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她们用40年寻找亲人

　　40年前，当苏锡常大上海地区的众多孩子因饥荒而被父母遗弃，面临饥饿威胁的时候，北方诸省及其社会救助机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演绎了一次当时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人口迁移。

　　从上海蜿蜒北向的铁路记载了他们生命的轨迹，这些孩子被参与救助的工作人员爱怜地称为：“上海孤儿”

　　□本报记者 曹筠武

　　曹荷娣在人群中，第一眼看到高素云的时候，先注意的是她的嘴角。“两个嘴角弯弯地往上翘，你看我，看我这几个妹妹，是不是都这样？”曹荷娣指着自己说。

　　2005年12月，无锡市福利院为来自山东的寻亲团组织了一场“寻亲会”，来自无锡松坟头村的曹家六姊妹一下全来了，她们希望能从中找到1960年因为饥荒被遗弃的妹妹。她们在人群中紧张地搜寻、比对着，直到老三曹荷娣找到了高素云。

　　人们围了上来，所有人都说她们很像，曹家姊妹开心地笑着，只有高素云紧张地低着头……

　　这样的场景，曹荷娣和高素云已期盼了许久，40多年前，中国面临的巨大的粮食饥荒，导致大量孩子被他们的家庭分离——1960年前后，他们被父母遗弃在城市，因为城市粮食匮乏，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他们一批批沿着蜿蜒向北的铁路，从上海被送到山东、河南、河北、内蒙等遥远的北方省份，安排到养父母家中。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踏上返回家乡的寻亲之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上海孤儿”。

　　“赤峰寻亲团”

　　白金丰8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上开往大连的客轮。在她生命的大部分时光里，上海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直到1998年，白金丰从赤峰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河北唐山孤儿返回上海寻亲的消息，原本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开始渐渐清晰起来。

　　“父母从来没有跟我谈到过我的身世，”白金丰说，“但是我从懂事起就知道自己是领养的，周围亲戚邻居都知道，这些话总会传到耳朵里来。”

　　养父母没有生育，他们对这个养女的疼爱，白金丰说“和亲生的没有什么两样”。

　　白金丰的养父母在1997年以前先后辞世，直到永远离开自己的女儿那天，两位老人也从没跟白金丰提过“领养”二字，但白金丰明白，“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不说出来是怕伤感情”。“要是养父母还在，我绝对不会寻亲”。白金丰说。

　　1998年，通过当地报纸的联系，赤峰20多个身世相仿的人聚到了一起。赤峰民政局还保留着他们当年被领养时简单的档案资料，在档案里，白金丰知道了自己来自哪里，也知道了自己在孤儿院时的名字：石行。

　　1999年，白金丰的赤峰寻亲团一行20多人南下上海，和白金丰一起的还有在赤峰市医院工作的郭泳利和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孙闻鸿。

　　郭泳利本打算一直瞒着养母，但当地的记者却无意中暴露了她寻亲的秘密。在和当地报纸联系之后，有记者拜访了郭泳利家。结果，记者对家里一张合影的冒昧提问——“老太太，哪个孩子是您收养的”惹恼了老人。当郭泳利和同为收养的弟弟进门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把记者往门外赶。记者见到她们回来，便指着弟弟问，“这个是收养的么？”老太太忙中出错：“不是这一个，不是这一个！”

　　想起当时的情景，郭泳利又好笑又有些心酸，“要不是疼我，老太太不会那么着急”。记者拜访之后，郭泳利每天都要把家里的报纸藏起来，以免老太太看见寻亲的新闻伤心。

　　20多个身世相同的人刚聚在一起，结果却显得有些尴尬，白金丰回忆起当时场景，若有所悟地自言自语，“没有人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直到有人提到了他们孩提时那次共同的北上之旅，气氛才逐渐热烈起来，他们好像刚刚发现自己原来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当年一起北上，一起被收养；如今再一起南下，一起寻找至亲，“我们越说越觉得有缘分，越说越觉得能找着亲人。”

　　在赤峰和上海两地民政局的协调下，上海市福利院接待了这些来访者。在福利院新楼的会议室里，院办公室主任告诉他们，当年的原始档案在“文革”中已烧毁了，如今福利院没有能力帮助他们寻找亲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除了游览外滩和南京路，白金丰在上海一无所获。返回内蒙后，她刚刚鼓起的信心也似乎消退了，“我们以为，除了我们这些人，没有别人再想着这件事了。”

