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力量到底有多硬？

　　五千年文明并未能让中国在全球软实力竞争中占据上风，在全球文化产业体系中，我们是绝对的被动方、接受者与弱势群体。

　　国学

　　孔子学院的文化期待

　　曾经身为牛童和仓库管理员的孔子也和塞万提斯与哥德一起，因为具备文化教育的象征意义而被选为形象代言人，试图用圣人声望向世界推展汉语及其背后广博的文化内涵。

　　2月24日，北京语言大学与日本北陆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协议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北陆大学孔子学院是在日本落户的第三所孔子学院，也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设立的第42所孔子学院。国家“汉办”副主任马箭飞表示，还有将近40个合作意向正在协商之中，距离在全球建立100所“孔院”的目标越来越近。

　　马箭飞强调孔子学院并非盈利组织，所有的启动经费均由中方投资，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教材一类的软资源建设。对方会提供校舍、办公地点、教学用具等。就目前而言，孔子学院的融资相当有限，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拨款。马箭飞坦言孔子学院在3到5年的时间内很难获取经济回报，需要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但相对于欧美的语言推广机构每年几十亿的预算，目前孔子学院每年从国家获得投入仅有7000万人民币，投入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引进中外企业参与建院的计划正在商讨之中，马箭飞希望这项举措能够缓解资金上的压力。事实上，“汉办”也在积极推出一些和孔子学院相关的产品，一套名为“长城汉语”的软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销售额。

　　孔子学院的建立速度与世界范围内正在发力的汉语热同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曾经被称为“天书”的汉语：在美国，已有2500所中小学提出要开设中文课程，而目前，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小学只有200多所。在印尼，教育部门计划到2007年，在全国8000多所中学逐步开设中文课程。在韩国，目前开设中文课程和专业的大学已有347所。韩国教育部表示，到2007年，将在中小学普遍开设汉语课程。德国人则将中文课程制定为中学会考科目。马箭飞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汉语正在成为重要的商业语言，它的使用价值和潜在价值在逐渐显现。法国“促进机会平等”部长阿隆索曾就巴黎骚乱与解决贫困郊区的社会问题开出了中国药方：政府应该在贫穷地区的高中，特别是那些条件困难的高中，大量投资开设中文课程。他认为，“5年以后，中文将成为职场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如果我们今天开始大规模地教授中文，今天15岁的青少年到了25岁的时候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到那时他们找工作不会有任何问题。”这与巴黎街头的广告传达的是同一种意思——“学汉语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

　　掌握汉语，对于外来者而言是进入中国商业世界的通行证，而对于中国，马箭飞坦言希望能让汉语成为世界主流，在他看来，语言的交流往往会带来意外的收获，有可能突进到科技、文化和意识领域，这让人们有更多期许。“汉办”的工作正在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同，中国商务部计划将部分项目向汉语教学方面倾斜，商务部发言人崇泉表示，中国商品要走向世界，缺乏语言的支撑很难实现。

　　而现在摆在孔子学院面前的难题是，随着汉语热的升温，“汉语师源荒”变得格外醒目。目前中国获得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的约3000人，国内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共计约6000人，但海外的汉语学习者已将近4000万人，远非现有师源所能满足。一项“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已经开始实施，“汉办”列出的志愿者申请条件相当宽松：年龄在65岁以下，有奉献精神，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马箭飞寄望能有足够多的志愿者奔赴世界各地，出现在需要汉语的地方。 (文/胡尧熙)

　　图书

　　引进10本，输出1本

　　引进版图书长驱直入，中国出版业缺的不只是想法，还有办法。

　　2005年7月16日中国与全球同步首发《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英文原版的火爆场面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在北京、上海都创下单日销售的最高纪录，售出的速度“就像发牌一样”。在读者欢欣鼓舞于能在第一时间与世界同步的同时，出版业界却面临着本版图书无论在品种、数量、销售量和受欢迎程度上都不敌引进版图书的尴尬：在开卷公布的2006年1月全国少儿畅销书排行榜上，哈利·波特系列的6部作品分别占据前三甲及第五、第七、第八的位置，而该系列过百万的销售量、过亿的销售码洋，也是本地图书所无法企及的。

