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视点:有一面旗帜在这里飘扬

　　从成立之初的南洋公学到现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已经走过了110周年。在110个春夏秋冬中，上海交通大学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政府三个时代。那时，中国大地危难深重、外国列强横行霸道，国内派系之争不断，上海交通大学广大师生在坚持办学、力争实业救国的同时，积极参与到寻求革命真理的洪流中去。他们不屈不挠，几乎参与了中国所有重大的爱国主义行动。他们在逆境中呐喊、在逆境中奋起、在逆境中成长，在中国近代史上演绎了一曲又一曲动人而悲壮的爱

　　国主义战歌，被誉为“民主堡垒”。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上海交大获得了新生。学校把爱国主义教育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交大率先在全国实行了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并取得了成功。1984年，上海交通大学管理改革的经验被载入六届三次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悠悠岁月，上海交通大学能够为中华民族培养出大批的优秀人才，为中国的科学进步与发展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究其原因，那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始终把学校的兴衰与国家的兴亡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把飘扬着的爱国主义大旗，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横跨三个世纪办学精神中的一条主线。

　　为国储才创立南洋公学

　　光绪22年(1896年)，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外国列强横行霸道，面对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清朝洋务派代表盛宣怀提出“兴学强国”的主张。认为：“自强自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于是他上奏朝廷，提出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以培养高等专门人才。他的这一为国储才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

　　1896年，中国在南方的第一所大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正式成立，并相继设有师范院、外院、中院。南洋公学成立后，主要是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教育思想来办学的。在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次师范院的招生考试中，从各省前来应试者有数千人，最后录用40名，都是20至35岁的青年，其中很多是举人、廪生和贡生，确实是当时社会上的俊彦者。再经过两个月试读考试后，按成绩分为“五层格”进行培养，其中有3人被淘汰出校回家休业。经过这一系列的招生、录用、考试、淘汰、培养后，为国储备了第一批可塑之才。

　　谱写《警醒歌》唤醒国民忧患意识

　　南洋公学师范院是中国第一个师范教育机构，开创之初共招生3次。在这批人中，有的学生数月后即被挑选到海外深造，有的成为外院的教习，并自编了大量的教材，这些课本成为了我国首次自编自印的中、小学新式教材而受到国内新式学堂的欢迎。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唤起国民的忧患意识，中文总教习张焕伦还谱写了《警醒歌》。这首歌曲共分为4章，其主题就是：中华民族要自强不息，永不当亡国奴。此后，这首院歌，成为了南洋公学全体师生人人会唱的爱国歌曲。《警醒歌》也成为了中国高等院校第一首具有强力爱国主义色彩的校歌而载入史册。

　　开设“特班”求救国之知

　　1901年，学校开设了“特班”，以加速国家对从政人才的培养。通过考试和面试，学校从社会上招入42人为“特班”学生，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亲任“特班”总教习。蔡元培常对学生说：“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现在中国被各国欺负到这地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于是“特班”除了学习数学、中文以外，还选择了英文、日文、政治、哲学、文学、经济、外交、国际公法等课程。为了使同学们走出校园后，能够用语言唤起民众，学校还开设了“演说”课程。通过学习，“特班”黄炎培等多数学生都成为了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一批从“特班”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他们之中，有政治家、教育家、出版家、科学家等，为探索真理和中国的前途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墨水瓶事件”成为中国学运史上的先声

　　除了开设“特班”以外，学校也开设了政治班、商务班，学生们在通过学习西学西艺后，逐步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萌发了反封建专制压迫，要求民主自由的思潮。1902年，被称为中国学运史上“一声霹雳”的“墨水瓶事件”在南洋公学爆发了。11月5日，公学5班上课时，文科教习郭镇瀛发现师座上有一只洗净的墨水瓶，认为学生是在诬蔑他“胸无墨水”之意。于是通过校方开除了5班全体同学，这一专制武断的做法，引起了全校同学的强烈不满，几经与校方交涉仍不见效后，11月16日，全体同学以班级为序提着自己的行李，高呼“祖国万岁”的口号，秩序井然地退出学校。素有民主思想的蔡元培也愤然辞职，在教育会负责人章炳麟等的支持下，当即成立“爱国学社”使退学学生得以继续学习。这次学潮，交大200余名学生全体退学，造成教室皆空，后虽经多方劝说，有少数人返回学校，但退出者仍有145人之多。这次学潮是中国学运史上的首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得到了社会进步人士和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和高度评价。

