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性比独创性重要一百倍

　　仅有土特产是不够的

　　没有配备得当的文化软件，任何看似强壮的硬件系统都将分崩离析。相对硬件制造，中国文化软件打造显得更为迫切而长远。中华文明的兼容特性提供了文化整合的前提，一方面要取势全球，另一方面又要重新找回自己的传统。无论企业、个人、家庭或国家，选取文化软件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用。

　　文/肖锋 图—马岭/新周刊

　　每年春节刚过，潮水般的农民工涌出广州火车站。那是一张张茫然而略带希冀的面孔。如果他们有幸不被火车站猖獗的“背包党”卖猪仔，将奔向遍布珠三角的各色工厂，这个由烟囱和标准厂房构成的“中国制造”的母体。那里是狭窄的宿舍、封闭的车间和紧张的节奏，农民工们计件工资，他们工闲唯一的乐趣就是蹲在士多店门口看插播众多广告的电视连续剧。

　　这就是崛起的中国的一幅图景。另一幅图景是远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和“印度”成了本届关键词。全球权贵们都欲在这个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分一杯羹。中国制造这架经济增长的高速火车上，贴满了跨国公司的LOGO。难怪西方媒体评论说，中国崛起了却鲜见中国企业的身影。更重要的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展示给世界的只有硬件、没有软件。所有运行效果良好的软件都由西方植入，从个人到企业和社会。这不禁令人想起一派海外观点，认为中国目前的GDP增长完全源于赤裸裸的市场和劳力，这种中国制造模式不能持久。“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之时，老辣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出书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这看似一个为肉食者谋的大命题：中国模式能持久吗？与“中国威胁论”同样甚嚣尘上的“中国崩溃论”，会不会像当年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炒家索罗斯预言东南亚金融风暴那样，在某个时刻沉重落下？

　　好看的是数字，不好看的是人际关系

　　一个5年没领到薪水的河南农民工，驾驶一辆抢来的出租车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疯狂撞死撞伤9人。问为何选择这条热闹的商业街，该名叫艾绪强的农民工在法庭上振振有辞，“王府井是富人们买东西的地方”。此类“鱼死网破”的案件屡见诸于报端。当下社会无不弥漫着某种死磕气氛。农民工跟包工头死磕，员工跟老板死磕，网民跟经济学家死磕，导演跟戏说者死磕，绯闻女友跟大腕死磕……经济增长每年都在百分之八九，而全国抑郁症患者也越来越多，最新统计显示达2600万人。3月21日“国际睡眠日”广州公布调查有七成人“睡不好觉”，中国正成为“睡不着的国度”。有网民道出热爱韩剧的心底：韩剧里的人都蛮幸福知足的。而我们缺少这种感觉。

　　就当下的文化生态而言就是一个“乱”字。“以人为本”之所以成为宣传口号，那是因为实际上是“以钱为本”的地方太多了，医院、学校、垄断行业、房地产……成功主义成为当今励志的第一关键词。安迪·沃霍尔的“每人都能成名15分钟”成为新生代们的座右铭。只要成功、成名，一切在所不惜。

　　中国人用西方的情人节来表达情义，用感恩节表达感恩。为重拾“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现代私垫悄然兴起了、又在一片质疑声中淡出了。没办法，大的文化生态不好，反差太大难以说服下一代。商家经常把经念歪，比如搞耻感训练，让员工列队低眉顺眼地向路人问候“你好！”或当街大声朗诵十遍《三字经》。

　　在这种扭曲的文化生态中，企业只好致力于内部的营造。三亚天域酒店把四书五经教义写在灯笼上，苦心在员工中营造一份和谐。该酒店老总认为，当今社会，男的浮躁，女的蛮横，思想上巨大空白使各色邪教乘虚而入。想来想去还是孔夫子，所以天域中餐厅里挂着“子曰”的红灯笼。相反，当部分企业界致力于将传统学以致用之时，迂腐的学界却在争论不识时务的话题。重拾传统不是一个回不回到“五四”的问题，分明是一个紧迫的社会控制问题。

　　最早将“软实力”概念介绍到国内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提请记者注意，“十一五”计划中体现为“三力”：综合实力、竞争力、凝聚力，应该说是“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和谐社会”就是国家的“软实力”。国家只有软实力提升，其文化、价值体系有吸引力，其他国家才会追捧你。