　　而图书版权输入与输出所存在的严重逆差，更是出版业主事者的心中隐痛。全国政协委员、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今年的“两会”上以图书为例指出文化逆差程度之严重，他的论据是：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的逆差约为10：1，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2004年，我国通过出版社引进图书版权10040项，通过出版社输出版权仅1314项。其中，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694种，输出22种。 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一数据背后还有着更发人深省的内容：从输出地区看，港台、东南亚地区占据了版权输出70%的市场；从输出内容看，主要集中在中医、武术和古典文学等中国传统文化及汉语学习、普及性中国读本上，而引进品种则覆盖了从科技、IT到经管、人文社科，乃至文学、生活等多种领域。比如以往由本土作家一统江山的青春文学领域，也在2003年被韩国的可爱淘成功攻陷。

　　中国书业与世界的正式接轨始于1992年，那一年中国颁布《著作权法》，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两个国际性版权公约。1996年之后版权输入以每年增长5成的速度递增，但版权输出却既没有想法，也没有办法。在出版业者看来，这是语言障碍、国家实力、文化差异以及业界积弊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同心出版社总编辑解玺璋的说法是：“中国图书不是想不想输出的问题，而是人家想不想要的问题，是东西文化的问题。”曾策划过《北京娃娃》、《草样年华》，并成功卖出其海外版权的图书策划人沈浩波在谈到操作版权输出的体会时，就是一个字：难。最难的就是中国当代作家很难被西方主流市场认可，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文学才能弱；中国的新锐文化也跟西方主流文化有差距。而这些差距是不能通过市场运作来弥补的，同时市场运作的成本也太高。他说《北京娃娃》引起海外注意，还是跟外国人对中国当代女性的猎奇心理有关，这种猎奇其实在卫慧的《上海宝贝》那里已经开始了，也因此《上海宝贝》得到了西方市场的认可。“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女性其实有着根深蒂固的看法，乍一看到像卫慧那样的，多热闹啊，所以很好奇。”不过，他也说，这样的热闹可一不可再，西方出版业者在判断一本书是否值得购买时，首要标准就是国际性。

　　在引进版权可以保证获取利润，而输出版权由于运作成本高、信息沟通不畅等因素导致风险巨大的对比之下，业界“只进不出”的现象也就日趋严重。作为应对措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实施了资助国外出版机构出版中国图书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事实上，这个项目跟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还有着不解之缘。1999年，国务院新闻办在法国办巴黎中国文化周时，赵启正就有过希望法方出版关于中国的图书，由中方资助翻译费的承诺；这个动议2003年开始启动，首批资助出版的70种法文版中国图书在2004年的法国图书沙龙受到欢迎，直接促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成型。据报道，2006年用于资助出版的资金将不少于1000万元。

　　有业界人士认为，这个计划的出台，确实能够鼓励激发国际出版商出版中国图书，但贸易逆差问题并不能因此而很快得到解决。前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沈仁干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对我们西化，我们也可以‘东化’他们”。出发点是不错，不过这个“东化”的过程还长着呢。 (文/谭山山)

　　艺术

　　“中国牌”的逃逸与回归

　　中国艺术品牌的身份如此可疑。但那些致力于兜售作品的艺术家们，既没有为是否能表现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与民族特色而犹豫，也没有为是否满足了国际买家们对异国情调阅读快感的需求而踌躇。

　　评估中国艺术在世界市场的销售业绩是困难的。是看深圳大芬村的油画出口总量，还是看北京宋庄艺术家们的海外经历？是看苏富比拍卖古董级国画的成交金额，还是看85“新潮美术”陈列在国外画廊里的价格标签？

　　梳理中国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输出成果更是困难的。从古老的出现在古希腊文里的东方神秘主义形象，到公元六世纪就开始输送到欧洲的丝绸与陶器，到敦煌石窟里用化学胶布“移”到欧洲博物馆里的壁画，再到长年旅居国外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中国与世界的艺术“交流”，经历着传说、贸易、掠夺与逃逸的不同过程。