　　交大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取得节节胜利。消息传到交大，爱国师生表示积极支持。由校友钮惕生领导并有交大许多学生参加的学生军，配合革命军英勇攻打了有清廷重兵把守的上海制造局，其他学生也冲出校门，占领了“李公祠”(李鸿章祠堂)，并把李的铜像打翻在地，学生们还为上海刚组建的革命军募集军饷，支持革命军,为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政制建立了功勋。至孙中山讨袁二次革命，交大虽也有部分学生参加到这一革命行列，但不是以学生军的名义，而是个人行动。上海交大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的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上海交大学生军的战斗故事也在上海市民中广泛流传。

　　“五四运动”中的交大学生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但没有取消，而且对我国的侵略日趋扩张。而中国的军阀政府竟节节妥协退让，并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消息传来，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学生揭竿而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要求严惩卖国贼的爱国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5月6日，上海交大学生召开全校大会，一致通过开除原上海交大学生，后驻日公使亲日派章宗祥的校籍。并与上海17所大中学校联名发出通电，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抗议军阀政府迫害学生。5月7日全校六百余人参加上海国民大会，并在会场上进行了演说。在游行中交大同学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高呼着“争还青岛”、“挽回国权”、“声讨卖国贼”、“誓死力争”等口号。在此期间，交大第一个学生组织———南洋公学学生分会也正式成立。交大学生还分散深入到街头、工厂、农村进行宣传演说以发动民众，同时还结合进行社会调查。由于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以及历史上“墨水瓶事件”的影响和辛亥革命时交大学生军的革命行动乃至这次对卖国贼章宗祥的鲜明态度，交通大学在上海的斗争中起到了领头羊作用。五四运动后交大学生还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办工会，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的早期骨干。

　　孙中山两次来校演讲 对交大师生爱国行动给予高度评价

　　1911年11月从国外赶回上海的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在赴南京就任前，他风尘仆仆来到交大，并发表重要演说。孙中山先生对交大师生的爱国行动十分赞赏，同时也寄予厚望。他提出宏伟建设蓝图，迫切需要工程技术人才，而当时，上海交大是我国唯一的大量培养交通人才的高等工科院校。他勉励交大学生要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国家交通事业的先锋和国家的栋梁。孙中山的演说历时两个多小时，他的演说内容也是他就任总统后，施政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19年，孙中山再次来到交大发表演说。此后，又为交大《南洋周刊》题写刊名，并为交大《技击部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册》题写了“强国强种”四个大字。孙中山两次莅临交大演讲，极大地鼓舞了交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在以后的一系列爱国运动中，交大师生始终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

　　上海交大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促成了我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的发展。富于革命传统的交大学生，无论在校内的多次学潮中，还是在校外的反帝爱国运动中，都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1925年，上海交大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正式建立，从此，交大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更加有序、更加蓬勃地发展。从思想斗争转入到政治斗争，从一般学潮转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在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在震撼世界的“五卅”运动中，在抗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中，交大学生英勇善战，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斗争中，培养了一代新人，为中国革命和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输送了大批新的骨干力量和优秀人才。

　　交大学生在五卅反帝斗争中写下光辉篇章

　　1925年，共产党员顾正红领导工人群众与日本资本家斗争，竟遭到反动派枪杀。这一惨案激起了上海工人的反日罢工和广大人民的反帝怒潮。上海交大学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有组织地积极参与到这场爱国运动中来。他们和上海其他高校的学生一起，英勇不屈。在大街上只见白旗挥舞，传单满天飞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声此起彼伏。5月30日下午，持枪英帝巡捕向徒手的群众队伍开枪，顷刻之间伏尸满地，血肉横飞，当场被打死的爱国学生有何秉彝等12人，重伤15人，被捕13人，交大附中年仅17岁的陈虞钦同学也英勇牺牲。此后，附中学生吴恒慈，为此忧愤而死，这就是震撼全球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上海交大学生主持了紧急会议，通过了通电全国各学校，各团体，要求声援，并要求商店罢市、学校罢课。后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从6月1日起，上海“三罢”斗争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五卅运动中，上海交大学生英勇斗争的行为，体现出了学生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在五卅运动反帝斗争的篇章中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交大学生掀起抗日反蒋怒潮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武装侵略。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绝对不抵抗”的政策，使我国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迅速沦陷，三千万同胞呻吟于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之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交大师生立即掀起了抗日反蒋怒潮。

