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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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当前改革的失误与公众参与的缺失有关，如果有些改革措施在设计之初就有公众的参与、社会的讨论，就不会出现一些需要反思的结果。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有些问题很不公正，是因为国有资产所有权谁来代表这个问题还没有在立法层面解决。要实现具体参与的问题，关键就是建立规则。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加大，全社会特别是政府，应该去推动和完善这些制度。知识精英与公共媒体要采取宽容的态度，在社会有重大利益调整之时，需要把社会各种不同意见的声音发出来。
我的第一个看法就是当前改革的失误与公众参与的缺失有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也好，问题也好，原因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但在我看来公众参与的缺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有些改革的具体措施在设计之初就有公众的参与、社会的讨论，就不会出现一些需要反思的结果。有人曾经问我说，医疗改革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说医疗改革就在于改革方案缺少人大会议的讨论，少数部门拍板就决定了，这样出现问题是必然的。人大工作不应只是一般地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长远规划，也要讨论具体领域的改革方案。
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例子，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有些问题是很不公正的，国有资产被内部人分掉了而职工没有相应的补偿，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是因为国有资产所有权谁来代表这个问题还没有在立法层面解决。国有资产应该是各级人大来代表行使所有权，而不是政府部门，只有所有权由人大代表行使才能从程序上解决处分国有财产分的程序公正的问题。按照人民主权的原则，人民主权是由代议机构来代表的，这个代表就是人大代表，大家都承认，在资产方面为什么就不是这样了？在我们国家，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成了政府部门来代表，宪法规定了行政首长负责制，政府代表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就意味着政府有权处理国有资产，而从宪政原则来讲，全民所有资产应当是由代议机构来代表的。资产所有权也好，使用的物权也好，在法律上是分成了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它最终是讲处理这个财产的权利。人大机关有权最终决定国有资产的处分，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关键在于要处理这些财产的时候，特别是涉及到产权变更时就必须要通过议会讨论决定，具体的操作由政府部门来执行。代议机构怎么样才能有效地行使这个资产所有代表权，不是让它进行日常管理，也不是让它收益使用，而是在最终处分国有资产时有一个必经的公开程序。如果国有资产的处分都必须经过一个公开充分的讨论，能够听取涉及到的各个利益群体的意见，可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就可以避免，关于这项改革的争议就少了许多。
第二点就涉及到怎么来实现具体参与的问题，关键就是要建立规则。这个规则不是一般的规则而是很具体的规则，公众参与体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现在我们要把公众参与具体化就需要有具体的参与规则。我们在立法的层面上已经有了公众参与，开始了这个过程，在行政决策上也应当有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一些具体的规划决策层面上，一个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层面上，二者都可以实现公众参与。决策的层面上的计划规划，具体的公众参与例如现在实行的价格听政制度；具体的行政行为方面，比如具体干一个事情的时候，甚至具体到要建一个公共设施，象很多地方搞的大型广场，应该也有公众参与来讨论。
具体来讲，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规划就需要公众参与，现在出现的拆迁问题，出现城市道路发展的问题，但在规划时整个城市的居民没有权力去参与发言。城市化发展就要涉及拆迁，拆哪些房子怎么改造这些地方，使得这些地方的交通能够适合社区公众这个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如果没有公众参与就会出现缺失。美国奥特兰市一个城市规划就是通过公众参与决定下来的，规划需要怎么建立，分几个步骤，多少个环节，每一个环节拿出方案以后经过多少人讨论经过多少听政会一套很具体的规定。最后结果出来后就是大家最满意的结果，通过公众参与来决定就把我们在城市改造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这个就是参与程序具体化了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机制。
我觉得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中也可以真正发挥这个作用。这两年人大政协两会越来越活跃，我知道有一些律师，有一些NGO组织，也有一些记者在起草一些法律议案通过人大代表来提出，这不就是变化吗，要正视和承认这种社会利益集团对决策的的影响。这应该当成一个好事，越来越多的人代表站出来在网站上征求议见，这就是在征求互动，应该重视和加强这个互动。
另外我觉得应该加上一点的就是知识精英与公共媒体，在公众参与中这个是要担负起重要责任的。因为在实现公众参与具体的途径时，老百姓个体的力量毕竟还有缺陷，需要给弱势群体以组织，组织起来才可以跟强势的群体对话。我觉得知识精英与公共媒体要采取一个宽容的态度，在改革过程当中，在社会有重大利益调整之时，我们需要有一种比较多元的媒体代表各种不同的这种声音来说话，能够把社会的这种声音发出来。
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确实出现了公众参与的迹象，参与的范围广度和深度正在不断加大，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渐进过程。我们现在要加强的就是行政决策的听政和基层的公众参与，包括基层选举竞争机制，使得公众能直接参与到政权组织来参与管理，农村的村委会自治就是这样的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全社会特别是政府，应该去推动和完善这些制度，把非制度化的东西植入到制度里面去，把法律程序完善，以保证这个参与是健康的，使得这些公众参与能够落实到位，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在这里，政府支持不支持公众参与承担着更重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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