　　叶永青说，他很喜欢于连在《红与黑》里的一句话，“我永远都不能原谅那些一辈子都没有离开故乡的那些人”。而当代中国艺术家所逃离的，不仅是困苦的生活环境和荒芜的艺术市场，在艺术观中刻意地区分“Invented in ancient China”(旧中国造)与“Invented in 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造)，是他们逃离旧文化的制约进入全新国际舞台的号角。

　　1980年代初，威尼斯双年展盛情邀请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参展。官方深思熟虑精挑细选，力求把富含中国人民聪明才智和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展示给世界人民。于是，1980年，中国送去了剪纸，1982年，换成了刺绣，1984年，以新锐闻名的威尼斯双年展收回了向中国伸出的橄榄枝。

　　在以刺绣参展后的第11年，即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上，栗宪庭率领王广义、方力钧和刘炜等艺术家以民间身份参展，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人眼中的刻板印象才得以改变。国际策展人史泽曼在1999年策划威尼斯双年展时，以占全部参展艺术家1/5的比例邀请了二十多位中国艺术家，人数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意大利。西方艺术界惊呼：“中国被重新发现了。”这一年蔡国强更获得“威尼斯双年展大奖”。之后，方力钧以光头泼皮闻名的“玩世现实主义”开始为世界熟知，王广义的“文革”式政治招贴和徐冰的“新汉字”也迅速获得国际买家的好感，他们的作品也开始在世界级画廊里明码标价。

　　而与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市场上逐渐站稳脚跟相反的是，这些被冠以前卫或者先锋的艺术品和艺术家，因对传统文化的背弃和对西方艺术的膜拜，在国内几乎遭到了口径一致的口诛笔伐。艺术理论界的声音展示了当代艺术的困境——纯粹模仿西方艺术的表达形式会沦为箭垛，而在先锋的艺术形式里偷打“中国牌”，又会被斥为“唐人街的地摊文化”(王南溟语)。

　　画家邱志杰这样概括艺术品里的“中国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想象主要来自唐人街所浓缩的那些生动的标本，它包含了从周易、禅宗、八卦、风水、中药、功夫、京剧、书法到舞狮舞龙这样一整套传统生活方式的道具和仪轨，雅俗精粗无所不包。政治化的中国牌主要基于对于红色中国的政治想象，它包含了‘文革’记忆，伴随着压抑假说的人权叙事和民主叙事，掺合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意与对于东方君主制传统的无奈。1990年代中期以来，旅游者和投资者们共同发现的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它经常被叙述为狂热的发展和建设，以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繁荣和上海的摩天大楼崇拜为例证，它有时结合了对于传统中国想象之丧失的一种痛心疾首，就像我们在荣荣的废墟照片和尹秀珍的装置里经常看到的那样，它有时表现成挽救那正在遭受破坏的香格里拉的环保意识，有时则更加恶意地结合了由来已久的‘黄祸’的观念，表现出对中国的发展的恐惧。”而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生长，就如方力钧充满疑惑地问：“如何贩卖文化？发扬文化？”继而十分肯定地说：“不用发扬，存在就好了！”

　　2002年，汉学家提尔曼·斯宾格勒博士来到北京远郊的艺术家聚集地——宋庄，在那个远离城市文明的地方，每一位画家都雄心勃勃地怀着青岛啤酒式“誉满全球”的梦想。斯宾格勒在他的见闻录末尾留下了中国艺术家说的一句话：“咱们在这儿有什么可害怕的，院子里我们有狗，全世界我们有市场。” (文/邱晨)

　　电影

　　功夫才是硬道理

　　在全球对抗好莱坞的大背景下，中式功夫片的偶尔突围，只是一场花拳绣腿式的局部胜利。

　　“在多数电影缺乏好故事、好营销手段的情况下，只有动作片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好莱坞电影《杀死比尔》的武术指导陈虎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功夫片成为中国电影的唯一标签的？从《黑客帝国》中尼奥身手利落地躲避飞来的子弹，到《尖峰时刻》中成龙的奇趣功夫加上美国式插科打诨，再到《卧虎藏龙》借着飞檐走壁与中国意象拿下了奥斯卡和巨额票房，中国电影能在世界露脸的只有功夫片。