　　9月21日，交大学生自治会召开了全体临时紧急会议，通过组织抗日特种委员会，号召“一致共赴国难！”并组成宣传队，分别在徐家汇、华龙、高昌庙、陆家浜、十六铺、闵行、北站等地进行宣传演讲。

　　9月24日上海学生联合到南京请愿，交大五百多学生积极参与，走在请愿队伍的最前面。交大抗日会也移到南京办公，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

　　在此后的驻沪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中，交大学生同仇敌忾，全力以赴，张家瑞、徐威、陆家琛、庄德祖等同学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英勇打击敌人，荣获义勇军纪念章。为了救护伤兵，宋庆龄、何香凝主持创立了国民伤兵医院，借交大“执信西斋”作为院址，并由交大派职员协助管理，成为十九路军的后方医院。在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交大许多学生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先锋战士；有的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参加了革命队伍；有的直接走上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成为英勇的民族战士。

　　抗日时期交大创办重庆分校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芦沟桥事变，对我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八·一三”事变。上海地区顿时战云密布，濒临沦亡。1928年至1936年有了较好发展的交通大学，又面临着严重危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交大师生为保存学校，曾一再要求内迁，皆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9月底，日军大量增援上海，战线由东线逐渐西移，并逼近徐家汇。10月11日，交大在炮声隆隆中开学，大多数师生员工均按时来校报到。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西迁路线完全被切断，交大已失去内迁可能，不得不多方设法在法租界内维持上课。

　　由于国民党政府不同意交大内迁，致使交大一再失去内迁时机。上海失守后，交大校舍被日寇强占，交大师生为挽救学校，只得暂时借居在法租界内维持上课。至1940年秋，由于后方抗战和建设急需交通工程人才，经交大一批老校友热心奔走，在四川重庆小龙坎筹建交通大学分校，后又逐渐扩建、发展，于1942年8月在重庆九龙坡建立国立交通大学本部。重庆国立交通大学沿袭了三十年代交大办学优良传统，在艰难困苦中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

　　在护校洪流中交大学生开着火车去请愿

　　1947年春，国民党宣告与中共决裂，并派大军进攻延安。国内和平的希望已经断绝，内战的规模越来越大，教育事业也遭到了严重的危机。就在这时，教育部长朱家骅下令交大停办航海、轮机两系，取消一个学院。消息传来，交大师生员工激愤异常，坚决反对教育部摧残交大的行为。同学们贴出了要求学生自治会采取护校行动的签名书，很多教授和校方上层人士也纷纷签名，支持学生的呼吁，声援护校。

　　5月13日清晨，50多辆大卡车满载着交大二千多学生和食宿用具向火车站出发。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惊恐万状，当天上午，上海北站戒备森严，同学们在得到车站职工们的支持下，顺利地进行入站台，跳上了货车车厢，并在车厢外刷上“国立交通大学晋京请愿团专车”的醒目标语。车厢里坐满了交大的学生，但是没有火车头。怎么办？在铁路工人的协助下，同学们终于在麦根路分站火车库里找到了火车头并驾驶火车头驶进了站台。不久，已挂好二十多节车厢的火车在汽笛长声中出站了。当火车驶近麦根路大场站时，一个急煞车停了下来。原来在前面近百米的地方有一段铁轨已被拆除。于是，交大土木工程系二、三百个同学组成的抢修路轨突击队来到出事地点，有的扛枕木，有的铺路轨，有的敲道钉，很快就把路轨修好了。上海军政当局企图以此阻止交大学生队伍前进，但是都被同学们的勇敢和智慧所征服。火车行驶20分钟后，前面的路轨又被拆离。学生们修复后又继续前进。列车进入真如站，又遭遇相同的状况，这时已是半夜，土木系的筑路队再次展开快速修理。这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乘坐二十来辆汽车迎面驶来，用扩音器向学生们训话。他表示允许航海、轮机两科续办，同意学校经费和员工名额按实际需要增加，担保不开除任何人学籍，并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战斗进行了整整的一夜。翌日早晨7时，几十辆公共汽车满载交大二千多名学生，迎着朝霞凯旋返校。被誉为“民主堡垒”的交大学生开着火车去请愿的“护校洪流”的故事通过媒体也传遍了全国。

