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雨迅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要依托一定的经济基础，更要建立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自然与人际关系，从而真正实现政通人和。其中人与人是否和谐对建设和谐社会带有根本性。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仅广泛存
在于微观世界，有时也会因为矛盾主体的身份地位的特殊影响到宏观世界。领导干部如何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荣誉，对建设和谐社会尤其重要。对此，我们的祖先曾经给我们留下过丰厚的精神遗产，这里顺手拈出几条。
老子主张弘扬“不争之德”。老子所说的“不争”，不是那种放弃一切的消极遁世思想，他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认为有了不争之德，就可以防止失败，不争反而更有利于获胜。所以他又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以与人无争而立于不败之地。这既是老子以柔克刚思想的体现，又表达了一种人格力量。后来，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林则徐的 “无欲则刚”等其实与老子的“不争之德” 都是一脉相承的。
不要“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春秋时代有一个叫介之推的人，他在骊姬之乱时，跟随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异国他乡长达19年。此间，他们饱经磨难，有一次介之推竟然割下自己大腿的肉给重耳充饥。后来，重耳终于回到晋国当上了国君，就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晋文公把所有跟他逃难的人都封了大官，唯独忘了介之推。当时晋国国势很盛，以介之推的忠心与功劳，若要谋求高官厚禄，应当是举手之劳的事。介之推却说，重耳成为国君完全是天意，自己没有什么功劳，他还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于是，介之推携老母归隐山中，最后被火烧死。相传晋国将清明节的前一天定为“寒食节”，大家都不动烟火，只吃冷食，以纪念被火烧死的介之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是司马迁为赞扬飞将军李广的功绩，为我们留下的名言。它谕示后人，只要为人真诚，严于律已，并作出相应的贡献，就自然会感动别人，受到人们的敬仰。司马迁提倡的不仅是一种人生哲学，更是一种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
古往今来，许多为国家、民族和人类文明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都具有淡薄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和面壁十年、刻苦钻研的精神。刚刚去世的“当代毕升”王选，身为助教，住着仅11平方米的房子，面对各种困难和种种非议，却一如既往、义无反顾地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以王选为代表的许多优秀中华儿女的高风亮节，很好地诠释了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每当宣传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经济发展成就时，我们总爱把功劳归于其主要领导，忽视了“天时地利人和”所起的主要作用。甚至“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也渐渐与普通劳动者无缘了。有些领导干部从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发展到心理失衡，以至把“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视为理所当然，常常以人民的功臣自居，最终堕为人民的罪人。近年来，国有企业党政一把手、单位一二把手之间甚至一些同级干部之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与纠葛。从表面上看，争执的双方似乎都是为了工作，只是政见或工作方法不同。有人甚至对自己不择手段争权夺利的行为加以美化，声称那是为了在更高层面上、更大程度上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其实职位的高低与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古今中外许多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有许多身居高位者却碌碌无为一事无成。优秀人才应该时刻防止自己禁不住世俗利益的诱惑，由前者蜕变为后者。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那些不择手段的争权者终极动机大都为了谋利。韩非子针对尧舜主动禅让帝位，后人却争做县令的现象，一语道破是出于利益驱动。原来尧舜为帝时比后来的县令要辛劳得多，而享有的福利却不如后者。由此可见，什么时候我们的公共权力所伴生的利益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那么官场上的恶性竞争才有可能真正转变为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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