　　在1994年至2004年10年间，在美国取得票房前十名的亚洲电影中，排名第一的是2000年的《卧虎藏龙》，逼近1亿2810万美元；第二是2004年的《英雄》，票房为5000万美元；第三是1996年的《红番区》，3240万美元，三部都是功夫电影。反观功夫片以外的题材，能走出国门，在世界上造成影响力的少之又少，张艺谋导演的金牌投资人张伟平说过，《英雄》之前，中国的文艺电影只能出现在唐人街的录像厅里。

　　在西方人眼中，“武侠”甚至都是一个陌生字眼，“功夫”才是硬道理。陈虎在拍摄《杀死比尔》时与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讨论过中国：“他所有的中国兴趣都来自于功夫片，对它的了解甚至要超过我。”陈虎进一步解释说：“我以前在美国讲学，只要稍微触及深一点的东西，听讲的人就茫然了，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和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他们更喜欢功夫。西方人更喜欢简单、直接，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人的元素。比如印度电影，它只需要歌舞就可以迅速捉住观众。而所有的中国文化中，功夫有直观的东西可供欣赏。再配上一个好的故事，它就能产生商业上的效应。”

　　虽然从数字上来看，2004年是中国电影的一个丰年——先后在24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中国电影展，展出国产片240部次；155部次国产片参加了55个国际电影节，12部影片在14个国际电影节获得16个奖项。但是，这些电影仅仅也只局限于“影响”，而没有实现大规模“销售”。

　　就中国电影自身的产业比例来说，21世纪初，中国13亿人口，电影年产80部至90部，约等于美国的六分之一；同时，中国电影的年综合产值10亿人民币，仅为美国的千分之一。中美电影产业规模与产业效益之间的反差难以估量。

　　“中国有很多电影在国际上获奖，但没能进入主流市场，这不是我们造成的。而是题材、表达方式没有国际化。”在好莱坞摸爬滚打多年的陈虎说，“因为国外观众看不懂一些其他题材的电影。对于他们来说，看一部电影最重要的是寻找一个有兴趣的点，中国的很多电影都不能提供这个点，很快就会让老外泄气。”

　　相反地，功夫巨星成龙却对功夫电影占领市场的现状忧心忡忡，“不要以冲出去为荣。我们可能连自己的市场都守不住。”他说，尽管中国功夫人才济济，但西方电影工业发达，携市场、资金、技术、语言等等优势，很容易后来居上地把中国功夫电影的资源“收编”过去，再加以高明包装，最后用大价钱卖给全世界。

　　“西方人对风水、太极等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如果有电影涉及到这方面题材，并且包装好的话，或许会成功。实际上，制作电影的时候，已经不能单纯地考虑国内市场，海外，至少是东南亚市场应该包括在内。这样做，和国际接轨的可能性大些。”陈虎说。

　　成龙则说，语言是各国人民沟通的大障碍，所以“动作”成为了“世界语言”，动作片在世界受欢迎就是不要听对白，就是看身体语言，看我们真的动作。“如果其他国家的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学了中文以后不单看功夫片，还可以看纪晓岚，会有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中国，看我们的长城，了解我们的文化，以后不仅是中国功夫片冲出全世界，文艺片和电视剧都可以冲出全世界。” (文/胡斐)

　　电视

　　睡在四大名著上

　　“韩流”不仅打入国内市场，还冲击了国产电视剧的海外市场。国产剧的海外市场越走越窄。

　　2005年年底，一则“中国电视剧《雪域迷城》史无前例地挤进欧美荧屏”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确实，中国电视剧卖到东亚、东南亚或者中东都不算新闻，中国电视剧在这些地区向来以价廉物美著称；但能挤进欧美主流市场，为西方主流文化所认可，不仅是所有中国电视人的梦想，也是所有文化产业从业者的梦想。

　　关于《雪域迷城》报道中大事张扬的，当然是它来自美国、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等显赫买家，还特别强调是美国纽约主流电视台的英文频道，以及德国国家电视台和瑞士、法国的主流电视台。不过制片人常莎却坚持不肯透露到底是哪家美国电视台。据说原因是担心别家抢生意，但这种遮遮掩掩的手法却让人怀疑，这不过是一场炒作而已。