　　上海交大学生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战斗中

　　1947年5月，上海交大学生与上海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一起积极响应南京中大“挽救教育危机”运动，于5月17日起罢课。慑于学生斗争的威胁，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人民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并授权各地国民党政府，对于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所谓“必要措施”和“紧急处置”的血腥镇压政策。消息一出，平津一带的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战斗口号，并在大街上散发大量的宣传材料。这些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却遭到了军警的袭击，当场有26人被打伤，重伤者8人，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五一八”惨案。翌日，北京各校学生罢课，抗议“五一八”惨案。上海学生也纷纷响应，派出代表到南京去请愿，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在市区的游行中，交大队伍的前面是交大学生穆汉祥连夜赶画的“向炮口要饭吃”的巨幅漫画。交大学生还将印好的《宣言》、《告同胞书》沿途散发给市民，揭露了反动派屠杀学生的血腥罪行。5月25日，反动军警逮捕了正在街头巷尾进行宣传的交大学生，引起了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强烈愤慨，后经地下党的全力营救，被捕的交大学生终于返回学校。此后，根据党的指示，交大学生开始分头深入到工厂、农村，他们办识字班、办义务学校对工农进行义务教育，传播革命火种并虚心向工农学习，使成批的工农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黎明前的战斗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交大党的组织也不断壮大，从抗战胜利时的10余人发展到180余人，涌现了像穆汉祥那样的优秀分子，在这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候，交大又面临着一场更加艰苦的暴风骤雨的战斗。

　　4月26日，交大地下党获悉一份敌人逮捕交大学生的黑名单。这份黑名单上有党员和积极分子共300名，史霄雯同学赫然列为第一名，敌人可能就在当晚行动。深夜2点，交大红色的校门倒下来了，一辆铁甲车冲了进来,后面紧随着大批反动军警。不到半小时，几幢宿舍的门口都架起了机枪，学校内的交通全部被封锁了。

　　特务们带着武装军警进行了搜捕，50余位所谓有“嫌疑”的同学被抓走。针对这一情况，地下党组织及时指出，敌人的目的是为了破坏革命组织，使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在紧要关头处于瘫痪状态。我们要紧密团结群众，组织人民保安队，配合解放大军，投入到解放上海的斗争。党员和积极分子根据党的指示，对保护学校设备、图书、仪器的工作作了周详的安排，还组成了一支由一千多个同学参加的人民保安队。

　　五月初，解放大军攻打上海。交大学生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团结了大批同学，分散在各自岗位上，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正在此时，共产党员穆汉祥、新青联会员史霄雯被捕了。

　　5月20日，解放军突破敌军外围，向市区进攻。交大地下党接到上级的指示，迅速和交大附近工厂的人民保安队取得联系，用联合行动来共同保护工厂、学校，维持治安、防止破坏。为完成这个任务大家昼夜巡逻值班，粉碎了多起特务的破坏活动。在此期间，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努力，40位同学被营救出狱，还有16人被关押在死狱，其中包括穆汉祥、史霄雯。党组织虽然想尽了各种办法营救，但毫无结果。

　　5月21日凌晨，敌人下毒手了。穆汉祥和史霄雯被押送到闸北宋公园(现闸北公园)深处。他们临刑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

　　5月25日清晨，同学们发现盼望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秩序地坐在街上休息。于是，同学们都高兴地奔走相告：“解放军来了！上海解放了！”他们为保护工厂、学校，维持治安、防止破坏的行动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鲜艳的红旗，在交大校门口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扩音器中传出了雄伟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它号召人们高举胜利的红旗，继续前进！