　　直到一年以后，白金丰在电视上看到中央电视台《真情》节目，讲述了在唐山的上海孤儿寻亲的故事——江苏宜兴一位名叫吕顺芳的中年妇女，在看了上海当地电视台关于唐山寻亲团的报道后，觉得其中一个人很像自己当年被遗弃的妹妹，在

　　电视台的帮助下，她们开始书信往来，直到2000年，双方决定见面。

　　吕顺芳几十年来一直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妹妹。吕顺芳的妹妹是在1960年那个最难熬的4月里，被母亲带去上海的，从那以后吕顺芳就再也没有见过妹妹。

　　吕顺芳记得母亲在世时的一句话，“我以为这一辈子都吃不饱饭了，要是知道有一天总能吃上饱饭，当初就不会把雅芳送走。”

　　1980年代，当时在宜兴一家五金厂做业务员的吕顺芳出差到北京，那是她第一次到北方。在北京火车站人潮汹涌的广场上，她站在阶梯的高处，忽然觉得被送到北方的妹妹，就在这人群之中。

　　2000年的时候，吕顺芳觉得自己的妹妹就要回来了，中央电视台给她们做了亲子鉴定，并把她们请到北京，要在现场录制节目时公布鉴定结果。吕家人集体出动来到中央电视台的录制现场，1998年的唐山寻亲团也被邀请到了现场。而

　　此刻，远在千里之外的白金丰们，也齐刷刷集体坐在电视机前，仿佛自己的身世即将揭晓一样。

　　在电视机前等待的，还有无锡松坟头村的曹荷娣一家，曹家一共生了7个女儿，被送走的是老六。事实上，吕顺芳认亲的消息，在宜兴无锡一带已经广为传播，很多当年送走过孩子的家庭，在这一个晚上，不约而同地坐在了电视机前。

　　但鉴定结果最终否定了吕家人和那个唐山寻亲者的亲缘关系。在现场，吕顺芳的哥哥、弟弟，还有唐山寻亲团的许多成员失声痛哭，吕顺芳却在忙着安慰别人。“我这个人比较刚强，我的态度就是找不到继续找，总归能找到。”唐山人围在吕

　　顺芳的周围，都把吕顺芳叫大姐，恳求吕顺芳在宜兴帮助他们寻找自己身世的线索，吕顺芳在电视摄像机前答应了他们。

　　节目播出后，宜兴有许多人找到了吕顺芳，请求吕顺芳帮助他们寻找自家当年送走的孩子，几乎每一个拜访者都会讲一段辛酸往事，惹来哭声一片。吕顺芳的丈夫说，那个时候，家里“天天有人来，他们哭，吕顺芳也跟着哭，我们家里人听着听着也一起哭”。

　　在赤峰收看节目的白金丰也记住了这个小个子却面容坚强的中年妇女。几天之后，白金丰就把赤峰寻亲团的求助信寄到了宜兴；和白金丰一样，内蒙、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等地收看到这档节目的寻亲者们，也通过各种办法找到了吕顺芳。

　　吕顺芳“寻亲大姐”的称呼也在无数寻亲者中间不胫而走。

　　“寻亲中继站”

　　在电视上露面之后，吕顺芳收到的各种求助信和资料越来越多。宜兴周边农村当年遗弃过孩子的家庭在到吕家求助的时候，也会顺便查询一下吕顺芳这里的来信，时间长了，吕顺芳家慢慢变成了南北方寻亲的中继站。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白金丰和郭泳利等人把自己能找到的资料都寄给了吕顺芳，吕顺芳也不断拿着她们的资料进行排查，并把得到的任何一点进展反馈给她们。在经过一年的这种“纸上寻找”之后，她们终于圈定了大致的对象，吕顺芳和白金丰她们觉得可以进行面对面相认了。于是，在上海之行的一年后，白金丰等人来到宜兴。

　　按照先前拟定的“疑似名单”，吕顺芳带着赤峰的来访者们开始在宜兴周边一家一家的探访。在宜兴市宜城镇边庄村，吕顺芳带着白金丰走进了村委会主任姚荣军家的院子。在姚家早已等待好的一大家人面前，白金丰突然有些畏缩，“就好像盼了很久，又希望是这里，又没准备好一下子就找到一样”，白金丰回忆说。

　　姚家人围着白金丰，像观察一件丢失已久的名贵瓷器一样，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之后，姚家人开始兴奋起来，姚荣军把自己的一个妹妹推到了面前和白金丰站在一起，周围围观的人群立即爆发出激动的赞叹声——“她们俩实在长得太像了。”