　　中国电视业的输出状况，实在不容乐观：电视节目方面，正如中博传媒董事长陈伟明所说的，因为存在着国家电视台，电视台自产自销节目，民营制作的节目要进入电视台都难，更不用说卖出去了。电视纪录片方面，虽说这是国外买家最感兴趣的节目类型，但中国电视纪录片还处在初级阶段，有题材难以对接国外市场、诠释方式陈旧、制作水准较低等一系列问题。

　　相比之下电视剧日子要好过得多，随着国产电视剧制作水准的提升，曾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港台剧逐渐降温，一部《还珠格格》横扫港台、东南亚、韩国，甚至引起了韩国电视剧业界的恐慌，可说是国产剧的一大胜利。但韩剧近年来却成功冲击了亚洲各地的电视荧屏，《大长今》就是一个例证。

　　据《中国电视剧市场研究报告》，2004年，内地电视剧外销在美国、日本等非华语国家和地区的销售比例明显上升，但港台、东南亚等传统外销地区的份额却萎缩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剧在这些地区的冲击。此消彼长，国产电视剧的份额自然下降。

　　说到最受欢迎的中国电视剧类型，还是首推历史剧。根据2005年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上透露的数字，2004年我国电视剧海外销售总额是1亿人民币，销售的主要剧目是《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有媒体在报道时不无刻薄地说道：“也就是说，中国电视剧海外销售一直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的四大名著系列上睡大觉。”而近年来卖得最好的历史剧是《成吉思汗》，广州俏佳人文化传播公司在去年10月的戛纳电视节上把《成吉思汗》成功地卖到韩国、土耳其和中东，据他们的工作人员表示，今年4月他们还打算带这部电视剧到戛纳参展。

　　中国电视人没少参加国际性的电视节。2004年戛纳电视节，国内特地组织了包括海岩剧、金庸剧、涉案剧等在内的多部作品参展，但最后都铩羽而归。一方面，人家觉得历史剧最有“中国味儿”，另一方面，其他电视剧类型我们确实技不如人。(文/谭山山)音乐

　　比中国足球牛多了

　　世界音乐向中国输入了打口CD，输入了三大男高音，输入了摇滚；而中国音乐正在试图向世界输出新民乐、钢琴家和东方文化。

　　1955年，当傅聪站在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领奖台上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是以一个“好的学生”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他的父亲在《傅雷家书》中告诉孩子：“(才华)并不是我的天才，而是要归功于我的东方的根。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人和自然对抗，人和人对抗，艺术家和听众也对抗……而我们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

　　这是中国人对自己进行音乐观念教育的开始，更多时候，中国的音乐人扮演的是“好学生”的角色。毕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大学生的教育始于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此后的十年，当今享誉世界的中国音乐人正在苦练内功，他们包括：谭盾、余隆、郭文景、瞿小松、叶小纲、陈其钢等人。

　　1990年，美国国际新音乐作曲家比赛委员会授予何训田的作品《天籁》1988-1989年度唯一的“杰出音乐成就大奖”。这是中国流行音乐第一次为世界所认知。《天籁》迄今一共只演出了三场，引起国际音乐界的关注。而由他创作、朱哲琴演绎的《阿姐鼓》则是国际唱片史上在全球发行的第一张中文唱片，这是中国音乐向世界输出的第一份产品。

　　自出版发行以来，《阿姐鼓》获得国际和国内二十多个奖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知道何训田，是因为他的《阿姐鼓》。《纽约时报》评价道：“《阿姐鼓》使中国人实现了让其音乐走向世界的理想。”

　　与此同时中国流行原创音乐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新民乐创作也开始寻求突破，其中最被人诟病却又最成功的莫过于女子十二乐坊。“乐坊这个奇迹在日本市场是从来没有过的，连喜多郎、坂本隆一都只能卖20万张，乐坊是200万张。”创造了这一奇迹的音乐策划人王晓京说。

