不成功，缺乏归属感，成为无根的一群人。”于海表示。

　　长期从事心理矫治工作的上海市少管所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胡静雅也表示，这些孩子在心理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提速应对措施

　　2003年至2005年上半年，上海市某区少年法庭共受理少年刑事案件总数726件，其中外省市少年人数583人，本市少年784人，在绝对数上本市的少年人数大于前者，但是上海少年受到缓刑处理的有193人，而外省市少年所受到的非实刑人数却只有25人，相差近8倍。

　　肖建国认为，上海社区矫正工作成效显著，本市未成年犯罪得到一些控制，法院有条件判缓刑。但是外省籍未成年犯不具备矫正的条件，而且容易重新犯罪，法院也不会判缓刑，因此这部分人进入少年管教所的比例正在增加。

　　上海市少管所教育处主任胡骞骜也表示，非监禁刑的成立主要是以当前的户籍制度为基础的。法官在考虑具体案件的时候，总体是基于户籍标准，结合所处的社区环境、帮教力量等情况予以判决裁定的。外省市少年接受社区矫正的概率微乎其微。

　　据介绍，上海市少管所目前十分关注典型个案的收集和分析，以形成这一特殊群体的样本数据，对未成年犯警戒分类工作进行探索，实行有条件地原籍遣返服刑。

　　此外，洪勇强还认为，应研究新形势下外来人员的户籍准入、生存居住、基础卫生等实际问题的管理办法，加强对外省籍未成年人来沪期间被监护权益尤其是缺失状态下的研究和补位，加强社区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设。

　　“我们习惯于事事都以带有政府色彩的部门进行事务的运作，但是随着国际趋势的发展，一些非政府组织将会在各个领域逐渐体现其作用，包括对于罪犯的矫正工作、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犯的教育矫正的介入，将会逐渐呈现出增强的态势，需要我们予以充分的关注。”胡骞骜说。

　　于海教授也表示，这部分力量不可忽视。在浦东新区曾经关闭一些民工子弟学校，让这部分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但是他们在知识等方面明显差于上海市的孩子，而且容易受到上海学生的歧视。于是，有一些社工服务社来帮助他们补充知识和适应环境，收到较好效果。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在逐渐成年的过程中，能够比较好地接受主流的价值观并融入其中。”于海表示，应当充分重视第二代城市移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与第一代相比，他们可能会更加趋于激进，诉求的简单化、暴力化和突发性将会更加突出，并形成基于贫困的恶性循环。必须重点关注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完善体制外教育模式的管理；关注他们在城市化改革中的心理承受和宣泄方式，提供相应的心理诉求渠道；完善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吴芳兰/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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