　　姚家父亲1960年代在上海做裁缝，当年就是他把自己的女儿遗弃在上海福利院门前；再核对生辰年月，基本符合；最后他们去医院验血，都是B型。白金丰提出，是不是再做个亲子鉴定，在医院里，姚家人纷纷面带笑容地否决了这个提议，“不用了，就是你了，肯定就是了！”

　　随后一家人赶回边庄村，姚家在自己院子里大宴宾客，白金丰被安排坐在姚家父母边，四个兄弟围坐旁边，幸福中的白金丰依然还有点紧张，“家里人说话我都听不懂，他们总是自己说一遍，再抢着翻译给我听”。

　　白金丰记得，席间，姚家母亲突然放下碗筷，叹着气说了一句话，父亲和兄弟姐妹们都跟着安静了下来。白金丰有些紧张，她不知道母亲说的是什么，她求助式的望着姊妹们，大家看着她却并不答话，眼睛里都有亮晶晶的东西。

　　吕顺芳赶紧帮忙翻译：“你妈妈说，找到女儿了，这下死了也能闭眼了。”在那一刻，白金丰终于感到，在被遗弃40年之后，她再一次完完全全地融入了这个家庭。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白金丰一样好运，郭泳利、孙闻鸿和赤峰寻亲团中的大部分人，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吕顺芳安慰他们，当年苏锡常一带都把孩子往上海送，上海孤儿院里有来自长三角各地的弃儿，宜兴找不到，还可以今后慢慢在周边找。

　　最近5年，吕家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新的求助信，也陆续有各地的寻亲人群来到宜兴希望能够从她那里得到线索。而且，吕顺芳的努力也没有白费，5年中，她帮助近百名寻亲者实现了团聚的梦想。现在，吕顺芳家的二层小楼几乎已经成了“上海孤儿”找到亲人的最后依靠。

　　所有来信，吕顺芳都舍不得扔，她把它们分类整理成册，珍藏在自己家中，她觉得这些都是亲人团聚的希望，“再说，说不定哪天我妹妹雅芳的信也会寄过来了”。

　　情牵两地

　　2002年5月7日，在短暂团聚之后，尽管家人一再挽留，白金丰还是和寻亲团一起返回了内蒙。“这边是我的家有我的亲人，赤峰那边也是我的家，丈夫孩子都在那里。”白金丰说。

　　2003年春节，白金丰带着丈夫孩子回到宜兴，与其他女儿回娘家一样，和姚家一起过完春节，再返回了赤峰。宜兴姚家的人劝说过白金丰把家搬过来，但白金丰婉拒了。在这些年中，逢年过节，白金丰都会和姚家电话往来，一如一个远嫁的女儿。

　　在宜兴的时候，姚家天天摆出丰盛的筵席款待白金丰一家，按照姚家人的说法，当年没饭吃才把白金丰送走，如今最好的饭菜也难以弥补。白金丰对笋尖和水芹菜印象尤为深刻，内蒙没有这两种蔬菜，白金丰觉得非常可口，丈夫和孩子却都吃不习惯。姚家人对此感叹，“真是我们家的人，吃饭口味都一样”；白金丰却开始担心丈夫和孩子在宜兴呆久了不习惯。

　　“咋说呢，找到了他们，心里头这个念想也就算有归宿了，”白金丰说，“其他的也不求啥了。”白金丰如今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养父母一直视她如己出，自己在赤峰顺利的念书，找工作，组建了一个和睦的家庭，现在又找到了南

　　方的亲人，白金丰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了。

　　可能惟一改变的是，白金丰如今在填写户籍文件时，民族一栏仍然写着蒙族，籍贯一栏却填写了上海。

　　和大多数还没有找到亲人的“上海孤儿”一样，郭泳利和孙闻鸿则更加企盼认亲那一天的到来。对于认亲之后，郭泳利和孙闻鸿却没有怎么考虑过，在郭泳利看来，“就希望抱着哭一顿，心里有了这么个亲人了，怎么都够了。”

　　孙闻鸿则完全理解当年亲生父母的苦衷，“送掉我们是给我们找活路”。孙闻鸿的看法，代表了绝大多数寻亲者的心思。吕顺芳说，“如找到我妹妹，要是现在过得好那当然好，过得不好，我们兄弟姊妹谁都愿意帮她。”

　　吕顺芳如今更多的是通过举办寻亲大会的方式来帮助南北两边的寻亲者相认。找她的人越来越多，吕顺芳干脆决定以后每年定好几个日期，在地方福利系统和媒体的帮助下，分别联系各地的寻亲者，召开寻亲大会。作为寻亲会的召集人，吕顺芳和以往帮助寻亲者一样，完全是“义务劳动”。