　　一方面，马友友的《丝绸之路》、谭盾的《卧虎藏龙》等取材于中国传统民乐的作品在世界上赢得了极高的评价，另一方面，王晓京领衔的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日本Platia株式会社已开始合作开拓女子十二乐坊的新市场：北美市场。他们的期望是：女子十二乐坊不仅代表中国音乐形象，还代表东方音乐形象。

　　可以说，中国音乐的输出正在通过两方面的努力尝试着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一边是中国正在向世界贡献诸如郎朗、李云迪这样的演奏大师，另一边是女子十二乐坊所代表的新民乐运动，用贴近市场的方式走向国际。

　　而维也纳中国新年音乐会从2001年起，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在国际上营造了中国音乐的一个“堂会”。

　　另外一名世界级大师、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虽说不是在国内长大的，但他却虔诚地说：“感谢我的祖先，给了我那么多艺术的灵感。”比起前辈，马友友以其独特的东方文化素质，把大提琴演奏发展到新境界。

　　郎朗，这位年轻的钢琴演奏家，被认为是古典音乐在当今时代最理想的诠释者。他曾被美国《民众》杂志评为“将改变世界的20个年轻人”之一。郎朗说：“中国人能弹成钢琴家吗？我也用我的实力做出来，我能当。”这种励志式的话语，引发了中国当代青少年的钢琴家庭教育狂潮。

　　比他更年轻的李云迪 年仅18岁就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金奖，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向世界输出的最年轻的优秀演奏家。

　　真正要向世界输出中国音乐，其道路还非常漫长，它更像是一部“西游记”的音乐剧，指挥大师余隆曾带领107名演奏家，走遍北美及欧洲7个国家22个城市，中国交响乐团首次大规模的环球巡演在2005年首度实现。

　　余隆认为，几十年以后，中国交响乐团是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乐团的。虽然还存在差距，余隆却说：“中国音乐比中国足球牛多了，应该让国人了解他们在国际上的成就。”

　　旅美作曲家谭盾长期不在国内，他是当前最活跃的世界作曲家之一， 然而，伦敦《独立报》一位乐评人却称谭盾是“在世界音乐与他老家的唱片店之间的文化盗窃行为，他在猖獗地抄袭”。 谭盾的老家当然在中国，面对这种带有地域歧视的批评之辞，他回应道：“我利用西方和东方的文化来传达我的意思，这是关于人类文化传承的事情，不同的民族在一起能制造出更漂亮的孩子。” (文/孙琳琳)

　　时尚

　　土品牌也有春天

　　中国要想成为世界时装独特的目的地，需要有独特的品质和趣味。喝洋墨水并不能说就是坏事，“土”不要紧，时尚也需“师夷长技以制夷”，“洋为中用”才是硬道理。

　　当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把8亿件衬衫和1架空客A380放在等同位置上，流水线式大批量廉价成衣就成了中国时尚的一种痛；当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的帽子堂而皇之地扣上来，但属于中国本土的奢侈品牌还停留在襁褓阶段；当好莱坞新贵和英国王室都开始青睐Vera Wang和Jimmy Choo，却也始终墙外开花香在外，即使飘过来，也早变了味。

　　2004年10月，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的首次中国之行，并没有对任何“中国纪念品”产生兴趣，而是走进了上海襄阳路附近的一家小店，在4个保镖的簇拥下，挑选了4个A货手提包匆匆离开。中国并不缺少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更多的还是一种“东方化”的气质，走向世界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近几年把民族元素煽乎得热热闹闹的Shanghai Tang，在被瑞士历峰集团收购之后极力撇清与“本土”的关系，不厌其烦地向所有中国人宣传：我们是成功运用了中国元素的世界品牌。意思是喝了洋人的奶，就不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娃了。最初在香港人邓永锵手中的Shanghai Tang，卖的是真正的“土”货，包括毛主席头像和“文革”时期的蓝布衫，最终也只是停留在旅游纪念品的高度，无法再往上拔。历峰给Shanghai Tang注入了国际营销的概念和设计，一下子就一飞冲天。