　　一位太极武师对“和谐社会”提出了质朴的阐述，和谐不是简单的力学平衡，关键在个体内部，不修身无以致和谐。传统能内明外用，关键在于推己及人。

　　贩卖中国，仅有土特产是不够的

　　中国给全球人的形象是什么？是成龙加章子怡加姚明，再加一堆“中国制造”廉价货吗？在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中国似乎只会贩卖土特产，展馆设计最土，产品最土，理念最土，不懂驾驭世界最顶尖潮流，连自身传统元素也用不好。

　　忙着著书“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提请人们关注“文化赤字”问题。与贸易顺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文化逆差，令中国制造“香”不起来，因为“只有文化大国，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你就开始拥有了谁”。所以别国在中国连年上演的走马灯似的英国年、法国年、意大利年、俄罗斯年才会不惜血本。

　　反观中国，不仅文化出现赤字，恐怕连文化身份都将失去。欧典“行销全球80多个国家，源自德国的著名品牌地板”被揭假一案，及众多所谓“欧陆风情”现象都从侧面证明，我们的文化信心出现了问题。

　　“韩流”盛行，三星取代日本索尼成为亚洲第一品牌，及中韩申遗之争，这三者背后是同一件事。韩国人不仅读懂了中国儒家文化，也读懂了世界潮流，三星甚至设立了自己的艺术学院和设计学院。韩国人将“偷”去的好东西拿回来展现给物主，使人产生某种久违了的感觉。韩国人今天可以不承认中医而改头换面叫韩医，说明文化上的游戏规则是发明人并非一定拥有最终市场。就像中国人发明豆腐，可现在做得最好的却是日本人，超市货柜里热卖的是日本豆腐。

　　韩国人“为我所用”的策略树立了榜样。找回自身的文化信心是首要的，然后再去大胆利用他人成果，而非反之。系统论认为，再粗糙、简陋、迂腐的价值体系都要好过没有，缺乏定力的系统迟早要崩盘。没有定力，我们将沦为飘的人、飘的企业和飘的城市。传统是牵在手里的那根绳子，借全世界的风把风筝放到高处去。

　　实用是检验文化软件价值的唯一标准

　　英国间谍片《蛇》的开场白用了《孙子兵法》，该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谍报人员必读本。日本企业最早将《三国演义》引用到企业管理。这些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化被他者利用的例证。可中国人自己到21世纪初才回过味来。

　　我们对传统的利用只零星散见于个别企业案例。获得“2005亚洲最佳商业领袖奖”的海航总裁陈峰以《菜根谭》为“干部手册”管理中层，国学大师南怀瑾写序，“咬得菜根则百事可为”，提出“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义致利”。当然，这并不妨碍海航用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分权到位等西式兵法，否则难以吸引西方资本大鳄索罗斯青睐。就像张瑞敏用禅宗启迪企业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也会用德鲁克“创新就是创造一种资源”一样。

　　文化软件姓中还是姓西，这不是问题，将什么软件整合进来才是问题。无论企业、个人或国家，选取文化软件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用。为此，自身软件的兼容性决定整合的成败。兼容性应比独创性重要一百倍。尤其世界扁平化之后，创新可以在全球任何一点重新组合，谁能兼容谁就是集大成者。

　　而那些经几千年历练而成的老文化软件只会像常识一样起基础作用。迄今为止，传统文化对企业的价值似乎仅限于“用人术”。在现代组织科层制化的进攻下，传统的血缘制、家族制土崩瓦解。杨振宁曾指对权威和传统的过分尊重妨碍了创新精神的发挥，过度谦逊的做派又不利于科技交流。李光耀晚年感叹，儒家文化并没有帮助新加坡制造出一家像样的国际型企业。跨国公司和海归们带来新游戏规则，带来创新文化、创业文化这些传统文化稀缺的软件。跨国并购必然伴随文化整合。华人首富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从家族制转向国际化正好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在2003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记者问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美国凭什么在未来维持领导地位”，鲍的回答是“靠软实力”。现在，这个问题变成了“中国凭什么在未来维持发展优势”？答案只能是靠软中国。文化是未来的经济。在当今各种文明不断冲突和角力之中，兼容整合者是最终胜者。难怪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瑟夫·奈创造的“软实力”一词15年后才大热。

　　在去年《新周刊》作的“中国欲望榜”调查中，排名前三的依次为“有更多的钱”、“中国强盛”和“周游世界”。这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回事。欲望是强烈的，关键是实现手段。中国人能够找到足够管用的文化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