　　在吕顺芳的日程安排表上，2006年3月底，来自山东烟台的寻亲团将在宜兴举行寻亲会；五一长假期间，来自北方几省和苏锡常周边地区数量庞大的寻亲者，将在无锡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寻亲大会。

　　吕顺芳如今最希望的，是寻亲能够得到“国家的重视”。“如果档案、民政和福利部门更加配合我们，更多的人就会找到亲人，”吕顺芳说，“当年的实际情况造成了这么多孤儿，国家那时候关心他们，给他们找到了养父母；希望现在还能帮助他们，再找到自己的亲人。”

　　就在前几天，吕顺芳得到消息，亲子鉴定的结果，否定了第一次寻亲会上相认的曹家姐妹和山东的高素云之间的亲缘关系。吕顺芳安慰有些失望的曹家姐妹，“找不到再找，总归能找到的”。6年前，当吕顺芳第一次寻找自己的妹妹失败时，她也曾用一样的话安慰过自己。 ：南方周末

　　向北之路 　

　　1960年，周恩来指示：“抓紧时间，先把孩子接过来再说”

　　1960年前后，陈素英是无锡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在她的记忆里，仿佛是一夜之间，福利院就变得拥挤不堪。

　　“福利院周围每天都有被丢弃的婴儿，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也不断送来捡到的孩子……”2005年12月，一个山东寻亲团在无锡的寻亲会，让77岁的陈素英老人一下子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

　　出现这种情况的又岂止无锡。迅速增加的弃儿，令江浙一带许多城市的福利院一瞬间就感受到了人口膨胀的压力。当这股洪流最终汇向上海，上海的福利院也随即人满为患，而弃儿仍在上海街头不断出现。

　　“送到上海就能吃饱饭了”

　　“把小孩送到上海去，上海有饭吃！”1960年春天，11岁的吕顺芳第一次听见村里的大人这么议论。

　　1960年，春荒。粮食的匮乏超出了农民能承受的极限。吕顺芳家有四个孩子，父亲远在80公里外的采石场工作，家中只有母亲、奶奶算两个整劳力能够从公社获得每人每天六两的稻谷，六两稻碾出米也就四两二钱。母亲每餐用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的小碗盛米，加上一大锅野菜，熬成糊糊，就是一家人的食物。

　　吕顺芳的小妹只有两岁，却不懂得正在发生的一切，她总是把碗里难以下咽的野菜挑出来扔掉。吕顺芳的母亲叹气： “全家人的米也不够你吃，只能把你送掉了。”

　　吕顺芳和弟弟听到这话，几乎是立刻跳了起来：“把我们送掉吧，把我们送到上海去！”吕顺芳记得，她还对母亲说：“我认识路，长大了还能再跑回来！”

　　“这是当时心里最真实的想法，送到上海就能吃饱饭了。”在吕顺芳述说过去的时候，也不由得叹了口气。

　　4月的一个早晨，母亲带着小妹，先乘船到了常州，再转乘火车到上海，在火车站附近，母亲给妹妹买了一块麻饼，一个人回了宜兴。

　　半个月后，吕顺芳的父亲从采石场回家，得知小女儿被送走的消息勃然大怒，母亲被骂进厨房痛哭。然而，在厨房里，当父亲在灶台上看到母亲为自己准备的食物——一碗泛着绿光，几乎就是用青草熬成的糊糊，11岁的吕顺芳在记忆中第一次看见父亲掉了泪，这个曾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流过血的汉子，端着那碗青草糊糊，哭得像个孩子。

　　“收一个，活一个”

　　1959年底，上海、无锡、常州等地几十个孤儿院已经聚集了3000余名孤儿。而1960年初的情况更加严重 ——仅上海育婴堂头两个多月收集的弃儿就有6500多名，9倍于1959年第四季度。这些孩子普遍营养不良。

　　人们相信，上海会有饭吃的。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上海也快断粮了。1960年五六月间，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而在6月6日发出的《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清楚地表明，这三个城市的存粮，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无库存。

　　上海已无法养活越来越多的弃儿，这一情况被反映给了当时的全国妇联主任康克清。

　　康克清立即面见周恩来，请求从内蒙调运一批奶粉救急。周恩来指示：“找乌兰夫商量，乌兰夫是解决困难的能手。 ”