　　2005年10月29日，台湾品牌夏姿·陈悄悄进驻了上海外滩9号，整个儿拿下了古色古香的轮船招商总局大楼。夏姿·陈品牌总监王陈彩霞说，“夏姿”二字来源于“华夏新姿”的寓意，这个看上去似乎土得掉渣的名字，用的也是仿中国古董提花布、绳股绣、织锦缎、双色缎，结合手绘、蕾丝、绣花、水晶装饰、毛料与斜纹绸，以较为宽松的H箱型线条和维多利亚式合身与中国服线条为主要轮廓，被国外媒体形容为《危险关系》与《花样年华》的结合体。这个1978年在台湾创立的高级时装品牌已于2001年在巴黎设立了专门店，曾被伦敦《金融时报》评为2004年度热门时尚品牌之一。而它最负盛名的特色竟然是棉袄，并且用的还是鲜艳惹眼的撞色调，有大派利市之意。初来乍到时，曾经令某些时尚人士大惊失色，但随即就受到台湾从上到下各界人士的青睐，一些名人政要的太太们，非夏姿·陈不穿，因为这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品牌。(文/胡斐)

　　旅游

　　中国旅游业的难题

　　中国开始成为世界游客心目中的最后一块热土，但中国旅游业的前景，却不容乐观。

　　德国《谈天说地》杂志试图向公众推销最热门的国际旅游路线，他们引用了罗盘旅行社总裁的话：“中国(线路)十分畅销，就像刚出炉的小面包那样被抢购一空。”但去年一年，中国境内德国游客的数量还是位居美加之后，根据中青旅入境旅游总部的统计，近水楼台的香港人继续担当着入境游的主力军，而增幅最大的人群来自欧美，共有2000余万人次光临了长城和布达拉宫。

　　对于中旅国际和中青旅这样的大型旅游公司而言，入境游的利润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丰厚。中青旅的信息部经理杨寅立承认出境游的利润远远高于入境游和国内近线，除去市场的因素，杨寅立认为外资旅游不能参与出境游业务为中国本土旅行社赢得了很大的利润空间。而入境游的情况则显得特殊，“价格不像前两年那样低得离谱，几乎零利润，但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提升。入境游最开始的时候，国外旅行社往往会先在中国找一间旅行社作为代理机构，再由这间代理把来自世界各地的团派发给当地旅行社进行接待，这个时候，作为代理的中国旅行社会获得相当好的商业报酬。”但随着中国成为最大的旅游客源国之一，彼此之间的熟络和知根知底已经让国外旅行社放弃了这种合作方式，“他们现在基本上是直接和当地的旅行社签合同，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的费用，对于他们而言降低了成本，另一方面，中国旅行社的利润也降低了。” 杨寅立认为利润的杯水车薪是中国众多旅行社将入境游部门承包出去的原因，“除了几间大型的旅游公司，这样的部门被承包的很多，费用可以低廉到3万元一年。”

　　在国家旅游局的年度盘点中，2005年中国旅游市场的国内旅游收入达到了5286亿人民币，而国际旅游收入仅为293亿人民币，和4176万人次的入境过夜旅游者的基数相比，创造的价值差强人意。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为入境游客最为流连的中国城市，据旅游局的统计，在这四个城市以及沿海地区，国外游客的平均消费可以达到1200美元/人，而在内陆地区，哪怕是成都和昆明这样的省会级城市，游客的消费水平仅能达到沿海的50%。杨寅立认为这种两极反差只有一小部分是由于物价的差异造成，关键的问题在于“为外国游客推出的很多旅游线路都不具备盈利的能力，在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和第四大旅游客源地，而国家旅游局将这个目标乐观地提前了一年。但在外资进入和利润空间挤压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旅行社很难在美好的远景前做兴奋状。存量初具规模、增量前景看好的中国旅游市场，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专卖店。尽管目前进入中国的18家外资旅行社几乎全部处于亏损状态，这似乎能让业界集体放心。但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承认，对外资“解禁”是早晚的事，对于中国的旅游市场，它只能实行短期保护作用。这个说法得到杨寅立的认同，他说其实很多同行都和他一样习惯把中国旅游和中国旅游业分开看，就现状来看，他看好中国旅游，但对于中国旅游业，他很难给出判断。(文/胡尧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