　　从此，历经沧桑的交通大学，投入到新中国的怀抱！

　　张元济校长编《中华民族的人格》

　　张元济

　　1901年春至夏曾任南洋公学校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张元济耳闻目睹国内一些上层人物苟安贪生、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十分愤慨。他特意从《二十四史》里选录了荆轲、田横等古代豪杰杀身成仁的故事，辑成文白对照的《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张元济在“编书本意”中说：“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这时，因“七君子事件”而身陷囹圄的交大校友邹韬奋在狱中读到此书，写信给张元济，称这本书“实获我心，在国难危迫如今日，尤弥足珍贵”。

　　唐文治拒绝签字

　　唐文治1907年秋至1920年冬曾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堂、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皆为交大当时的校名)校长

　　抗日战争时期，唐文治以70多高龄的失明病弱之身，毅然率领无锡国专师生内迁到桂林，过着艰辛的生活。后因水土不服致病，辗转回到上海租界就医。在上海期间，唐文治生活极为困难。敌伪千方百计胁迫利诱他出任伪交大董事长，并要挟他签字同意。唐文治不为威逼利诱所动，置生死于度外，从容答曰：“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不签矣！”拂袖不顾。词学泰斗夏承焘先生曾为此作《南乡子·倚老吟》词赞颂之，词曰：“龙血战玄黄。初见江楼鬓已苍，摸索能知人几许，仓皇。别语匆匆未敢忘。

　　晚节挺风霜。食粥生涯歌慷慨，惊倒胡儿三两语，光芒！合向坟头篆数行。”

　　叶恭绰用重金购得毛公鼎

　　叶恭绰1921年3月至1922年5月曾任交通大学校长

　　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13年)，毛公鼎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当时“士林瞩目，惊为至宝”。此鼎铸于公元前827年，为西周宣王姬静的叔父毛公所铸，上有铭文497字，记述了周宣王告诫和褒赏其臣子毛公的事迹，是现存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鼎，为我国稀世珍宝。

　　1926年，叶恭绰用重金购得毛公鼎后珍藏在家。其后日本和美国的一些人得悉此事，竭力想得到此鼎。1940年，出走在香港的叶恭绰电召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侄儿叶公超至港，对他说：“已经有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想高价收买毛公鼎，我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用它变卖，不得典质，尤其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以后叶公超曾为毛公鼎事而遭日寇逮捕，被严刑拷打，但他牢记叔父的嘱托，始终没把此鼎交出来。1941年叶公超携毛公鼎秘密到香港，这件价值连城的国宝终于保存下来，至今仍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改革开放敢为人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呼唤着科教春天的到来！上海交大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拨乱反正，锐意改革，率先呼吁否定“两个估计”，率先组团访问美国，率先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并且创建闵行新校区，为建设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开创了学校事业的崭新局面。

　　1977年复职后的邓小平邀请33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在北京举行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海交大吴健中赴京参加会议，并首先提出要否定“两个估计”的问题。在吴健中等人发言之后，邓小平当即说“17年教育战线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文转批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彻底冲破“两个估计”的思想禁区。

　　1978年9月29日，上海交大在中央领导的亲切指导和直接关怀下，成功地组成建国以来第一个高校访美代表团———“上海交大赴美访问团”，他们在美国访问了47天，开辟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渠道。从此，中国大学与世界封闭、隔绝近30年的历史宣告结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交大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破除僵化的管理模式，率先实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国高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民日报》刊登了《上海交大改革管理》。1984年5月15日，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上海交大的管理改革。

　　1984年2月16日，邓小平在上海西郊宾馆接见大厅，亲切会见上海交大主要领导干部和教授、学生代表。对上海交大在改革中取得的成效表示满意。

　　“两弹一星”强国之梦

　　在国务院授予的23名“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中，交大校友占了六名。其中，钱学森是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标志性人物，其他如王希季、杨嘉墀、姚桐斌、吴自良、陈能宽五人，长久以来鲜为人知，他们默默地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钱学森：1960年，在钱学森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王希季：1942年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系毕业。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动力及燃料专业攻读，获科学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系。他是中科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是第一枚探空火箭技术负责人、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设计者、第一枚返回式卫星首任总设计师。

　　杨嘉墀：卫星和自动控制专家，194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他参与中国空间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领导和参加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姿态测量系统的研制。是空间技术分系统的设计师，在我国返回式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方案论证和技术设计中指导研制为原子弹爆炸试验所需的检测技术及设备等重大科研项目。