　　随后，康克清找到了赴京开会的乌兰夫，乌兰夫答应回内蒙想办法。

　　回到内蒙，乌兰夫立刻召开党委会，在会上，自治区副书记吉雅泰建议，把孤儿接到内蒙，由牧民抚养。乌兰夫将这个想法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的指示只有一句，却显得很急迫：“抓紧时间，先把孩子接过来再说。”

　　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的朱明辉曾撰文回忆，1959年12月，乌兰夫布置自治区民政厅和卫生厅抽调人员组成相关机构，由朱明辉具体负责，统一协调孤儿接运事务。

　　整个内蒙的卫生系统被动员起来，自治区医院，呼市医院及各盟医院，都专门腾出房子和床位，准备了婴幼儿童生活用品食品及药品，一批保育员也被紧急聘请。

　　1960年初，第一批上海孤儿被跨越千里送到内蒙古医院和呼市医院。一直到1963年，内蒙古一共接收了约3000 名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孤儿，成为安置上海孤儿最多的北方省份。

　　在内蒙古档案馆现存的一份《关于1960年移入婴儿计划的请示》中，自治区卫生厅介绍，“确定1960年移入儿童的任务是2000名”；“计划新建大型育婴院五处，每所收容200名”；兴建育婴院及运转费用“总计1500840 元”，卫生厅仅能抽出“15万至20万元”，“需自治区党委解决1300840元”。在后来的批复中，乌兰夫批示要“ 收一个，活一个”。

　　只有北向，才是生路

　　1960年4月，包头市接运人员首先从上海接走了第一批100名孤儿。铁路系统被指示给予最大的配合：拨出专门车厢，接运队伍4人购买一张车票，路途中由列车供应饮食。现存的资料显示，当时自治区各盟还纷纷抢先到上海、常州一带接运孤儿。

　　现年70岁的吴全英是当年无锡市孤儿院的保育员，1963年，她曾跟车护送过100多个弃儿。吴全英回忆说，出发前，要给婴儿们准备牛奶、米糕和奶粉；工作人员自己则准备了两麻袋大饼。吴全英解释说，“大饼很填肚子，买起来还不费粮票”。当年的这两袋大饼，就是由跟车工作人员中最年轻的吴全英背上列车的。

　　吴全英回忆，在1963年前后，她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北送孤儿。省民政部门负责和北方各省民政福利系统协调，一旦定好一个城市，就立即通知福利院准备出发。福利院里专门安装了一台电话，随时听候通知。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吴全英还跟车去过河北邯郸、河南安阳等多个城市。

　　到内蒙一般要花四五天，100多个孩子的尿布洗晒成了大问题。接运人员找列车长特别调拨清水，而洗出来的尿布就花花绿绿地挂在车厢的走廊里，列车上的服务员听说了，纷纷嘻嘻哈哈地来看热闹。

　　而对于来自内蒙的接运人员来说，问题还包括语言的不通。除了不会说话的婴儿，保育员们开始总是弄不懂孩子们的江浙方言，只能半猜半手势地交流。最初几天，车厢里的孩子经常哇哇大哭，保育员急得团团转，却不知道孩子是饿了，还是渴了。

　　尽管交流不通，来自南方的孤儿们仍然得到了内蒙保育员们最大的关爱。这些虽然瘦小，却生着典型的江南人清秀面孔白皙皮肤的孩子，令内蒙的保育阿姨们疼爱不已。《人民日报》在关于北送孤儿的一篇报道中曾记述，为了给孤儿们调理身体，海拉尔孤儿院的保育员们给孩子们服用珍贵的蒙药灵芝丸，因为害怕蒙药会让江南的白皮肤变黑，医生们甚至想出了和水解蛋白一起服用的方法。

　　在内蒙，收养孤儿的工作随即开始展开。按照规定，收养人必须接受当地公安、妇联和居委会的调查，确信具有抚养孤儿的能力和条件之后，才发给收养介绍信。被送到赤峰的白金丰、郭泳利，正是因此进入了条件相当不错的家庭。

　　从1963年前后开始，仿效送往内蒙的先例，苏锡常一带的弃儿开始大规模送往北方。山东、河南、河北，甚至山西、陕西，凡是铁路线向北延伸的所及，都留下了这些弃儿的痕迹。

　　今天已经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北送的弃儿究竟有多少，他们的分布情况究竟怎样。

　　当年在无锡市孤儿院工作的吴全英也已记不清他们孤儿院送走了多少孤儿。她只记得，粮食短缺情况直到1964年前后才得以缓解，北送也从那时候停了下来。吴全英说，那时，他们只是“尽量送，能送走多少就送走多少”，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这些孩子只有向北，才是生路。

　　而40年后，他们一起开始南下。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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