　　吴自良：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教于唐山北方交通大学冶金系。50年代，用国内富产元素锰、铝等代替短缺的铬，研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钢取得成功，对建立中国合金钢系统起了开创作用。60年代，在困难的条件下，冶金所承担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任务，与原子能所、复旦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联合攻关，组成第十研究室，他兼任该室主任，主持这项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探索和反复试验，于1964年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

　　陈能宽：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6年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毕业。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工作中，主要组织领导了核装置爆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1985年获三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姚桐斌：194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科技创新振兴中华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交大面向经济建设，承接了大批科研课题，为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试制成功了一大批填补国内空白的产品和设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承担了大批的科研项目，主要包括基础研究项目、应用基础项目、应用研究项目、开发项目、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项目等17733项。

　　从1985年-1990年的6年间，交大创纪录地获得了7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平均每年一项多，创造了中国高校科研前所未有的奇迹。

　　1996年后，上海交大每年的科研项目达到1500余项，完成近1000项。突出成就有：研制成功世界上最小的2毫米、1毫米微马达；1998年，以张文军教授为总组长的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工程项目“数字化高清晰度电视功能样机系统”试播成功；1999年，水下工程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研制成功“6000米深海拖曳观察系统”；贺林教授主持的“A-1型短指(趾)症致病原因的研究”，成功破解了人类第一例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的近百年之谜；2004年1月《SCIENCE》杂志发表了颜德岳教授等的论文，在国际上率先报道了宏观超分子自组装现象；2004年交大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和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营养科学研究所的中国第一台“DNA计算机”问世，相关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英文版上；2004年1月，交大药学院周向军“SARS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展”以“同等贡献的第一作者”参加这项研究，《科学》杂志全文公布了中国课题组研究SARS的分子流行病学及解析SARS冠状病毒分子进化规律的最新成果；我国首台二甲醚城市客车问世，对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汽车代用燃料体系，逐步改变汽车能源结构，降低对石油资源的依赖性，保证我国能源安全及环境保护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奉献社会从我做起

　　要想奉献社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首先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2001年起，上海交大组建了“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活动，至今已有22名志愿者奔赴内蒙、西藏、云南等地区进行志愿扶贫服务。交大学子对人生价值地追求还体现在志愿者行动、野外探险……等方方面面。他们永远走在奉献社会的第一线，用热情来点亮自己的青春。

　　2005年的底，上海交大由全校学生自主评选出感动校园十大学生新闻人物。新闻人物评项分别是：年度艺术人物、年度责任人物、年度明星人物、年度奉献人物、年度戎装人物、年度博学人物、年度爱心人物、年度勇气人物、年度神化人物。在他们当中有：支援西部贫困地区的、在科研上取得突出成绩的、舍己救人的、在艺术比赛上载誉而归的、捐献骨髓的、在ACM国际大赛上获得总决赛冠军的、参军立功的、在科技创新比赛上屡获大奖的、靠勤工助学帮助贫困孩子读书的。

　　十大新闻人物的评选在学生中受到了极大欢迎，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向身边的先进典型学习，争做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此后，这一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中央及地方有关媒体对这一活动纷纷进行了报道。

　　1月6日，教育部第5期《教育部简报》全文刊载了《上海交通大学评选出2005年感动校园十大学生新闻人物》。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在简报上欣然批示：“这种做法好，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各高校可用不同办法发挥大学生榜样的作用，加强自我教育”。

　　争金夺银为国争光

　　2005年4月，在上海举行的第29届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赛中，上海交大Spirit队荣获冠军。这是上海交大继2002年获得全球总决赛第一名后取得的又一次殊荣。在上海交大，学生们争金夺银为国争光的事件还有很多：

　　2003年7月，在瑞士因特拉肯“少女峰”国际音乐节管乐比赛中，上海交通大学，以96分获得金奖第一名。这是上海交大管乐团自2001年夺得荷兰凯尔克拉特第14届世界音乐节管乐比赛一等奖后，再度在国际管乐比赛中捧杯。

　　2002年11月，在由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组织的国际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上，上海交大学生研制的“机器虫”获得第二名。

　　1998年3月5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国际

　　在国际航模比赛中上海交大学生荣获金奖。

　　上海交大学生

　　相关专题：交大110周年校庆